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吾金逝世十周年纪念
今年是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俞吾金教授逝世十周年。为深切缅怀俞吾金教授，弘扬其道德文章，传承其学术精神，推动哲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和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于2024年9月至10月在复旦大学举办“哲学与时代之思：纪念俞吾金教授逝世十周年杰出学者讲座”，邀请国内七位知名学者，以展现当代思想学术领域前沿进展的方式，向一生以学术为志业、充满学术创新精神的俞吾金教授致敬。
原文 ：《从根基上真正理解中国哲学》
作者 | 上海市哲学学会会长 吴晓明
图片 | 网络
“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为何要被课题化
在“世界历史”的基本处境中，中国文化的自我理解不能不假途于同西方文化的各种比照，不能不一般地采用现代的话语方式。而在我们实际地开展出各种文化比较的过程中，哲学比较无疑是最为关键的核心。因此，对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进行决定性的理论阐明，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只有当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别被明确地分辨并牢牢地把握住时，才能为各种有差别的内容比较制定方向，并使这样的比较在必要的规定和尺度中得到切近而充分的展开。然而，以往关于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的探讨，往往不是在限于一隅的或未曾深究的理论图式中被匆匆地曲解，就是在貌似深湛却缺失尺度的想象式体会中朦胧地闪现，却未曾在哲学理论的根基上得到真正的辨明。
如果说，我们今天的文明比较已经不再能够满足于断言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物质的文明”，而中国文明是“静的文明”“精神的文明”，那么，我们的哲学比较是否还能够满足如下的断言：西方哲学主于“向外觅理”，而中国哲学主于“向内觅理”；西方哲学偏于科学，而中国哲学偏于道德；西方哲学侧重于现象，而中国哲学侧重于本体？无论这些说法表面看来还有多少依稀仿佛的样子，也无论这些断言将单纯的数量配比（“主于”“偏于”“侧重于”）俨然伪装成真正的实质或特质，它们在今天已经不能不显露出自身在学术理论上的无根状态了。正是这种无根状态，为中西哲学比较中的各种任意和武断大开方便之门。为了从这种无根状态中摆脱出来，就必须首先对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作出决定性的理论阐明。关于“根本”，马克思的说法是：“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王阳明的说法是：“要从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辨浊清。”
“哲学”的形式含义与实质含义
为把握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首先需要就“哲学”之单纯形式的含义和具有实体性内容的含义进行区分。用中国传统的术语来说，前者是“虚位”，后者为“定名”。韩愈在《原道》中说，道与德为虚位，仁与义为定名。“哲学”之单纯形式的含义，意味着任何一种“民族精神”的中心，意味着该民族精神之多方面的表现始终围绕着旋转的枢轴；在这样的意义上，“哲学”意指一个民族所具有的文化之主干、思想之母体、精神之核心。而当我们从一般哲学进入到特定的中国哲学或西方哲学时，这里的“哲学”就是具有实体性内容的，并因而是与其他哲学具有实体性差别的。因此，如果说在“世界历史”的处境中，中国哲学必须借助于与西方哲学的决定性比照来展开它的自我理解，那么，我们就必须首先从根本上去把握中西哲学之间的实体性差别。
从根本上来说，西方哲学的实质是什么？是“形而上学”，即柏拉图主义。这一点是被确凿无疑地证明了的——不仅在西方哲学的整个历史中得到证明，而且尤其在西方哲学已经开展出来的自我批判中得到证明。如果说，西方哲学的实质是形而上学，那么，我们关于“根本差别”之整个探讨的引导性问题就是：中国哲学是在形而上学之内还是在形而上学之外？或者，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别是在形而上学内部的差别，还是在形而上学之内和之外的差别？
从基本建制分辨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
为了从根本上去应答上述问题，我们就必须首先深入到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之中，并使中国哲学自身的建制能够与之形成决定性的对照。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在柏拉图的理念中得以构成并成为定局。这一基本建制的要点是：（1）将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分割开来并且对立起来，亦即将形而上的世界和形而下的世界分割开来并且对立起来。（2）认为“真理”或“实在”仅仅属于超感性世界，而不属于感性世界。（3）感性世界中的个别事物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真的”或“实在的”，只是因为它们“分有”了超感性世界的理念（存在者“分有”了作为理念的存在）。如果说，形而上学从根本上来说是在如此这般的建制中成其本质的，那么，可以与之形成决定性比照的中国哲学的基本建制又是怎样的呢？
在中国哲学的古老文献中，与该主题最为切近的一个表述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确凿无疑地意味着：中国哲学能够明确地识别和分辨形而上者（道）与形而下者（器）；中国哲学要求通达并且能够以自身的方式通达形而上者。但是，中国哲学立足其上的基本建制恰恰在于道器不割，在于体用不二，在于本末不遗，在于大道不离人生日用。而这一建制同样确凿无疑地意味着：中国哲学在能够区别和分辨道与器、体与用的同时，却绝不许将二者分割开来，尤不许令二者对立起来。因此，在中国哲学的基本建制中，根本就不存在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分割-对立，不存在以此分割-对立而来的形而上的世界和形而下的世界，而只有一个未曾被分割-对立的整全的世界，一个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在其中通同涵泳的世界。
在这样一种决定性的意义上，就像形而上学的本质乃是中国哲学的非本质一样，中国哲学的可能性在于它成为形而上学——任何一种形而上学——的不可能性。因此，我们的基本结论是：“西方哲学的实质是形而上学，而中国哲学则在形而上学之外，并且依其本质一向就在形而上学之外。”
不能把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尺度强加于中国哲学
在西方哲学径直就是形而上学一事中，问题的实质曾被极大地搅扰和遮蔽了。人们对于外来的“哲学”一词高度警觉（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长久争论），而对于“形而上学”却掉以轻心（很少有人真正质疑过中国形而上学的合法性）。这种情形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对于哲学之名的表面斟酌并未阻止西方尺度的强制性滥用，相反却悄然以形而上学之实为这种滥用提供了理论上的基础定向和全套装备。因为正是形而上学规定了西方哲学的本质性。“哲学”可以作为虚位，具有单纯形式的意指，但“形而上学”在这个层面上却不是也不能是形式的，它是表示实质的定名——这种实质被称为“柏拉图主义”，它是依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来为自己制定方向的。
但是，要从根本上去追究并把握形而上学的实质，还面临着一种需要克服的基本困难：形而上学的实质，绝非一个仅仅通过学院定义或形式分类就能处置得了的问题，它只有在西方哲学已经开展出来的“自我批判”的视域中才能绽露出来。马克思曾指出：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可能的范围内完成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做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客观地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对于哲学来说情形同样如此而且尤其如此。渊博深刻如黑格尔那样的大哲，尚且无法真正理解中国哲学，不是因为他的孤陋寡闻，而是因为他对形而上学还是完全非批判的。因此，分辨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的决定性要求在于能够抵达并充分占有西方哲学在其自我批判中方才敞开出来的理解视域，这一视域开始于“绝对精神的瓦解过程”（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等）。只有以之作为理解性视域的前提，我们才能客观地理解（依对象自身的本质来理解）古代的哲学和东方的哲学，尤其是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