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外卖平台如何翻转全球平台资本主义？

平台资本主义，更准确地说是数字资本主义，代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主要通过大科技、金融市场、食利经济和新自由主义部署信息通信技术来加强价值提取和资本积累。

平台资本主义已经演变为由少数公司组成的互联网寡头垄断，例如，谷歌、脸书、亚马逊、苹果、微软、阿里巴巴、百度、TikTok等。“共享经济”被平台所挪用，并且对人们产生了误导作用。互联网本可以提供建立更好的民主、更美好的世界所需的所有要素，然而这些要素现在正被滥用以牟利。实际上，在平台资本主义的模式下，“共享”的逻辑仅限于松散的前端用户，平台的后端仍处于企业的集中控制之下。

不过，信息经济和开源性的软件/硬件也使得资本主义的劳资矛盾有了新的发展。被平台资本主义所塑造的数字劳工正在通过去中心化的组织模式，例如平台合作主义、数字公地、协作生产，去颠覆平台资本主义。

特别是平台合作主义，采取了与平台资本主义相反的运作逻辑。它将传统合作社的原则与算法管理相结合，实行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并且在“一人一票”原则的基础上民主运作。

CoopCycle是平台合作主义实践的代表，于2017年9月在法国成立，是一个由来自全球的67家自行车配送合作社和一家软件开发商组成的联盟。CoopCycle为这些合作社提供数字基础设施和制度支撑。

创始团队由一群致力于反对Deliveroo等食物科技平台经济和组织模式的活动家组成。这些以利润为导向的食物科技平台，利用风险投资和算法管理，通过将数据货币化和转移失业风险等一系列操作，来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2017年，Take Eat Easy、Deliveroo等主流外卖平台倒闭或突然退出本地市场，作为对这一状况的回应，CoopCycle诞生了。

最初构建CoopCycle的想法来自一名程序员，他克隆了食物科技平台的专有软件，重新调整技术的用途，打造了一个专门为合作社部署的数字公地，致力于解决从零开始搭建一个外卖应用程序可能会遭遇到的高成本问题。

CoopCycle软件以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权、民主决策和工人之间的价值共享为基础，进行了反资本主义模式的设计。合作社联盟的劳工按小时计酬，享受安全就业的福利，包括最低工资、失业救济金、带薪假期、病假、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正如他们所说:“钱不应该生钱，所有的利益应该流向工人，你只有骑自行车才能赚到钱。”

CoopCycle会提供管理培训服务，帮助各国新的合作社成员熟悉软件功能以及日常运营。软件手册和商业计划书则帮助骑手克服集体所有制带来的阻碍和冲突。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软件是我们的旗舰，我们邀请合作社使用它。但之后我们还会提供管理培训服务，帮助合作社们开发商业模式，寻找新餐厅、新客户，这是一个完整的服务包。”

合作社尊重并支持当地的经济与文化习俗，这与平台资本主义的寄生性质不同。合作社采用横向的组织模式，这种模式让骑手得到了关照和尊严，在顾客那里得到更友好的对待。与Deliveroo等平台相比，骑手可以拒绝任务，而这不会影响他们的收入或合同状态。

CoopCycle软件既不实行动态定价，也不实现游戏化/习惯养成设计。地理跟踪功能不会用于对工人的监控和算法管理。CoopCycle也不使用评级系统，合作社更倾向于遵循内部的定性过程来评估骑手的表现。正如一位管理者所说:“我们更愿意与骑手们多去讨论。你认为什么工作是好的？你擅长什么？你认为你做得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你做得不好的事情有什么？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这一点？”

此外，许多合作社成员都是反对使用电动自行车或摩托车的强硬派。CoopCycle选择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主张采取更生态的方法以减少碳排放。然而，CoopCycle的反资本主义使命似乎与以利润为导向的企业（超市、零售商、餐馆）的合作相矛盾。一些公司经常使用自行车送货服务进行“洗绿”。但法律也迫使他们遵守可持续发展准则，如减少碳排放以及交通和噪音污染。与此同时，CoopCycle的成员寻求与同样持有公平和可持续性价值观的公司合作，包括环保公司、零浪费餐厅、家庭经营的社会企业、协会、医院和学校，这些机构形成了一个本地经济的联盟。

CoopCycle的未来愿景是进一步开发该软件，并专门从事政治游说，以扩大法国及其它地区的合作经济。他们并不认为可以在一夜之间推翻食物科技巨头的霸权。相反，他们设想占据一个长期可持续的社会经济活动的生态位，从而对平台资本主义构成威胁。

以联盟的形式，CoopCycle兼顾了集中化与去中心化。集中化推动了大型软件（后端）、IT支持、管理培训、技能培训、集体谈判、大型商业合同、API连接和政治游说等方面的发展。去中心化则囊括每个成员合作社的自组织、软件的定制化，以及自我决定营销和定价策略的权力。

与对用户数据进行集中控制的Deliveroo、UberEat和Wolt不同，CoopCycle软件的去中心化逻辑意味着它没有中央实体，而是由当地的合作社在自己的服务器或基础设施上运行和管理应用程序。因此，没有算法监控和控制本地合作社如何组织工作，也没有对骑手本身的监控。

此外，这意味着平台运营产生的数据托管在本地合作社的服务器上，本地合作社及骑手共同拥有他们用来组织工作的平台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去中心化的数字基础设施对使用者来说是透明可见的。

民主决策规则既包括集中治理，也包括分散治理。“一人一票”的合作原则适用于联盟的年度大会（无论规模和营业额如何，每个合作社都有一票），也适用于每个成员合作社的月度大会。在联盟的年度大会上，合作社成员讨论软件开发和机构方面（如组织架构、财务等）的重大决策和计划。在每个合作社的月度大会上，成员们讨论任务分配、轮班计划、商业模式、资金分配、冲突点、有偿/无偿工作等。

然而，CoopCycle向其它国家的扩展已经影响了民主化的进程。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我们变得太大了，无法完全民主。太多的城市，太多的项目，没有足够的时间留给人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联盟增加了一个额外的行政层，即由大会选举产生的理事会代表成员合作社。理事会成员在联盟层面管理日常工作流程。

CoopCycle收入的一半来自合作社成员每年向联盟缴纳的款额，约占每个合作社创造的附加值的2-2.5%，每年不得低于500欧元（相当于人民币3802元）。在年度大会上讨论了不同的提案后，联盟最终决定了这个数额并进行了投票。较低的缴纳比率背后是联盟希望帮助合作社能够先运作起来的政治目标。

竞争激烈、价格低廉、利润紧缩是外卖配送行业的特点，但是在疫情期间，CoopCycle实现了10万次配送和350万欧元（相当于人民币2661.44万元）的营业额。一些餐馆更喜欢和CoopCycle合作，因为和平台资本主义30%的费率相比，CoopCycle的费率较低（约20%）。CoopCycle的低费率为餐馆和顾客降低了价格，从而为民主化的定价机制奠定了基础。

他们也面临着不公平的竞争：由于能够使用零工降低成本并且有渠道筹募资金，那些受利润驱动的平台可以以极低的价格收费，并且有能力雇佣更多的工人，以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彻底扼杀竞争（赢家通吃的战略）。与此相反，平台合作社承担了很多额外的成本，因为他们要支付税款和工人福利，如社会保障、保险、病假和假期的工资。此外，在通胀压力之下，人们遭遇了生活成本危机，对外卖配送的需求也正在放缓。

为了对此进行调整，CoopCycle开拓了最后一英里的快速配送业务，许多城市出于环保的考虑将业务外包给合作社。CoopCycle可以借此机会利用当地商业的去中心化网络，吸引新的客户和合作社成员。

虽然正式注册为法国的协会，但CoopCycle实际上是一个联盟，其成员是分散在全球各地的合作社和集体企业。注册后，每个成员会签署一份非正式协议，协议上详细说明了关于注册会员的条款和条件。会员资格授予正式雇佣工人的合作社，而不是向平台资本主义那样将工人归类为独立承包商。会员可以访问CoopCycle的全套服务，包括软件、管理培训，技能培训等。

要想使用CoopCycle软件代码，需要获得Coopyleft许可，即copyleft（一种相比于copyright更开放、共享的版权协议）的限制性版本，该许可证能够将软件的商业用途限定于服务合作社和其它符合标准的经济体。联盟充当许可证的看门人，允许成员合作社通过汇集技术或管理层面的资源、知识和服务以降低成本，例如平台软件、手机应用程序、教材、营销、法律支持等。

CoopCycle的联盟结构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一方面，它建立了集体谈判能力，扩大了平台合作主义制度的范围，从而使联盟在社会和经济层面的可持续性得以实现。另一方面，有时候它对一些无法遵守联盟原则或者适当进行灵活调节的潜在成员造成了限制。最近，联盟在以自行车为主的欧洲合作社和以摩托车为主的南美合作社之间达成了妥协。

总之，无论是在价值主张、治理模式、经济政策、还是技术/法律政策方面，CoopCycle展示了一种具有变革潜力的平台合作模式。与难以扩展的传统合作社不同，CoopCycle作为一个联盟通过政治游说、国际司法工具箱、全球协调，成功在国际范围进行了扩张。2021年发起的拉丁美洲合作社，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与非政府组织、工会、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和其它社会经济行为体的联系，是建立全球反资本主义集团、反霸权路线图上的重要里程碑。

未来，CoopCycle或许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合作社孵化器，从食物配送部门扩展到跨部门的供应链，形成一个更广泛的平台合作生态系统。有趣的是，我们正在见证CoopCycle通过探索与法国志同道合的组织建立伙伴关系，慢慢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 这是食通社第 661 篇原创 -

翻译：玉阳

编辑：天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