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8月4日，英国军舰驶抵南京下关江面，随后英军从燕子矶登陆，扬言进攻南京城。在英军坚船利炮的淫威之下，清朝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和两江总督牛鉴，妥协退让，委曲求全，被迫在静海寺、上江考棚等处与英军议和，并且与英国代表璞鼎查在英军旗舰“康华丽号”上正式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静海寺因此成为中国近代史起点的象征。就是这个屈辱的《南京条约》的签署，开启了帝国主义列强开始对中国进行侵略、掠夺、瓜分的狂潮，中国亦由此开始了由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后来中英双方又签订《虎门条约》，对《南京条约》作出补充，规定外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租赁房屋或营建住房等，上海租界的发端就肇始于此。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涌入长江门户，开设行栈，设立码头，划定租界，开办银行等。
1843年11月14日，首任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与上海道台宫幕久达成协议，宣布上海于是月17日正式开埠。当时鸦片战争结束不久，中国官员一方面仍以大清帝国居高自大，另一方面又怕与洋人关系处理不妥而发生争执，对自己的官位不利，因此也希望能划出一块土地作为洋人的“居留地”；而英国人也发现城内土地狭小，不宜发展，遂以“华洋杂居”会引起冲突为由，要求划出县城北郊的黄浦滩，作为外国人居留地。1845年11月29日，上海道与英国领事签订《上海租地章程》，正式承认从“洋泾浜”（今延安东路）至李家场（今北京东路）之间的外滩，作为英国人居留地。1845年《上海租界章程规定》签署生效，英国人在上海取得第一块租界，从此，上海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848年和1849年，美国和法国也如法炮制，以相似方法，取得与英国人相同的待遇。后来，“居留地”就逐渐发展演变为租界。1846年英国人组建道路码头委员会，作为租界的市政组织、管理机构。1854年7月11日，租地人召开会议修改《1845年上海租地章程》，将原仅限于道路码建设和管理的道路码头委员会，改组为工部局（Municipal Council），并由工部局组建巡捕房，从此工部局就成为租界的最高市政机构。所谓租界，就是把土地租给外国人居住、经商，这个土地还是中国的。在租界里，中国人是不可以随便入住其中的，但人们可以进去做买卖，当时叫“华洋分处”。我租给你了，当然不能随意更改，最初的几年里，大家相安无事，“华洋分处”嘛，“黄牛角，水牛角，大家各归各”，可是时间一久，因为租界里面居住的外国人太少了，不到两千人，很容易管理，反过来说，这种状况使得租界也没有很大的发展。1850年代，中国发生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组成的领导集团在广西金田村发动反抗清朝的武装起义。后建立“太平天国”，并于1853年3月攻下江宁（今南 京），定都于此，改称天京。1853年上海也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重大事件，就是小刀会起义。这两个事件，尤其是上海小刀会起义，它完全改变了上海的格局。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农民战争，而江南地区处于这场风暴的中心，在战争中，旧秩序受到猛烈冲击，江南人口大量减少，土地关系剧烈变动，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悄然变 化。从表象上来看，小刀会起义之后，大量人口涌入租界，因为租界是当时唯一的安全区域，租界原来只有不到1000人，一下子骤增至2万多人。1853年之后，由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更多的人从苏浙涌入租界，导致租界人口进一步飙升。战后，伴随着区位性的大移民和社会秩序的重构与整合，江南地区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先行区域。由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上海小刀会起义，这个时候对于上海租界的性质而言，就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影响，租界的性质改变了，把上海从“华洋分居”变成了“华洋杂处”，并设立了工部局、巡捕房等。那是上海租界当局自说自话改变的，当时清朝中央政府没有能力去管这个事情，所以租界就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改变了它的性质。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租界就变成了国中之国，这个改变对上海来说，不仅华洋分处变为华洋杂处，而且居留地变成了国中之国，城市边缘变成了城市中心。从此，上海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格局，叫做“一市三治四界”，即一个城市，三个管理机构：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各有自己的管理机构，华界又分为南市与闸北。
1899年上海租界华界之间的界碑
这个格局是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之下产生的，“三治”就是三家分头管理，各有各的政权，各有各的法律，各有自己的文化认同。公共租界法庭开庭是用英文，法租界法庭开庭用法文；门牌号码，也各有各的编法；各家电车轨道不一样，能源系统不一样，卫生系统也不一样。那时，如果一个人从闸北要乘车到南市的话，要经过公共租界、法租界，必须要换车，因为路轨是不一样的。
“三界四方”各自为政的畸形状态，导致城市空间模式呈现出以若干条东西向发展轴线为主体的形态，缺乏南北向的联系，从而导致城市结构的不合理，制约着城市的生机和发展。这种“一市三治四界”的格局一直延续到1940年代，对城市管理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影响。
1907年地图中的上海县城墙，俨然上海最早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