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冷战时期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泛突厥主义
德国战败是泛突厥主义情绪在土耳其无限扩张、并出现极端化的转折点。德国战败后，土耳其政府为博得莫斯科的好感，开始打击泛突厥主义，逮捕并审判了一些泛突厥主义领导人物。但是，这一趋势并未持续很久，随着战争的结束、苏美冷战的开始及土耳其民主化的推进，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又蜕变成反苏反共的意识形态工具。
１９４６年８月１９日，美国政府照会莫斯科，声称反对苏联在战略水道上任何事实上的垄断权，这一主张有利于土耳其加强对土耳其海峡的控制。后来，美国政府又宣称维持土耳其的独立对美国的安全至关重要。１９４７年５月中旬，美国国会通过了向土耳其提供一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决定。这说明美国开始加强对土耳其的稳定和安全状况的关注。在得到美国的安抚后，土耳其放缓了制裁泛突厥主义者的司法诉讼。１９４４年，一审判决时被指控为泛突厥主义者的被告人均被判处多年监禁，而１９４７年二审判决的结果是所有被告人都被宣布无罪释放。《塔斯维尔报》当时是这样转载法院的二审判决书的：“……维利迪·托甘教授、东突厥斯坦的阿赫梅特·卡拉达格里教授及其妻子努露伊曼·卡拉达格里于１９４１年建立的渎神派曾被指称旨在推翻政府。然而，明显的是‘……他们活动的主要目标是组织援助德国战俘中的突厥斯坦人。而且，打算在俄罗斯战败的情况下为希望获得独立的突厥人建立类似于哈塔伊国的实体。他们努力在那些能找到理解的地方工作，在他们的志同道合者中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因此，恰好相反，他们的活动中找不到任何推翻政府的内容。所以，在这一指控上，维利迪·托甘教授、努露伊曼·卡拉达格里、阿赫梅特·卡拉达格里和热哈·奥古兹·特尔坎是无辜的，因为他们能证明，他们的斗争，刚好相反，是遵照国家利益所为’”。显然，土耳其政府对泛突厥主义的态度从严厉制裁变为温和宽容，土政府不再担心苏联对其行为可能进行的批评。
更为重要的是，战后土耳其进行的政治生活民主化和加入北约为泛突厥主义进入国家政治体系创造了条件。当时，泛突厥主义进入了一系列政党的言论中，其中，１９４８年由恰克马克元帅和奥斯曼·别留科巴什（ＯｓｍａｎＢｌüｋｂａ）组建的“共和国农民民族主义党”（ＣｕｍｈｕｒｉｙｅｔｉＫｙｌüＭｉｌｌｅｔＰａｒｔｉ－ｓｉ）最出名。在１９５０年议会选举中，该党获得３．１％的选票。自１９６５年起，该党由阿尔普阿尔斯兰·图尔克斯（ＡｌｐａｒｓｌａｎＴüｒｋｅ）领导，后于１９６９年改称“民族主义行动党”，成为第一个在政治纲领中公开使用“泛突厥主义”的政党，并获得了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联盟”“知识分子俱乐部”“土耳其爱国者组织”“反共产主义协会”的支持。此外，图尔克斯还组织了多个民族主义组织，以建立大图兰突厥帝国为目标的“灰狼”组织便是最为重要的一个，该组织的特点是军事化管理并力图借助武力（恐怖袭击、颠覆破坏、迫害屠杀）实现泛突厥主义思想。这一时期，尼哈尔·阿特西兹于１９５５年发表的《突厥人的图兰理想》起到很大的激励作用。
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不仅使土耳其对外政策目标合法化，而且还具有了抵抗土耳其认同面临的现实或臆想的外部威胁的作用，发挥了保卫民族文化边界并在其框架内形成新的政治社会的自卫功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泛突厥主义组织相互之间较为独立不同，５０年代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组织更多地团结到反苏反共的旗帜下，这与当时土耳其政府开始在对外政策上疏远、对抗苏联相呼应。苏联和共产主义被想象成土耳其国家和人民的最大敌人，与此同时，土耳其国内库尔德人问题、阿拉维派问题也不断冲击着国家认同。面对这些内外威胁，泛突厥主义者认为泛突厥主义能够发挥“民族的精神食粮”的作用，对内实施土耳其化，提高社会的同质性，对外联合突厥语民族，反抗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在泛突厥主义的推动下，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土耳其境内兴起“突厥—伊斯兰统一的学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泛突厥主义开始渗透到学术界，标志是亚兹干于１９８０年７月创办了“突厥世界研究基金”。该基金引用加斯普林斯基的观点，把首要目标定为实现突厥世界的文化统一，主要活动包括在突厥地区为统一的、相互理解的土耳其语的传播创造条件，在突厥语民族的教育领域内创建经验交流和互助组织，筹备并举办国际会议、论坛等，出版学术刊物《突厥世界历史杂志》《突厥世界研究》等。如上表所示，亚兹干还从国际公约和“人”的角度来寻找理论依据，以期使他的主张更有说服力和合理性，但其泛突厥主义的本质是不容置疑的。
在加入西方反苏阵营后，土耳其在用泛突厥主义开展针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斗争、镇压政治伊斯兰发展的同时，按照西方意愿与以色列建立起亲密的伙伴关系，这些做法进一步拉开了土耳其与周边国家的距离，使其国内建设陷入困境。面对这种局势，厄扎尔（Ｔｕｒｇｕｔｚａｌ）出任总理后便着手调整对外政策，进行经济改革。他在加强安纳托利亚的穆斯林企业主的经济地位的基础上，努力促建黑海经济合作组织，开始实施一种被西方称之为“新奥斯曼主义”的外交哲学。但由于苏联解体和一系列新独立国家的出现，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境内外获得了更多支持，其发展势头一时间盖过了尚未完全成熟的“新奥斯曼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在２０世纪屡经各种形式的政权变更，这一现实局势为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的发展提供着客观条件。土耳其的现代化始于军事技术的现代化，２０世纪初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曾时常充当着摆脱宗教束缚、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思想武器，同时，它也为土耳其进行军事扩张提供着目标和方向，从而造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军队内部的泛滥。直到现在，泛突厥主义仍在主导土耳其军方的意识形态。这种传统不仅在冷战期间有利于泛突厥主义扩大活动领域，特别是在１９６０年、１９７１年和１９８０年三次军人干政期间，而且使现今土耳其的政治斗争越来越呈现出以泛突厥主义为代表的民族主义与政治伊斯兰主义之间的较量。
（三）泛突厥主义向文化领域的回归
苏联解体后，泛突厥主义给了土耳其政府进行地缘政治想象的空间和实践的便利。正是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泛突厥主义从部分土耳其精英的思想构想，转变为一种追求在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目标的学说，从而使土耳其获得了与欧亚地缘政治版图上的其他博弈者均等地进入中亚的机会。也就是说，泛突厥主义从一种理想的、乌托邦式的思想转型为一种逻辑合理的学说和为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利益服务的对外政策工具。当时，土耳其的大部分政治活动家和政府官员坚信“２１世纪是突厥人的世纪”，信息领域内有大量宣传泛突厥主义的作品，突厥语国家经济一体化被提上日程，居伦运动通过结合泛突厥主义思想，迅速抢占突厥语国家和地区的教育市场。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的升温，直接影响到后苏联地区突厥语民族的行为，最明显的例子是１９９０—１９９３年三届突厥语民族代表大会的召开。③从突厥语民族代表大会的纲领性文件来看，首先，大会活动中明显表现出民族主义倾向，有时候还具有分裂主义的色彩；其次，在突厥语民族的团结过程中伊斯兰教虽被赋予重要意义，但远不是最重要的；最后，突厥语民族代表大会的活跃与土耳其密切相关，是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部分突厥语居民泛突厥主义情绪的表现。强调与突厥语国家在文化语言上的亲缘性和地理上的邻近性，也是土耳其打开与中亚国家关系的重要“敲门砖”，但其中不乏泛突厥主义的内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土耳其提出了创建一个由突厥语民族组成的环俄罗斯防御走廊的构想，⑤建立包括所有突厥语国家居民的“大图兰”国家的方案也再次受到重视，包括中亚国家领导人在内的许多突厥语民族精英都对这一方案表现出兴趣，但这种兴趣到９０年代中后期便开始降低了。例如，在１９９５年比什凯克举办“吉尔吉斯史诗‘玛纳斯’一千年庆祝活动”中，“大图兰”国家方案被提上日程，讨论结果却没有得到土耳其预想中的支持和理解。
中亚国家态度的变化既与土耳其的内外局势有关，也与它们对独立主权的认识密不可分。第一，１９９５年伊斯兰繁荣党上台执政后，土耳其在对外政策上越来越倚重伊斯兰教，并于１９９７年促成“穆斯林抉择Ｇ－８”组织的建立。这些做法遭到世俗力量和军方的反对、批判和制裁，１９９８年伊斯兰繁荣党被禁止活动，土耳其的国内政策仍处于不稳定中；第二，由于各种原因，土耳其并不被认为是真正的欧洲成员，无法向新独立国家提供更多世俗化、民主化、西方化的经验；第三，由于塞浦路斯问题，土耳其与希腊的关系一直很紧张，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在俄罗斯把一批最新的拦截导弹出售给尼科西亚后，它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第四，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积极参加准备打击伊朗和伊拉克，支持北约东扩，与此同时，还不断干预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北高加索的内部事务，特别是由于土耳其暗地里支持车臣分裂分子，安卡拉与莫斯科的关系恶化；第五，除文化和外交手段外，土耳其并没有足够强大的经济、金融、技术和其他资源，难以有效地联合突厥语民族实现统一；第六，中亚新独立国家的突厥语精英代表得到了从“北方老大哥”手里争取来的权力的好处，不愿转而受制于土耳其；最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亚和北高加索的社会经济状况普遍比较糟糕，这也阻碍了泛突厥主义在这些地区的广泛传播，而且中亚国家出现的民族分裂主义既不属于泛突厥主义，也不属于泛伊斯兰主义，而是更多地属于苏联遗留问题。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土政府便开始在官方层面上否定把泛突厥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学说，宣称它只是一种历史现象，并把自己与这些新独立国家的关系完全解释为文化或经济联系。
２１世纪以来，包括上述战略调整在内土耳其的一系列内外政策被冠之以诸如“欧亚主义”“新奥斯曼主义”等各种名称，泛突厥主义似乎退出了土耳其官方的视野，但事实并非如此，当前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的发展特点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首先，泛突厥主义有了更加合法、有力的政治和机制依靠和支持。由于土耳其外交部突厥合作与发展办事处的建立，泛突厥主义思想在制度和法律上得到加强。虽然，土耳其政府总是否定其外交政策中含有实施任何泛突厥主义计划的倾向，但是，前文提到的公开宣扬泛突厥主义思想的政治组织“民族主义行动党”仍有很多支持者。在２０１８年议会选举中，“民族主义行动党”得票率为１１．２％，并与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得票率为４２．４％）组成了“人民联盟”，成为议会最大集团。
其次，学术研究上的泛突厥主义情绪膨胀，土耳其境内外的泛突厥主义分子在民族主义上达成共识，积极在土耳其境外建立亲土院外活动机关，支持各种用泛突厥主义精神书写世界史和俄罗斯史的学术著作和刊物。正统的语言学和民族学研究认为，塔吉克语属于伊朗—波斯语族，塔吉克人属于印欧种族，但是，由于地理位置，塔吉克斯坦在文化和宗教上与突厥语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与中亚邻国有很多共同点。然而，一些泛突厥主义人士根据这种历史条件，得出塔吉克人也属于突厥语民族的结论。
再次，在传播方式上，军事进攻、武装斗争的色彩已经淡去，越来越借助于和平的经济和文化扩张手段，而且政治目的也经常被隐藏起来。２０世纪泛突厥主义曾与“圣战”、法西斯主义等思想结合，这有损于泛突厥主义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实践证明，苏联解体后，新出现的突厥语国家既不可能在国家利益上实现融合，也不可能在对外关系上形成对土耳其和俄罗斯的统一立场。在这些情况下，泛突厥主义分子更愿意采用和平方式，通过经济来往、媒体宣传、教育合作、文化交流等手段，潜移默化地宣传自己的思想。他们把自己的真正目标隐藏起来，因为这样既不用害怕造成实质性的损失，也不用担心在失败的情况下承担责任。这样一来，泛突厥主义成为极端民族主义的一种具有吸引力的替代品，而土耳其也时常被宣传为突厥语国家和地区追求世俗的西方化的榜样。显然，为实现突厥语民族之间更大程度的一体化，泛突厥主义必须克服曾经的负面形象，避免世人视泛突厥主义为安卡拉实现政治野心的工具。所以，至少在短期内，泛突厥主义会把注意力集中在语言、文化和人权问题上。
最后，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对外政策中的影响力得到巩固，土政府试图在泛突厥主义的基础上加强突厥语国家间的相互联系和协作，并向未建立自己国家的突厥语民族提供庇护。作为现今最强大的突厥语国家，土耳其把突厥语民族的团结视为己任。独联体成立后，土耳其前总理厄扎尔立即提出“从地中海到中国长城的大土耳其斯坦”的口号，这实质上是倡导土耳其领导下的突厥语民族的地缘政治联盟。正是在这种对外政策设想下，土耳其开始从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领域向欧洲、中亚和高加索进行渗透。在这一过程中，土政府利用各种国家机关、情报机关、私营经济组织及各种社会、宗教和政治组织。
结 语
泛突厥主义思想虽产生于俄国，但在传入奥斯曼帝国后便成了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的国家意识形态，成为一种旨在实现欧亚大陆突厥语民族全面一体化并建立统一的突厥国家———大图兰———的政治思想。在经历了政治化、本土化、军事化、极端化等一系列过程后，泛突厥主义已经与其产生于俄国时期的最初含义有很大不同。泛突厥主义在从俄国传入奥斯曼帝国后，发生了关键性的变化，不仅实现了政治领导力量和地域中心的转移，即从鞑靼人为主的俄国境内的突厥语民族转变为以奥斯曼土耳其人为中心的突厥语世界，而且还实现了目标的政治化。在２０世纪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的活动一直集中在政治领域，而且一直发挥着反俄／反苏的意识形态工具作用，这与它在俄国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这种变化对泛突厥主义在后来乃至当代的发展仍具有重要意义。
整体而言，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从“文化泛突厥主义”到“政治泛突厥主义”，再到一种新的“文化泛突厥主义”的发展历程。其中，“政治泛突厥主义”有两个明显的发展阶段，分别是２０世纪初和２０世纪中后期。１９世纪末，在俄国突厥语穆斯林运动中，伊斯梅尔·加斯普林斯基提出了泛突厥主义的思想，其本质是一种俄国境内操突厥语民族的文化生存、文化发展设想，可称之为“文化泛突厥主义”。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结束后，泛突厥主义进入低潮；之后，以玉素甫·阿克楚拉为代表的一批俄国突厥语穆斯林政治精英移居奥斯曼帝国，并与青年土耳其党人一起推动了泛突厥主义的政治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泛突厥主义又与泛伊斯兰主义结合，实现了斗争手段的军事化和极端化，并具有了反俄的意识形态内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势力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和自身利益的需要，把泛突厥主义打造成了反苏反共的意识形态工具。如维利迪·托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宣传亚洲剩余部分的所有突厥人与土耳其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为此，该团体帮助纳粹德国收编被俘的苏联突厥人；冷战结束后，中亚新独立国家对土耳其宣传的“大图兰”国家构想有过短暂的好感，但很快就开始排斥这种政治主张。国际环境使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势力退而求其次，转而追求文化影响力，向“文化泛突厥主义”回归，但这种“回归”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其活动范围，而不是宣传内容的简单重复。
在泛突厥主义的核心要素和最终目标上，当代泛突厥主义精英对“突厥统一”的历史追溯得更加久远，过程研究得更加详细，结果论证得更加深入，使泛突厥主义这种“超民族”“大民族”的唯心主义观点更具迷惑性。与此同时，进行的另一个过程是，在土耳其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下，泛突厥主义到２０世纪末变成了一种务实性的学说，成为土耳其内外政策和经济进程中的合法成分，成为实现泛突厥主义的目标而把土耳其内外的各种社会因素整合起来的平台。所以，不管是“欧亚主义”还是“新奥斯曼主义”，它们在阐述土耳其与中亚、高加索等地的突厥语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时，都强调其共同的突厥语言和文化。
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的发展表现出几个明显的特点：（１）它在青年人当中的普及程度很高，特别是通过教育教学活动吸引青年人，如玉素甫·阿克楚拉、阿里·胡赛因扎德、阿合买提·维利迪·托甘、土尔汉·亚兹干等人都曾在土耳其高等教育机构任教，并向学生宣传泛突厥主义思想，而且类似现象至今仍然存在；（２）泛突厥主义者重视舆论宣传工作，不仅发表文章、专著宣传泛突厥主义思想，而且还成立专门的出版机构和报纸杂志；（３）组建了包括政党在内的各种组织。除前文提到的组织外，比较出名的还有１９６２年成立的泛突厥主义者联合会，其目标是加强土耳其人的泛突厥主义情结，培养泛突厥主义模范人士，在土耳其人当中维护公正、道义、知识、自由和戒律，抵制有损土耳其人统一及其道德和民族传统的思想，支持国内的民族主义运动；（４）在土耳其境外积极地宣传泛突厥主义。十月革命后，他们就进入中亚，企图在那里建立奥斯曼帝国领导下的泛突厥主义联盟，之后又在苏联的突厥语民族和地区长期进行宣传活动，也时常到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进行活动；（５）为实现泛突厥主义的目标，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热衷于使用暴力手段，致使泛突厥主义与土耳其军方关系密切。除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外，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泛突厥主义组织的军事进攻性也非常明显，如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土耳其境内的“灰狼”组织约有８０００人，他们具有强烈的民族沙文主义和反共产主义情绪，并准备对左派人士，主要是高校师生进行肉体消灭；（６）泛突厥主义在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独立”的思想和主张，而总是与其他思想并存发展，通过借助、融合或抨击这些思想来寻找生存空间，从而在一个多世纪中不但衰而未亡，而且还在多个重大历史时期一次次地走向高潮，但却被各种力量视为一种工具而非思想，也就是说，泛突厥主义的工具价值远远高于其思想价值；（７）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的发展轨迹总是与欧亚大陆结合部及其周边地区的局势变化呈现出明显的相关性。
总之，多年来，泛突厥主义的内涵、外延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土耳其是它实行本土化和国际化发展的主要阵地。泛突厥主义之所以能在土耳其发展，并不是由于其内涵具有新颖性、思辨性、普世性，而是由于在一些重要历史时期，它为某些特殊群体实践扩张野心提供了理论支撑。泛突厥主义的这种生存方式根本不是真正的思想、理论或理想的生存方式。可以预测的是，泛突厥主义有可能会继续随着世界和地区局势的变化而长期蛰伏或泛起，但它不可能达到其预想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