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
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
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
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
这段歌词是否拨动了你的心弦。当作词者写出这段词时，他也正像那七片游离在外的领土一样渴望着回到祖国的怀抱，13岁时，天资聪颖的他以全省第一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又过了13年，26岁的他在美留学时写出这首传唱不衰的诗。可再过26年后，他就已经以“民主战士”的身份而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名字叫闻一多，一个在语文课本上一闪而过的名字。
你，还记得他吗？
他会因艺术而闻名
你应该想不到，这位以“民主战士”身份而闻名的人实际上是艺术出身。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的他曾靠着自己的水彩画获得了同学们的一致赞誉。学校布告栏上那些显眼花鸟画作尽是出自他手。16岁那年，他的画作在清华大学里被评为了全级第一，其中一些作品还被送到了巴拿马博览会去参展，之后他顺利接任了清华年报的图画副编辑。
抛去绘画天赋不谈，他在书法与篆刻方面也是能手。他的楷书大气凛然，行书自然洒脱。而且更加关键的是，闻一多的书法作品不仅会要求每个字都对称得体，整体版面也令观者非常舒适，一幅书法宛如一幅绘画一般。
而篆刻方面闻一多更是在之后成了名家，在将来经济最为拮据的时候他就是靠着篆刻来养家糊口，家中三分之二的收入由他篆刻印章所得。
或许正是由于拥有天赋，正值风华正茂的闻一多选择了出国留学继续攻读美术专业，照这样发展下去，我想他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一名艺术家。
可是谁能想到？时代的洪流却将他裹挟到了另外的一条路上。
1922年7月16日，一艘从中国出发的货轮载着一群留学生缓缓的驶向了美国西雅图，这批人之中就有闻一多，他即将要前往美国芝加哥的一所大学继续深造，但这时的他已经对艺术没有以往那般的热情了。他拿起笔来，这支笔已经没有了色彩：
“啊！但是这不由分说的狂飙
挟着我不息地前进；
我脚上又带着了一封信，
我怎能抛却我的使命，
由着我的心性
回身擢翅归去来呢？”
他会因诗歌而闻名
相比于画家，我想你对闻一多的印象应该同我一样更加倾向于“诗人”吧，的确，他的作品也有一首首悲壮的诗，无论是纸面上的作品、还是行动上的作品。
要说起闻一多诗歌创作方面的兴趣，我们要把时针拨回到1919年，那年，五四的浪潮席卷了整个清华，闻一多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在他往后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爱国思想所结出的萌芽，而从闻一多往后的人生中，我们也能够见到他为”国家”这一概念而不断做出的取舍。
来到芝加哥的美术学院后，尽管闻一多的专业还是艺术，但他却在临近开学之际仔细钻研起了自己从国内带来的古典诗书。在美期间，他的诗歌中字里行间都体现出了思念祖国的感情与报效祖国的热情。
他的诗集《红烛》在那时经由郭沫若的介绍在国内成功出版。
“红烛啊！
你流一滴泪，灰一分心。
灰心流泪你的果，
创造光明你的因。
红烛啊！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
这盏不问收获但问耕耘的红烛要烧掉世人的空想，烧破牢笼的桎梏，牺牲自己来为人类照出一片光明，这首诗歌出版后在国内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而闻一多最为著名的作品《七子之歌》也是他在美期间完成的。其中最为著名的《七子之歌——澳门》经过后人的谱曲，在全球各地中华儿女口中传唱不衰。
闻一多的厉害之处在于，他的诗歌既吸收了西方诗歌音节体式的长处，同时保留了中国古典诗歌格律的传统，他的新诗曾一度影响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诗风。有国外的汉学家对闻一多的诗歌做出评价，认为他的一些诗歌已经达到了世界文学顶尖的水准。除此之外，闻一多所倡导的新格律诗影响了许许多多的诗人，甚至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代表的新格律诗派，这是我国新诗发展史上重要的一页。
闻一多
在美学习的闻一多只有一个念头，就是靠着自己的知识报效祖国，然而当他于1925年回到国内后，现实马上给他浇了一盆冷水。仅仅凭借着诗人浪漫的想象，似乎无法填补那社会的鸿沟。军阀混战、帝国主义横行，这样的国家究竟如何让人来“爱”呢？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诗人在一篇名为《死水》的诗中这样写道，黑暗如故的社会让闻一多的心中产生的一点失望，原先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很多也都离开了文艺的阵地，而如今这个身处死水当中的诗人又将如何做出选择呢？
他会因学术而闻名
闻一多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诗词而被后人铭记，然而他却在自己的诗歌水平即将走向巅峰之际放下了诗歌。之所以如此，只因他发现如果真的要振兴自己的祖国，就要解放人们的思想，而做成这件事的首要任务是增加人们对文化的了解与自信，怀揣着这一想法，他放下自己的笔而拿起了古人的书，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象牙塔里的文学研究者。
由汉魏六朝到《诗经》《楚辞》，由《庄子》到《周易》，再由近代民俗再到史前的神话，这些全部都囊括在了闻一多的研究范围之内。闻一多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人们对《诗经》、《楚辞》等文学作品里一些词句的固有印象。其涉猎之广、研究之深，连郭沫若都为之赞叹：“不仅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
闻一多那段沉迷于古典文学研究的日子，除了每天给学生上课以外，几乎就不会离开自己的房间。一旦他投入了研究，就会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忘却时间的流逝。朋友想和他出门一起散散步，但他大多数的时候都是以研究为理由推辞掉了，这让朋友们送给他了一个外号——“何妨一下楼先生”，形容他做研究实在太投入了，何妨下一次楼呢？
1932年，33岁的闻一多被聘为了清华大学国文系的教授，他原本可以在象牙塔里安心地进行他的研究，但外界的炮火轰鸣却打散了他的注意力。在侵华日军的紧逼之下，闻一多等一众清华教师搬迁到云南昆明，那里是战火当中的最后一片避风港。
革命斗士
当时身患胃病的闻一多在明明能够乘火车前往昆明的情况下毅然选择了步行前往，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他想要了解一下沿途的底层百姓生活是怎么样的。一路上，闻一多发现社会的底层人民对统治者的看法大多是厌烦的，“田里大麦青又青，庄主提枪敲穷人。庄主仰仗蒋司令，穷人只盼老红军。”在乡间流传的诗歌中，闻一多仿佛能感受到底层人民有种不一样的呼声。过去的闻一多只觉得常凯申是个性格刚毅的国家领导，除了敬佩没什么可说的，但这次旅程之后，他的看法有了变化的倾向。以往自己在象牙塔待久了，总是脱离底层的人民，而若真要改变这个国家，首先要依靠的就是百姓。
不远万里的走到昆明之后，飞涨的物价逼迫着他靠着刻印来为家庭赚取生活费。捉襟见肘的生活空余，他给自己刻了一个章，上面是两个显眼的大字——“叛徒”，闻一多对此的解释是：“我是一个旧世界的叛徒！我们实际上都属于剥削阶级，什么时候懂得恨自己反对自己的阶级，而替人民的利益服务，就算为人民了。这是一件痛苦的事，可是我们一定要做到。”
1943年，闻一多迎来了他这一生最为重要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常凯申发表了著作《中国之命运》，闻一多读了这本书之后非常震惊。他原本对常凯申引领中国寄予过厚望，但这本书中透露出的思想与闻一多对国家命运的看法大相径庭。书中否定了自“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还对西方传来的自由与民主进行了攻击。
闻一多万万没有想到，就连如今国家的最高领袖都在否定新文化、开着历史的倒车，之后闻一多又打听到了国军内部腐败严重，到处是老一级压新一级的霸凌现象。联想到自己来昆明路上所见所闻，他再也按捺不住了。身为一名中国人自己必须要做些什么来挽救自己这个阴云笼罩的国家，过去的自己在象牙塔里待习惯了，如今他必须要打破这象牙塔，面对真实的中国社会、为了心中真正的自由与民主而发声。
他的手稿中那些唯美的文字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具有政治色彩的局势分析。他果断投入了左翼阵营，筹办报刊，以此吸引国内的知识分子。国民党特务的行径越来越猖獗，他们将魔爪伸向了文化界，秘密拘捕了一批敢于发声的进步人士，闻一多得知消息后果断团结众人展开营救行动，除此之外，他还经常控诉国民党统治下发生的种种暴行，此时的他也能意识到，危险正在悄悄向他逼近。
1945年10月，常凯申免去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的职务，进而完全控制了大后方的昆明，随后他改组了云南省政府，并且安插了自己的亲信，此时的昆明已经彻底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当中。无数的进步人士遭到了逮捕，而闻一多更是成为了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钉。
这段时间的闻一多收到了美国加州大学发来的邀请函，只要他同意前往，一切的危险都与他无关。但他婉言谢绝了，为的就是在国内继续开展民主工作。此时的昆明已经被笼罩在了黑暗当中，街上出现了许多攻击民主的壁报，而有些壁报上面，甚至已经指名道姓的对闻一多进行恐吓，诽谤。甚至有布告公开悬赏四十万元要拿闻一多的头颅。他的名字上了特务的首批暗杀名单、社会上也到处传说着关于他的舆论。面对这种时局，闻一多的朋友和家人都奉劝他不要出门，但闻一多只是讲到：
“假如因为反动派的第一枪，就都畏缩不前，放下民主工作，以后谁还愿意参加民主运动？谁还信赖为民主工作的人？”
特务的黑枪来得如此之快，7月11日晚，闻一多的老友、民主战士李公朴被特务枪杀，闻一多当晚得到消息后，近乎一夜未眠，天刚蒙蒙亮，闻一多便顶着高烧奔向了医院，然而老战友此时已经永远闭上了双眼。闻一多眼中含着热泪，在老友的身边哭诉着，尽管你的肉身死了，但你的意志不会死！
15日上午，闻一多来到了李公朴的殉难过程报告会现场。李公朴的夫人张曼筠正在含着泪讲述自己丈夫遇害的经过，会场的氛围是那样的压抑与悲痛。当夫人痛哭失声、已经没法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几个无耻的特务在席上瞎起哄，闻一多听到后再也遏制不住心中的气愤，他先是扶着张曼筠坐下，接着开始了自己此生那场最为著名的演讲，当他呐喊到：
“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
顿时四周传来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是争取民主和平，我们昆明的青年必须完成这任务！”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那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这是他演讲的最后一句话，话音刚落，会场上的掌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闻一多明白自己这次激昂的演讲会为自己带来什么，但是，他却还是义无反顾地这样做了。
演讲结束后的那个下午，闻一多在即将走到家门口时，周围传来了一阵罪恶的枪声。他早已料到了这场枪杀案的发生，但他丝毫不曾惧怕。他倒下了，这位战士将四十七岁的年华献给了民主事业，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一生是多变的，但所有的变化都不曾背离他心中那个主题，闻一多的好友吴晗在《闻一多的道路》一书中说道：“从历史的看法来说，闻一多先生也可以说并没有变。他一生都在追求美、真和善。”他的肉身死去了，但他的意志不会消亡。他的意志藏在《七子之歌——澳门》中，与这段诗歌一同迎接1999年的盛宴，藏在中学生的语文课本中，让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发愤图强、也会藏在我们每个新时代青年人的心里，激励着我们逐渐将中国的强大变为现实。
回想起几年以前，闻一多的好友罗隆基曾在闻一多选择走上激烈的革命道路时笑着对他说过：“一多是善变的，变得快，也变得猛。”而闻一多当时也是坚毅地答道：“摸索了几十年才成型，定了心，再也不会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