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宋丛书”新作《宋代之司法》带你寻找宋代社会的正义与真相！

本文摘编自《知宋·宋代之司法》

有删减

宋代法制对立法极为重视，在立法程序、立法技术、立法规则方面都有许多创举。在中国历史上，宋代第一次在司法职能部门大理寺、刑部之外建立起专门的法典修纂机构——编敕所。这是宋代立法制度完备的一个标志。宋代在立法活动中设置专门机构，对法典详加讨论，汲取既往法精华，根据社会发展需求，及时调整不适应条款，重视当代法的完善。立法过程中广泛征求修改意见，这种举措可以集思广益、减少立法失误、提高立法效率，反映出宋代立法的慎重。

宋代法典

的修纂

宋代法典的修纂分成两大部分：一是普通法法典，二是特别法法典。宋制定有周密详备的特别法。《宋史》卷一九九《刑法志》曰：“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则有《编敕》，一司、一路、一州、一县又别有《敕》。”一路、一州、一县敕是专门针对某路、某州、某县制定的，不具备全国普遍适用的意义。仁宗庆历时，一路敕有一千八百二十七条，一州、一县敕共有一千四百五十一条。宋各地或因土俗风情不同，或事各有异，立法不能一概而论，故有地方特别法修纂。宋人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故有天下通行之法，有数路共行之法，有一路一州一县一司专行之法，皆因其不齐而为之制，同归于治而已。”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曾奏曰：“近据中书、门下后省修成《尚书六曹条贯》，共计三千六百九十四册，寺监在外；又据编修诸司敕式所，申修到《敕令格式》一千余卷册。虽有官吏强力勤敏者，恐不能遍观而详览。”司马光所言三千六百九十四册《尚书六曹条贯》和一千余卷册《敕令格式》，乃诸司特别法，不包括尚书省之外的各寺、监等特别法以及各地的一路、一州、一县特别法，可见宋特别法数量之多。宋代的司法适用原则，在法律体系的结构方面，特别法效力优于普通法；在法律形式上，敕的效力优于律。统治阶级的法律总是以当代法为其法制核心，为其价值取向。当代法通常以皇帝的诏敕为法源。由于中国传统社会专制皇权的特点，当代法优于既往法，具有优先适用的法律效力。

汲取历史经验

重视法制建设

宋对法制建设的重视，源于统治集团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汲取，重视法，讲究法。宋仁宗有一份赐窦州知州毛应佺的《虑囚敕书》，从中可见宋代皇帝对法制的重视。

敕书云：“敕书到日，汝可速指挥泥饰洒扫狱房，尝须净洁，每五日一度差人就狱内监逐人力刷汤枷杻，及逐日供给水浆。兼罪人内如有疾病者，立便差人看承医疗。其委无骨肉者，支与吃食。有人供送茶饭者，亦须画时转送，不得邀难减克，无使罪人或至饥渴。所有合归法者，候处断之时，给与酒饭。如小可罪犯，便须逐旋决遣。若是大段刑禁，事关人命，亦须尽理速行勘断，不待淹延，仍散下管内。汝宜尝切提举，无令旷慢。及候依此逐件施行讫闻奏。”

作为最高统治者，如此细密地叮嘱一位知州官员处理录囚之事，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反映出宋统治集团对司法的重视。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下层官吏。

史载欧阳修父亲欧阳观，真宗时任绵州推官，“留心谳狱，惟恐不得其情。尝夜烛治爰书，屡废而叹。夫人郑氏问之，曰：‘此死狱也。吾求其生不得耳。’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况求而有得邪。以其有求而得，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况常求其死也。’”陈太素，河南缑氏人，“中进士第，尝为大理详断官，入审刑为详议官，权大理少卿，又判大理事，任刑法二十余年。朝廷有大狱疑，必召与议。太素为推原人情，以傅法意，众皆释然，自以为不及……每临案牍，至忘寝食，大寒暑不变，子弟或止之，答曰：‘囹圄之苦，岂不甚于我也。’……太素家行修治，尤喜论刑名，常以为有司议法，当据文直断，不可求曲当法；求曲当法，所以乱也”。

在宋代，正是这样的官员，对促进宋代司法进步贡献良多。

宋代的

司法审判程序

宋代的司法审判实行鞫、谳、议分司制和翻异别勘制，把案件的审讯、量刑、覆议程序分开，分别交予不同的官员承担，互不相干，独立行使职权，防止营私舞弊。“国朝之法，狱成而罪人以冤告者，则改命他郡之有司而鞫焉。”亦即犯人翻供不伏，便移司交由其他官重新推勘，原先的审讯官不得再参与。如案件情况复杂，移司别推的次数可不受限制。乾道三年（1167），孝宗降诏曰：“狱，重事也，稽者有律，当者有比，疑者有谳，持巧心设贰端者有禁。朕选任廷尉、理官，以法付之。而比年以来，顾以狱情白于执政，探取旨意以为轻重，甚亡谓也。夫人臣举要，有司致详，阅实之初，五听参具，在彼有情，在我有法，相当而已，而又何咨焉。”廷尉即大理寺卿。大理寺担负审理京师和地方重大案件的重任。孝宗告诫大理寺官员独立进行审判，不要迎合上司旨意，以免妨碍司法公正。这一诏令充分反映了宋代司法审判的原则。宋代详备的司法程序为减少冤假错案、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宋代的中央集权统治，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中国法制史上独具特色。基于重在防弊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治国方针而设计制定的鞫、谳、议分司制和翻异别勘制，客观上蕴含着法官独立审判的精神，是宋代对中国古代法制建设的一大贡献，不失为一个时代的杰出创举。

尸检、书辅

与大赦

宋代司法极为重视尸体检验。宋慈说：“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宋制定了严格的检验制度，有报检、初检、覆检程序。检验官依规定必须填写检验状、检验格目和正背人形图三项法律文书。覆检官与初检官各自独立检验。南宋时法医检验技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宋慈所著《洗冤集录》，集宋代检验技术和经验之大成，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系统的法医学著作，充分体现了宋代法医学所取得的成就。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还出现了承办公证业务的书铺。书铺是被政府认可，并受政府管理的民间店家。书铺代人起草诉讼状，非书铺所写，官府则不予受理。书铺可以证明婚约、田产买卖契约的真实性，还可为案件当事人及囚犯书写供状，为参加礼部试的举人办理应考手续，并为参加吏部铨试者和参选者办理验证手续。书铺为满足社会日常司法活动需求、维护宋代社会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

“大赦”是宋代国家大典形式之一，具有巨大的政策包容性，“赦令者，所以与天下更始”。除了蠲免逋欠、减免刑罚、推恩施赏外，赦书还承载了国家重大政策信息的发布重任，包含有国家申禁处分信息以及“申敕监司、郡守，督责官吏及时举职”的“督责”职能，以便及时调整社会关系。南郊、明堂大赦的固定化是宋代大赦制度的一个重要变化，特别是明堂大赦成为宋代大赦的组成部分。

宋政府还制定了较为周密的民事法律制度，如户婚、田宅、典权、钱债、契约、继承等制度。国家以法律形式保护民众的财产所有权和一定的人身自由权，这对调整生产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总结

宋政府制定的各种法典和法律制度是宋代司法活动赖以进行的基础。但在司法实践中，还需要考察司法官员是如何运用这些法律来解决问题的，研究司法官员在法律具体实施过程中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考察法律实施后的社会效果，把所谓“死法”和“活法”结合起来研究，注重法的动态和法的功能研究。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发生的阿云案是一件影响宋代法律制度的重要案件。围绕此案牵涉的自首法理，宋朝廷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间不同意见针锋相对，为的是寻找一条更合理的法制之路。这一普通案件，竟然影响宋代最高统治集团的法律决策长达十九年之久，在中国法制史上甚为罕见，反映了宋代对法制建设的重视。

法史学家徐道邻评论说，北宋皇帝，太宗、真宗、仁宗、神宗，四代祖孙，都是知道尊重法律和爱护法律的统治者，形成了优良传统。“南渡之后，经过高宗、孝宗两代的不断努力，这个传统，依然又继续健康发展，一直到元人渡江而止。”宋朝创立的一系列法律制度，随着宋朝的亡，有很大一部分在元以后逐渐消失，成为历史绝响。然而千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走进宋人的法律世界，仍能领略到这些制度闪烁着的法制文明的光芒。

最后交代一下本书编选思路和选文依据。宋代法律史研究，与其他学科相比，起步较晚。20世纪上半叶的研究成果不多，研究力度也不够。进入80年代以来，宋代法律史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成果极为丰硕。根据本书编撰体例要求，成果选编不可能面面俱到，故考虑以一个选题为主，从某个方面切入，从海量研究成果中择取最能反映宋代法律制度特色的学术文章，组合为一书。我以为这一主题非宋代司法制度莫属，于是围绕这一主题，选编了海内外中国学者的十四篇成果。选文重在开拓性、原创性、代表性，力求突出学术性和系统性。限于本书篇幅和编者水平，许多学者的优秀成果未能编入，这是深以为憾的。全书分三编：第一编为宋代的司法审判机制，第二编为宋代基层社会的法律日常，第三编为宋代司法裁判的价值理念。期盼通过本书选编的文章，读者能够窥斑知豹，从中了解宋代的法制文明，并进而加深对宋代历史的认知。

知宋·宋代之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