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丨雷达、陈亮：世界历史进程的演进与中国对外开放的世界意义

关键词：世界历史;经济全球化;中国对外开放;中国式现代化

摘   要：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分析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基础上阐释了历史进程转向世界历史进程的驱动力,阐释了世界历史的演进方向与发展目的,世界历史的形成遵循着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本文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辩证理解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阶段性挑战与机遇,中国的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必然在立足中国实际与顺应世界历史潮流、在坚持独立自主与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特别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成果之间保持必要的韧性与张力,从而深刻把握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被迫融入世界历史的边缘,到历经民族独立、改革开放的百年历程,不断展现中国超越“苏东模式” “东亚模式”迈向民族复兴与走近世界历史中心、创造出新的世界历史的时代意义,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作答落后的社会主义“孤岛”能否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大海”中的时代之问。

“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回望历史，中国式现代化内生于世界历史，并日渐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历史进程的演进。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以及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明显上升，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国特色的对外开放之路正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如何在立足本国实际与民族特色的基础上，把握世界历史进程的演进逻辑，如何在坚持独立自主与大胆吸收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资本主义有益成果之间保持必要的定力与张力，如何在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现代化的世界历史中心挺进的进程中行稳致远，正是当下世界历史进程演进中探索如何注入中国智慧的重大课题。本文在马克思 “世界历史”观的基础上，透视全球化进程的现实起源、发展轨迹与未来趋势，揭示中国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进程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与融入世界历史 进程的当代意义。

由民族国家历史汇聚成为世界历史，有其形成、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人们从事生产劳动或其他社会活动，不能单个人孤立地进行，而是互相依赖、互相合作，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进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提出世界历史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非“自我意识”的历史，其驱动力在于生产力基础上的社会分工和各民族的相互交往，由此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进程观。“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  “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

从“世界历史”的动因来看，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推动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成为推动全球化发展的直接动力，一切民族都被卷入世界交往的大潮之中，人类社会从此走向整体，走向普遍性和世界性。

从“世界历史”发展演进的进程看，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之前，社会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自然条件，人们只是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自然分工向社会分工的转变，它使地域性的生产向世界性的生产转变，使地域性的交往发展为世界性的交往，由此历史实现了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可能；历史转向“世界历史”之后，自然经济条件下对劳动者束缚被解除了，但是却形成了资本对劳动者的束缚。“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世界历史的形成与重商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其欧洲列强的海外殖民扩张密不可分，与“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欧洲社会的转型密切相关。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直接导致了新的市场不断被开发，落后国家和民族开始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的殖民扩张与掠夺争霸中被卷入世界经济体系。

（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早期形成与发展

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来，资本主义的海外拓展还是呈现出了与以往历史不同的特征。从生产力维度看，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生产力水平得到明显提高，为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和根本动力。资本主义的海外拓展过程无论通过哪种手段（经济的或军事的手段），都必然将社会分工格局向外延伸，形成了宗主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中心—外围”的垂直分工格局，单边经济一体化形式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国际化过程中的主要形式。

从国际分工维度看，在资本主义海外扩张的过程中，生产、消费和流通过程的社会分工与交往方式越来越国际化。生产的国际化反映在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再生产过程向海外的延伸，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完全突破了地域性，机器生产摧毁了落后国家古老的民族手工业，使这些国家变成了宗主国的原料和商品销售地。商品输出带动资本输出，生产方式日益社会化、国际化。。

从世界历史进程的整体演进看，资本主义海外拓展的历史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还束缚了世界统一市场和真正意义的世界经济的形成。

因殖民地争夺导致的战争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这种破坏不仅是对落后的、外围的国家，同时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冲击也是非常之大，两次世界大战给资本主义经济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都造成了严重的创伤。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的殖民战争也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列宁关于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理论，即“一国胜利论”。在“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过程中，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历史转向世界历史”注入了新的推动力量。

（二）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挑战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既形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打破西方发达国家统治世界的格局，也因东西方两大集团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导致对峙局面，以及战后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因走上了民族独立而使得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开始彻底瓦解，从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影响着世界历史进程。

由资本逻辑驱动的生产与贸易的国际化，将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也使发展中国家以独立的国家身份参与了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从而形成在世界体系中不再是通过宗主国的殖民体系参与国际交往活动。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世界经济体系中，不仅扩大了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的规模，也使世界经济呈现出文化、传统、发展程度和制度的多元性，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道路已不再是人类进入“世界历史”的唯一可行的道路。

资本逻辑驱动下的世界统一市场形成，其所带来的全球化红利日渐表现出越来越集中于全球金融资本的倾向，其结果是全球化红利在国别之间、在国内不同职能形态的资本之间，以及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产生不平等的分配结果，这种结果成为当下全球出现全球化逆转的最为根本的原因。

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卷入世界历史进程的边缘体系，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清帝逊位、建立民国等等，中国的无数仁人志士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世界历史边缘孜孜以求地不断探索，成为“世界历史”变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

（一）中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边缘探索历程

近代中国经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以农业国而受此帝国主义的逼迫，早已滚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中，成了世界经济里的一个齿轮”。

 “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也是“世界历史”转变所映照出的中国社会内生变革的开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注入了新的元素和动力。

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出现了发展的不平衡。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出现后，列宁很快意识到，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通常生产力发展是落后的，因此，为了迅速缩小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新生的苏维埃政府必须采取开放的经济政策，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列宁指出：“由于发展速度和基础与西欧不同，我们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暂时还是处在帝国主义强盗势力的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一个孤岛”。社会主义的“孤岛”一方面尚处于生产力落后的一方，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中的确存在着被资本主义“大海”吞噬的“安全”隐患。因此，社会主义“孤岛”能否在资本主义的“大海”中繁荣发展，这成为在国际共运的实践中需要探索的问题。

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日益发展，必然要求进行更大规模的社会分工协作与交换，开放成为生产力发展内在规律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必然具有开放经济的特征，而开放的具体进程则取决于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与环境。

（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对外开放的积极探索

新中国建立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世界开始重新认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同时，中国也需要以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

1949年3月，毛泽东同志就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在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后，“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实行了长期的贸易禁运，但中国并没有放弃对外开放的积极探索。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依旧强调：“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强调“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这就是我们的路线”。中国的对外政策的这一调整，从时间顺序来看，它早于中苏在意识形态上的分裂，因此，我们更应该强调这次政策调整是一次根据中国未来发展需要的主动调整，使我们避免了对前“苏联模式”的路径依赖，走上了一条与东欧国家不同、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三）中美《上海公报》的经济意义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并签署了中美《上海公报》，这是对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尼克松曾明确地表达：“在我们讨论我们的分歧时，我们双方都不会在自己的原则上妥协，虽然我们不能弥补我们之间的鸿沟，但我们却能够设法搭建一座桥，以便我们能够越过它进行会谈”。中美之间的交往是以制度差异的存在为前提的。

中美关系的改善，不仅对中美双方的内政外交是有利的，不仅仅为全球新的政治平衡注入了活力，为中国开启对外开放战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中美关系的改善，改变了全球的资本流动格局，大量国际资本向东亚地区的流动，既开启了“东亚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为国际经济格局的结构性调整创造了新条件。

（四）中国迈向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轨迹

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强调，党的工作中心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成为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基本条件，对外开放必然成为一项基本国策。

1978年，中国开启从“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转向“对外开放”的经济建设基本国策。对外开放是邓小平同志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和世界发展新趋势进行深刻思考后形成的重要思想，反映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本质要求。中国的对外开放进程采取渐进式的、以点带面的次第开放方式逐步推进，减少了改革开放的阻力及其对国内产业的冲击，统筹开放限度与发展安全，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对外开放的风险。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外开放进入规则化对外开放新时期，加快建立起既符合国际规则又适合中国国情的涉外经济管理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机制，渐进式开放不断走向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国际分工深化与国际经贸关系逐步从“边界间”议题向“边界内”议题聚焦，国际规则的外溢效应使得国内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日益受到对外经济关系的影响，统筹开放与安全一直是中国这一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难题。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百年未有大变局形势下对外开放的新时代特征，并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制度型开放”和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我国对外开放不断向制度层面纵深推进，并由规则为主的制度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拓展，从而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

对外开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一项重要创新，把握与顺应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在开放的过程逐步形成了超越“苏联模式”和“东亚模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放模式。

（一）中国特色的开放战略是对“苏联模式”的超越

“苏联模式”主要指1924年列宁去世之后逐步形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模式，这种模式逐步背离了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所制定的方针，逐步放弃了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随着冷战的出现，为什么苏联没有能回归到列宁“新经济”时期的正确路线上来呢？

首先，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人们通常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西方国家的对外开放理解为一种权宜之计，而不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内在需要。

其次，受“冷战”思维的影响，制度竞争所导致的彼此防范超越了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和科技上的取长补短，这是苏联长期不能真正实行对外部世界开放的根本原因。“冷战”形式越是严峻，苏联就越是需要在意识形态上控制“经互会”，使其成员国远离西方世界。即便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都曾为缓和“冷战”局势改善了同西方的关系，但苏联只是将国际贸易视为是“调节余缺”的手段，而不是将其视为是加入国际分工的重要途径。

中国的对外开放模式显然超越了上述“苏联模式”，一是，1978年中国在制定对外开放国策时对世情国情有了客观准确的分析，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指导下，向西方国家开放是迅速提高生产力的重要途径。二是，中国的对外开放超越了“冷战”思维的束缚，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当“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出现之后，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应该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

必须指出，世界历史的发展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是超越了列宁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的理论和实践。

（二）中国开放进程实现了对“东亚模式”的超越

“东亚模式”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一种不同于典型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强力政府推动形成了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结构特征的“日本经济奇迹”和“江汉经济奇迹”，以及“东亚经济奇迹”。

 “东亚模式”依赖于出口拉动增长的模式，其经济的外部平衡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一是，东亚国家的外向型经济从一开始就不是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这决定了东亚模式对外部资源和技术的依赖。二是，随着东亚经济体贸易规模以及贸易顺差的大量出现，更加需要通过资本的流出来平衡贸易顺差，两难调控的金融自由化的改革很快便遭受到了一次全球性的资本冲击，导致了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三是，东亚经济体外向型增长的模式某种程度上依赖于要素市场上劳动力价格的长期扭曲，这必然导致国内社会的稳定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

东亚经济体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短短的几年中再次异军突起，如何解释增长“奇迹”的再次出现？世界银行2005年的《亚洲的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认为，主要因为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作为东亚最大的经济体，在开放的过程出现了独具特色的经济发展现象，中国的FDI流入以及出口的增长，不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意义深远，同时，由于中国在东亚经济板块中的特殊地位，通过东亚网络生产体系和全球价值分工，以产业内贸易的形式，即向其他东亚经济体进口大量的中间产品带动了东亚经济板块的增长。

中国开放进程能够在东亚经济板块中起到核心的作用，除了经济规模大的优势之外，最为根本的是我们在对外开放的进程中始终重视对国际短期资本流动风险的防范，对待金融开放一直采取先长期后短期，先完善国内金融市场和监管制度，再开放资本账户的渐进式改革举措，以确保中国经济增长不受国际短期资本的冲击。此外，中国政府在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直重视民生问题，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因此，中国的外向型经济与国内需求增长的矛盾并不像其他东亚经济体那样明显。

中华民族历经艰苦卓绝的现代化探索，迎来了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对外开放的伟大成就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展现出它的“世界历史”意义。

（一）中国对外开放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跨越式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途径

中国的对外开放，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主动顺应了世界历史演进趋势，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对外开放所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展现了中国人民实践探索的能动性，又体现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历史普遍性与民族特殊性的有机结合；既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片面性，又超越了苏联、东亚等模式，充分说明了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

（二）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相统一，以渐进式改革开放统筹发展与安全，是中国走向繁荣的充分必要条件和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也是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政策出发点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历史演进中的全球化、国际分工体系、全球治理体系一方面仍受发达国家的主导与控制，另一方面，国际体系也在各种曲折、矛盾、冲突中不断分化与变革，人类需要各个国家超越民族利益而加强彼此间的合作，努力探求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当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去中国化”“逆全球化”风起时，中国自主性、制度型开放正成为推动世界历史进程的主要贡献力量。

（三）中国对外开放的现代化成就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在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新的历史方位上展现出对马克思“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规律把握的伟大意义

作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在对外开放的进程中始终在充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时代成就和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坚定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将自己变成资本主义，以历史自信、历史自觉推动形成了中国融入世界的特色发展道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言，中国对外开放的成功实践，既生动地回答了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又全面直接回应了列宁曾经提出但未能真正实践的命题，即落后的社会主义“孤岛”能否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大海”中。而对于西方世界而言，中国开放的成功向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在相互承认制度差异的前提下，不同的发展模式在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下是完全可以实现合作共赢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