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华兹华斯：人的心灵能比大地美妙一千倍
威廉·华兹华斯出生于英格兰湖区科克茅斯镇。1791至1792年间，还在剑桥念书的诗人游历大革命期间的法国，这段时间的田野笔记和人性观察后来被写入其半自传体长诗《序曲》。1795年，华兹华斯与塞缪尔·柯尔律治相识，三年后两人同著的《抒情歌谣集》出版，在文学史的后见之明中被认为标志着英国浪漫主义时代的开启。对自然的凝视，
和对生活在自然深处的
凡人的处境的凝视，
在华兹华斯那里从来密不可分
向来苛刻的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对华兹华斯的评价在今天看来高得惊人。布鲁姆认为西方经典抒情诗传统中只有两人称得上真正的创新者：恰如彼特拉克“发明”了文艺复兴诗歌，开启了贵族时代的抒情传统，华兹华斯则“发明”了现代抒情诗，开启了民主时代或曰混沌时代的抒情传统。神权时代的诗礼赞众神，贵族时代的诗颂扬英雄，民主时代的诗哀怜和珍视普通人类。这当然是笼统的划分，但这一看法有助于剥开笼罩华兹华斯生平的田园情调，将我们的目光汇聚于其诗艺的核心：对自然的凝视，对生活在自然深处的凡人的处境的凝视，两者在华兹华斯那里从来密不可分。自然之美当然塑造了华兹华斯，他幸运地出生于英国最得天独厚的地区之一，地球上也少有将湖泊、山川、森林、废墟、石阵等万千地貌浓缩于如此适宜徒步的距离中的社区。填满他童年逃学时光的是午后格拉斯米尔湖上的泛舟，日落时分思奇多峰古铜色的光辉，古老巨岩间的嬉戏，危崖畔的悬空听风。身后出版的《序曲》的副标题是《一位诗人心灵的成长》，任何读过这部心灵史诗前四卷的人都会对少年华兹华斯与自然的关系心生羡慕。自然赋予他比交际更甜美的孤独，精炼其感官的灵敏和纯净，让他惯于听见修道院残垣的叹息和常春藤垂泪的声音，在唤醒一个年轻人澎湃的想象力之时又为它系上船锚，稳住创作者风雨飘摇的心灵。
在华兹华斯看来，
自己的灵魂能够在城市混乱的漩涡中保持平衡，
都得益于儿时沉浸大自然
童年时代，诗人曾对伦敦抱有最高的想象，期待它是一个“远胜所有魔王建造的花园与空中楼阁”的仙境，也远胜所有史家书写过的古代名城。1788岁初次抵达伦敦时，他18岁的心灵尚能震撼于恢弘的西敏寺、壮丽的圣保罗教堂以及流光溢彩的泰晤士河畔游乐园，短短三年后重返并寄居时，却对这座万城之城有了更复杂的感受。他称伦敦为“世间忙碌的原野上一个巨大的蚂蚁丘”，无序、平庸、琐碎却也不乏生动，充满暴动与狂欢，是集中上演人类的愚蠢与疯狂的一个“怪物议会”。在刚目睹了法国大革命高潮的青年诗人眼中，此时能够象征这座城市的是它最大的市集：汇集天下所有 “移动的奇绝”——印第安人、巨人、隐身少女、说话的胸像、会数数的马——包罗所有病态之物和畸形之人，也包括所有“普罗米修斯式奇想”的圣巴多罗买市集。他在《序曲》第七卷中将这一切归纳为 “无规律、无意义、无尽头的差异与花样”和“经纬全无的场面”，认为城市文明不分贵贱地压迫着一切人，是人类欲望的记账本，也是人类欲望的坟场，而自己的灵魂能在这混乱的漩涡中保持平衡，都得益于儿时沉浸于大自然时习得的 “专注、记忆力和宏阔的悟性”。
华兹华斯更新的不只是文学风格，
更是观看世界
和理解人类普遍生存处境的方式
乡村而非城市、自然而非传奇、普通人而非特权者，这些是华兹华斯为自己选定、并被命运选中去终生书写的对象。我们没有足够的篇幅讨论他在法国的经历及此间漫长而痛苦的政治觉醒，不过，至少从外部看来，此后他的人生轨迹逐渐和大众熟悉的那个湖畔隐士的形象重叠：迁居格拉斯米尔湖畔的鸽舍，每天数小时的湖区徒步，与幼儿园时就相识的玛丽·赫钦森的和睦婚姻，接受清闲的公职以抚养子女，搬家至莱德尔湖畔的山居，偶然前往伦敦（1817年在那里会见了济慈），更多更久的湖区徒步，从友人罗伯特·骚塞那里继承桂冠诗人的称号，少有创作但平静而受尊敬的晚年。华兹华斯或许不会想到，他这个英国浪漫派诗歌传统的揭幕人，也将是目睹其落幕的最后的生者。1850年他以80岁高龄去世时，主要晚期浪漫派诗人都已离世至少四分之一个世纪——拜伦、雪莱、济慈无一活过35岁，他最器重的晚辈济慈更是25岁就病死他乡。随着工业革命和维多利亚时期一同到来的是长篇小说的时代，一个属于狄更斯、乔治·爱略特、萨克雷的“现实主义”时代。今天，即使在他最坚定的反对者身上，湖畔隐士的遗产仍清晰可辨，这或许是因为经由他和他的同仁们更新的，与其说是文学风格，莫如说是观看世界和理解人类普遍生存处境的方式。（本文2020年6月10日原载于《文汇报》，转载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