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医后付”:别让逃费破坏社会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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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奂均(重庆大学)

先交钱后看病,一直是去医院看病的传统做法,用于保障后续治疗费用。近年来,一些地方探索“先诊疗后付费”“零押金住院”等信用就医模式,减轻患者就医压力。但这也给医院带来一定资金隐患,需要配套相关风险控制措施。(11月26日 《工人日报》)

在繁忙的都市中,医院的角落总是藏着人间的冷暖与悲欢。近年来,“先诊疗后付费”“零押金住院”等信用就医模式如一股清流,悄然改变着我们的就医体验。这些创新之举,无疑为患者减轻了就医的经济压力和心理负担,彰显出医疗体系对患者的人文关怀。然而,在这份温情背后,也隐藏着不容忽视的制度隐忧。在连云港、山东、大连等地,“先医后付”的模式受到了广泛好评,不仅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更在无形中拉近了医患之间的距离,让就医过程充满了温情。

然而,当这股温情之风席卷全国,我们也不得不正视其背后的风险与挑战。对于医院而言,“先医后付”无疑增加了资金管理的难度。逃费问题的出现,不仅给医院带来了经济损失,更可能引发医患矛盾,甚至将矛盾转嫁到无辜的医务人员身上。有的医生因患者恶意逃费而陷入追讨的困境,这无疑给医务人员的工作增添了额外的压力。

“先医后付”模式的推广,也考验着社会的信用体系。在当下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个人的信用记录如同第二张身份证,成为衡量其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品质的标尺。然而,当部分患者选择逃避医疗费用时,他们不仅损害了自己的信用,更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社会的信任基础。这种行为,无疑是对医者仁心的亵渎,也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

面对这一困境,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谴责和担忧的层面。而应该深入思考,如何在保障患者权益的同时,构建起更加完善的制度防线。诚然,信用就医模式的初衷是好的,它体现了医疗体系对患者的人文关怀和对就医流程的优化。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也需要更加精细化的管理手段来规避风险。例如,通过加强与银行的合作,为患者提供更加灵活多样的信用支付方式;通过完善征信系统,将逃费行为纳入个人信用记录,形成有效的制约机制;加强宣传教育,引导患者树立正确的就医观念,珍惜自身信用记录。

当然,我们更需要从源头上解决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患者就医负担过重的问题。只有当医疗体系真正实现了公平、可及和高效,患者才不会因为经济压力而选择逃避医疗费用;只有当医者仁心与制度防范相得益彰,我们的就医环境才能真正实现和谐与温暖,为更多的患者带去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