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史漫笔281】闭关锁国前夕日本基督教的那些黑暗时光

◆《日本华侨报》总主笔 蒋丰

日本长崎,实在不算是一块大地方。但是,那里的“国际味儿”却格外浓厚,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与基督教文化的相融互动有着密切关系。漫步在长崎的街道上,总能和散发着江户幕府时代气息的古建筑和老故事邂逅。或是天然的地理位置所赐,也如日本作家远藤周作那样特意在此寻寻觅觅文学的某种“原点”。

2018年,包括长崎的大浦天主堂在内,当地相关“潜型基督徒”的建筑群,都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单。所谓“潜型”,就是在江户时代幕府的禁教政策下,表面佯装成佛教徒、骨子里却一直装着基督教信仰的信徒们。由此可见,基督教对这一时期日本的社会和思想所持有的强大影响力和渗透力。当然,再准确一点讲,这里的基督教主要是指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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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在长崎岛原、熊本天草两个地区,在强烈信奉基督教的武士大名有马晴信、小西行长2人的影响下,当地开始涌现越来越多的基督教徒。伴随教徒群体的庞大化,进入江户时代后,幕府对此深感危机。在西方文化和体制的冲击风险下,这既是一种无知的恐惧,也是一种不自信。

长崎的岛原和熊本的天草,一南一北隔海相望。在江户时代初期,前者属于“肥前国”,后者属于“肥后国”。然而,沉重的赋税缠身,基督教横遭的粗暴镇压,都成为时代易主的“起爆剂”。小西行长虽为不可一世的领主,但在关原之战中败北并被斩首。而有马晴信的命运则更是被时代开了个玩笑而捉弄至极。1610年,有马晴信和葡萄牙商船耶稣号发生冲突后将其击沉,并以此向幕府表功。为使自己“朝中有人”,让对方多为自己美言几句,以图领地之利,有马晴信进献给老中本多正纯的家臣冈本大八大笔财物,不料却倒霉地使贿赂“东窗事发”,最终导致被流放并自尽。由此一来,岛原的藩主成为松仓胜家,天草则变为寺泽坚高的天下。

和基督徒的大名时代不同,易主之后,画风突变。松仓胜家作为一个“无神论”大名,残暴贪婪,又有野心,压榨民脂民膏,大兴土木,民众苦不堪言。这样的统治为日后的反抗和起义埋下伏笔。不仅如此,他对基督教徒的残害更是“罄竹难书”。对于不服从命令依然继续信奉基督教的信徒,松仓胜家就会把他扔进火山云仙岳的火山口里。寺泽坚高是不输松仓胜家的残暴之君,对于基督教徒则直接采取泼热水、火烤或投海的酷刑。同时,在自然灾害的年份没有庄家收成,农民也要缴纳一样沉重的赋税。如果交不上便会招致严刑拷打。重压之下,大战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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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国的老话讲,“哪里有欺压,哪里就有反抗”。1637年,在群众推举下,仅有16岁的少年、虔诚的基督教徒天草四郎被视为传说中的“命运之子”,由其担任首领,发动了农民暴动,足有3万人之多。从史学角度看,基督教徒对抗宗教迫害或只是“外衣”,农民起义奋起反抗对时代的不满才是历史的车轮。虽然起义军最终被12万的官军所挫败,但也加速了幕府彻底推行闭关锁国。不少史学家还将此关联中国史上的太平天国运动,也让两国时代更替和历史沉浮的故事读起来更加生动。

锁国后,日本陷入长达200年的“闭门”状态。即便如此,长崎仍然是唯一保留限定性对外交往的城市。是否可以说,当日本把国门关上时,其实也留下了长崎这样一道感受外来空气的“门缝”。时过境迁,当越来越多的城市被全球化的大潮所“吞噬”,透过长崎这面镜子,能够读出日本那些封闭和开放背后的起起伏伏。谁又曾想到,在包容和共生中延展的日本基督教,400年前却是风起云涌中的“主角”?(2024年11月27日写于日本千叶丰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