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吾金逝世十周年纪念
俞吾金教授对康德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主张要发扬康德的主体性精神并进行再启蒙。回到当下，关于当今时代特征，我概括为四个关键词：全球化的时代，科技革命的时代，普遍法权的时代，人性改善的时代。相应的，“我们时代的康德”，我同样概括为四个关键词：启蒙的康德，知情意合一的康德，永久和平的康德，思想革命的康德。
原文 ：《再启蒙：发扬康德的主体性精神》
作者 |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赵敦华
图片 | 网络
“启蒙的康德”
康德的启蒙思想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康德的启蒙观始于《纯粹理性批判》。在1784年的短文“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中，他言简意赅地指明，“启蒙就是人从他咎由自取的不成熟状态走出”。康德对公民的思想的启蒙要求是激进的，但是对启蒙的社会政治运动的要求却是温和的改良。他认为，朝向更善的进步的秩序，“不是通过事物自下而上的进程，而是通过事物自上而下的进程”。启蒙的“自上而下”的秩序至少有三层含义：第一，启蒙的秩序是指教育和教化的秩序；第二，启蒙需要“自上而下”的政治秩序；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启蒙的秩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智慧”。康德所说的智慧，就是哲学家启蒙人民的智慧。启蒙的最后结果，就是造就“国王般的人民”。由此可见，康德的启蒙观自始至终都是革命性的。
“知情意合一的康德”
康德的“知情意合一”思想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康德的三大批判将“知”“情”“意”统一起来，人就是“知情意合一”的主体。康德不是二元论的不可知论者，“现象界”在第一批判中是自然王国，“物自体”在第二批判中是自由王国，第三批判在这两个王国之间架起了桥梁。人类在道德、科学、艺术、政治等社会活动中，在德与福、自由和幸福这两方面都达到善的目的。
在科技革命的时代，在科学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中，康德的“知情意合一”的思想仍然意义深远。科技革命依靠的人工智能可以制造机器人，但机器人没有自我意识；文化保守主义把道德堕落、物质享受视为科技发展带来的罪恶，但把自由意志与自我意识对立起来；后现代主义强调审美艺术个性化、个人的独特的创造性，但忽视了情感判断的同感和合目的性。现代社会所遇到的问题不是证伪了康德的知情意合一的原则，恰恰是由于这个原则没有被贯彻到底。
“永久和平的康德”
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在《论永久和平》中，康德构想了启蒙的历史进步的政治蓝图：“由源于契约的理念所产生的、一个民族的一切法权立法都必须建立于其上的惟一宪政——就是共和制的宪政。”他还描绘了由宪政共和制国家组成的联盟制，最后达到“一种世界公民的宪政”，实现世界和平的最终目的。康德为这些构想提供了充分论证：第一，人民对自身切身利益的自主判断，即使未必出于道德动机，也会达成公民平等协商、一致同意的协议。因此，启蒙的结果就是共和制的宪政；第二，基于相互依赖的原则和所有当事人共同同意的原则，共和制国家之间会倾向于和平。虽然现在的世界还很不太平，但世界永久和平的历史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中国所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与包括康德在内和平进步思想的呼应与超越。
“改善人性的康德”
康德的“改善人性”思想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在启蒙时代，制度和人性之间有一个悖论：是人决定制度，还是制度决定人。康德认为，只有通过一场革命，才能达到制度和人的改变的一致性。首先，康德认为，人的禀赋是善的，而人的倾向是恶的。人性之恶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前两种恶都可以用道德法则来纠正，而第三种恶是“根本恶”，是对道德准则的颠倒。克服根本恶就是把被颠倒的道德准则再颠倒过来，这就是思想革命。实现思想革命的关键，是区分“价格”与“价值”，“才能”与“性格”，并更重视人自己造就的“性格”。康德指出：“具有性格是人能够向一个有理性的人所要求的最小值，但同时也是内在价值（人的尊严）的最大值。”康德认为，思想革命是经由长期而持久的教育、榜样和教诲而爆发的，只有少数人能够真正做到。但是，他又提出了“普通人类理智”的三条渐进的准则：一是自行思维；二是在别人的位置上思维；三是任何时候能与自己一致地思维。
在康德之后，人性和制度的悖论在理论上依然存在。所有这些争论都不仅仅是理论的，还关涉到“人治”还是“法治”的实践问题。对此，我们仍能从康德的哲学中获得启发。他认为人性的改善和社会制度的进步是一致的，历史的进步取决于人自己的道德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康德的这一思想正是对马克思所说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的诠释。
回顾康德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在康德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比较研究中，我们应该“重异而不重同”，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考察康德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异甚至相反的因素上，并对之抱以同情的理解，这样才有可能吸纳世界文明中的各种不同营养，以补充我们固有文化的不足。
康德对儒家的态度印证了儒家思想与康德哲学的相异性。比如，在对待人格尊严的态度上，我们可以对康德哲学抱有“同情”的理解。康德推崇人的尊严，这无疑也包含着对一切封建专制的批判。20世纪初，康德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动因，也正是为了反对奴性，寻求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八条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由此可见，在对待人的尊严的态度上，康德哲学是对我们有所启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