提到吴越争霸，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卧薪尝胆的故事，这是课本上学到的。大作家蒲松龄有一幅著名的对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其中下联就提到“卧薪尝胆”。这个故事的确很动人。董铁柱先生《“谎”：〈吴越春秋〉里的忠与谋》这本书，关注吴越争霸中的“说谎”议题。
《“谎”：〈吴越春秋〉里的忠与谋》，
董铁柱 著，中华书局出版
为什么要用“说谎”的视角？
首先读者可能会好奇，为什么这本书要用“说谎”的视角？其一，因为《吴越春秋》这本书的特点。作者指出，这本书长期被归类为稗史或者小说，被认为和《史记》《汉书》相比，有很多的“失实之处”。因此“谎”在《吴越春秋》就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大量描述了吴越争霸过程中的各种谎言，一层是《吴越春秋》的叙述本身就被认为是在说谎。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吴越春秋》的作者和成书背景。
《吴越春秋》的作者赵晔大家可能并不熟悉，我们都知道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其实在汉代学者身上也有很多励志故事。这位赵晔，字长君，会稽山阴人，年轻时曾经做过县吏，奉命迎接督邮。赵晔认为做这类仆役工作可耻，因此扔掉车马走了，转而走到犍为资中县（今四川内江资中县），拜大儒杜抚为师，学习《韩诗》，深入钻研。积二十年，与家里断绝往来，不回去，家里甚至为他办了丧事。而他在杜抚逝世后才返回。州中征召他增补为从事，他拒绝就任。后又被举荐为有道之人，恰好在家中去世。可见赵晔的生平很有传奇色彩，也折射出东汉人的拜师传统。赵晔学习的是韩诗，韩诗是汉代传授《诗经》的重要传统，与齐诗、鲁诗并称。因而他对《诗经》有很深的研究，著有《诗细》，据说东汉末年大学者蔡邕就很欣赏。《吴越春秋》是他的另一部作品。
清雍正十三年果亲王府四色套印刊本《左传》内页
关于吴越争霸的记载，此前记载比较集中的《左传》和《史记》，但是在详尽和连贯程度上不够。《吴越春秋》比起此前的著作，更为详尽地讲述了勾践战败称臣，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终灭掉吴国，实现称霸壮举的整个过程。正是因为过于详尽，所以这本书会被贴上“稗史”的标签，认为里面许多都是赵晔虚构的内容。看上去，《吴越春秋》里的“说谎”行为无处不在，这是历史的真实表现，还是作者的刻意为之？作者想通过这种笔法传达什么？这就为采用“说谎”的视角来理解《吴越春秋》敞开了大门。
其二，作者采用这种新的视角来解读古籍是有底气的，因为一方面，作者的确对传统典籍较为熟悉，比如作者细致梳理了先秦家中“隐”的观念，包括我们最熟悉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里的“隐”就和“说谎”有一定的关系。孔子之外，作者还梳理了重要思想家，如孟子、荀子和孙子等对于“信”（谎的背面）的认识，比如孟子就讲：“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讲“言不必信”，是不是觉得“诚信”不重要呢？只能说，孟子以为，与道义相比，“信”与“果”是第二位的，亦即在极端的情况下，只要符合道义，哪怕不信和不果的行为也会得到肯定。
比如关于孟子，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
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明日，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
对于孟子的行为，我们可以理解为他觉得齐王不能做到礼贤下士，过去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不可辱”，对于“士”的礼数稍有差池，可能就会让“士”感到不受尊敬。所以孟子的高调表现是在捍卫自己作为士的尊严。他的这种做法其实就在维护他所强调的道义。所以说，赵晔的叙述方式是能在先秦经典中找到脉络的。
其三，作者不仅梳理了先秦的经典，还借鉴了西方人研究古典文本的思路。因为作者本身是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的博士，受过系统的西方古典学的训练。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说的，他在课上读了不少古希腊文化的书，发现西方学者对《荷马史诗》中《奥德赛》的主角奥德修斯用“说谎”而复仇成功做过深入的研究。卧薪尝胆同样是一个复仇成功的故事，由此触发了作者以“说谎”为视角研究吴越争霸的灵感。当然作者系统梳理了西方人的一些理论性成果，比如博弈论等，使得这本书的论述有着很坚强的学理依据。
为什么“说谎”无处不在
作者在这本书里可以说建构了一个“说谎”视角的完整认识框架，比如区分主动说谎者与被动说谎者。主动说谎者，很好理解，就是为了达到一个特定的目的而自己说谎。比如不想上班，就说身体不舒服；不想见某个人，就说工作忙。而大家可以想象，春秋人物的“说谎”会为了什么呢？像勾践和伍子胥，肯定都是为了两个字——复仇。伍子胥尤其值得玩味，在复仇楚国，帮助吴王建立霸业后不再说谎的时候，反而失去了吴王的信任，这也是很微妙的事情。
被动说谎，就是配合别人说谎。黑格尔似乎形容普通人在历史上的身不由己时，说他们就像是拿破仑铁骑下的小野花。巨人行走时，怎么会在意脚下小野花的生死？这种说法固然有点悲观，但在吴越争霸中，我们发现被动说谎的往往是些普通人，也就是配合大人物的人。并且，他们的命运的确身不由己，令人唏嘘。
在伍子胥仓皇从楚国逃到吴国的路上，生怕人认出身份，其中有一个渔父帮了他的忙，帮他渡河。渡过河以后，伍子胥为了表示感谢，把宝剑相送，但渔父拒绝了，并且表示知道伍子胥的身份，要贪财的话早就揭发了。这却让伍子胥放心不下，于是走着走着，回过头看看渔父。然而渔父已经把船沉到河里自尽了。
我们不妨推测，假如渔父不告诉伍子胥自己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会不会伍子胥会更放心地离开，渔父就不用以死来证明自己。如此说来，是渔父自己给自己挖了坑？又或者如果从一开始伍子胥就对渔父抱有百分之百的信任态度，向渔父释放一种真诚的善意，那么渔父会不会由此安心，而不会沉船？
但事实上，从一开始，伍子胥应该就有怀疑之心。对于一个逃亡路上的人，心灵必然如惊弓之鸟，这也是人之常情。书里对于赵晔此段描述的意图进行了细致的剖析，认为赵晔的描述表露了他应该同意荀子和萨特的观点，承认猜疑他人是一种本能。但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在于，渔父为什么要用生命来换取伍子胥的安心？自己的生命就如此不重要吗？况且，假如他不自杀，伍子胥应该不会为了消除不安而杀掉恩人。
再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是因为不断说谎而导致心灵价值系统崩溃的悲剧性人物——要离。对于要离，可能大家不那么熟悉，《史记·刺客列传》也没有记载，但在后世的诗歌里却一直流传。比如大诗人陆游就很崇拜要离，屡次讴歌，“生拟入山随李广，死当穿冢近要离”（《月下醉题》），“生无鲍叔能知己，死有要离与卜邻”（《书叹》），死了竟然坟墓要靠着要离！
无锡鸿山三墓(左中右依次为专诸墓、梁鸿孟光墓、要离墓)
要离其实是一个大悲剧人物。公子光杀掉吴王僚，成为吴王阖闾之后，一直很担心吴王僚的儿子公子庆忌，担心他随时来报仇。于是伍子胥推荐了刺客要离。要离设计接近取得公子庆忌的信任，做出了很夸张的举动：不但让自己成为一个只有左手的残疾人，还让吴王把自己的妻儿在市面上焚烧抛弃，制造自己对于吴王阖闾的深仇大恨，取得公子庆忌的信任。然而就在庆忌挑选士兵准备和要离一起去吴国报仇的船上，要离趁其不备杀死了庆忌。按理说，这时要离完成了王命，可以回去接受吴王的赏赐。可是在回去的船上，要离却忧虑重重地徘徊不前，说了一段有意思的话：
杀吾妻子，以事吾君，非仁也；为新君而杀故君之子，非义也。重其死，不贵无义。今吾贪生弃行，非义也。夫人有三恶以立于世，吾何面目以视天下之士？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要离内心的纠结，他为了尽忠，杀掉妻儿，毁坏自己的身体，是把忠作为最高的原则。然而他这么做了，已经不孝不仁。按照作者所说的，“忠”并不是其他道德价值的保护伞，要离也明白自己违背了仁义。但他既然接受王命，必须先完成王命，王命成了他暂时避免这一困境的挡箭牌。但是等他完成王命，原先的道德困境涌现出来，他的心灵价值系统崩溃了，妻儿也已经无法挽回。他无家可归，觉得只有自杀是遵从内心的选择。
“说谎”让普通人身不由己，乃至失去生命的例子还有，就是吴国隐士公孙圣的故事。他的故事证明了一个社会地位地下的普通人如果选择不配合“说谎”会面临怎样的后果。公孙圣隐居十年，一旦接受吴王的征召，妻子为他高兴不已。但是当面对吴王，为吴王解梦的时候，公孙圣并没有说谎，迎合吴王，而是直接指出来吴王的梦是不祥之兆，预示着吴国将被越国所灭。此话当场触怒了夫差，直接命人用铁锤把他打死。
假如公孙圣迎合圣意，肯定会得到很多的赏赐，但他选择了不说谎，于是结果惨烈。所以在当时的社会中，底层人物可能甚至没有说真话的自由。成为“被动说谎者”，是活命的唯一选择。这样的叙述，或许折射出赵晔的某种社会批判意识。
如何看待自欺
我们接下来谈的是“如何看待自欺”。自欺是一种特别的说谎，因为面向的是自己，也就是对自己说谎。在吴越争霸的舞台上，有各种各样的自欺者。我们这里举出一个例子来讨论，就是看著名的延陵季子是不是自欺型的人物。
关于季札，我们一般的印象是高风亮节，文采风流。高风亮节体现在拒绝继承吴国的王位，不贪恋权力。关于他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季札挂剑。就是他在出使中原的路上，经过徐国，国君非常喜爱他的宝剑，但季札因为有外交使命需要用到佩剑，所以不能现场就送给他，但在他心里做出许诺，等到回来路上就把宝剑送给徐君。但是回来路上徐君已经去世，他就把宝剑挂在了墓边的树上。这被视为信守承诺的佳话。
吴彩绘季札挂剑图漆绘盘
就是这样一个君子，从小就被父亲看重，想把王位直接传给他，但是他拒绝了。于是父亲就把王位传给大儿子，但希望大儿子能最后传到季札这里。于是，大哥传给二哥，二哥传给三哥，并且据《左传》里的描述，三个哥哥都带有早点传位给弟弟季札的使命感，甚至在战场不惜性命，想求速死。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在三哥去世了之后，季札仍然不愿意继承王位。于是三哥的儿子就继承了王位，成为吴王僚，但大哥的儿子公子光却对此不满意，于是找刺客专诸刺杀了吴王僚，自己做了吴王，成为大家熟知的吴王阖闾。然后吴国就称霸了，在他的儿子夫差那里又遭遇灭国。这是季札事迹的基本情况。
后世很多人称赞季札的高风亮节，比如苏轼就在文章中写到：
季子知国之必亡，而终无一言于夫差，知言之无益也。夫子胥以阖庐霸，而夫差杀之如皂隶，岂独难于季子乎！乌乎悲夫！吾是以知夫差之不道，至于使季子不敢言也。苏子曰：延州来季子、张子房，皆不死者也。江左诸人好谈子房、季札之贤，有以也夫。此可与知者论，难与俗人言也。作《延州来季子赞》曰：泰伯之德，钟于先生。弃国如遗，委蜕而行。坐阅春秋，几五之二。古之真人，有化无死。
就是说，季子在春秋末世，世风日下，国家败亡命运不可逆转，于是选择独善其身，不贪恋权位。季札为什么不进谏，是因为他知道说了也没有用，要是硬说话，可能会像伍子胥那样被杀。只要想想武王伐纣里面，商纣王叔叔比干的下场就明白了。所以苏东坡笔下的季札是一个明哲保身的智者形象。
明朱之蕃《临苏轼像轴》，故宫博物院藏
但是我们也可以反问一句，当时季札为什么不即位？因为不仅父亲一心想把王位传给他，据记载，吴国民众也是“固请之”，但他确实很坚持地拒绝了。后来公子王刺杀吴王僚，这样血腥的政变，他似乎也是默许的态度。并且，此政变的发生，不能说和他没有关系。因为如果大哥没有想把王位传给季札，那么王位应该顺利成章传给儿子公子光，公子光也不用冒着谋反的危险弑君。所以处在季札的位置，拒绝王位，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后果，并且撇不清关系，也就必然要持续接受后世的质疑。季札的问题在于，即便他把遵循先王之制作为自己拒绝继承王位的理由，从而违背父命和民心，但是在后面看到吴国政坛上的乱象，是不是应该做出点什么？如果的确说他蜕化到谁被立为吴王就遵从谁，失去是非的立场，从而眼睁睁看着吴国这艘大船沉没，而显得自己毫无责任。本书作者称其为“平庸之恶”，也似乎不算是过分的说法。
这里先介绍一下“平庸之恶”的概念。这是20世纪著名女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学生阿伦特提出来的概念，是针对在纳粹德国，有一批人服从希特勒的命令，看上去只是服从命令，并不是主动作恶，或是具有恶的心肠，但他们的所作所为的确也是在助纣为虐，因此被称为“平庸之恶”。但在季札这里，似乎按理说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他并不是普通人，而是高高在上的贤者，并且一度有成为吴国国君的机会。所以被后人讥讽也不是没有理由的。站在季札的角度，可能为了保持自己的节操，不愿染手政治；但的确，站在他的位置上，无所作为是不太应该的。后人称其为“自私”，似乎也很难辩解。历史就是这样很难做出评判。
（本文作者系《“谎”：〈吴越春秋〉里的忠与谋》责编）
作者：董洪波
文：董洪波编辑：蒋楚婷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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