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贫贱：美国底层社会的贫穷与愤怒｜书摘

文 | 戴尔·马哈里奇

《生而贫贱：美国底层社会的贫穷与愤怒》

[美] 戴尔·马哈里奇  著  

雍德生  译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3年6月

【内容简介】

2020 年 3 月到 6 月是我多年来最黯淡的时光，当时我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一个靠近海滩的地方。我认为，那段时间比 1968 年还要灰暗。我们知道，在那一年，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和罗伯特·F. 肯尼迪（Robert F.Kennedy）先后遇刺身亡，许多人的梦想也随之黯然终结。当时，我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最近，我们都有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故事，但我的疫情故事相当不同寻常。因为我是少数比较幸运的美国人之一，能够借助 Zoom居家办公。我不需要成为零工经济的一员，也就是说，我不必去开优步（Uber）或来福车（Lyft），无须去做 DoorDash的外卖员，也不用去做联邦快递（FedEx）、亚马逊（Amazon）或UPS 快递公司的司机，更无须祈祷在临时救济金花得一干二净后，能够重新找到工作。我们这些白领人士倾向于认为，大多数美国人和我们的情况完全相同。但这有点想当然了，因为白领人士中的大多数从来不和工人阶级互动。我的一位女性记者朋友认为，要渡过像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这样的危机，我们每个人手头上都应该有 5000 美元现金。如果我们的预算能够支付得起，可以加倍。虽然她说这些话时并无恶意，但她对 3 亿多美国人的生活显然缺乏了解。她的这一番话是对一家大型出版社的记者说的。然而，就在她说出这番话的一年前，美联储发布的报告显示，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最好的一年，仍有 40% 的美国人没有足够的银行存款去“支付 400.19 美元的额外开支”。

去加利福尼亚州之前的那一年的年初，我居住在纽约市，与平常一样从事教学工作。2020 年 2 月底，我病了一场。起初是剧烈的头痛和长时间断断续续的睡眠。后来，我连坐在椅子上都很费力，腰部疼痛难忍。我曾猜测是拉伤，但后来怀疑是肾部感染，因为此前我身边有几个人生病。我不相信我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原因是联邦政府官员断定，美国还没有出现疫情。很久之后，我在加利福尼亚州进行了抗体测试，第一次的结果显示可能是阳性，但第二次明确显示是阴性。测试花费了 50 美元。当时有几十种测试方法，但大多数都不可靠。我告诉自己，我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不过，也许我没有感染。我们缺乏全国的统一领导，处于一种在美国很典型的状态：我们被要求进行自我防护。政府发布的指令前后不一，自相矛盾。起初，我们被告知，口罩毫无用处。但后来又被告知，佩戴口罩十分必要。在曼哈顿，货架上的洗手消毒液和酒精被抢购一空。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想方设法找到了购买清如许（Everclear）牌 95 度烈酒的方法。我们的口号是“喝了清如许，万事皆不清”。我不知道这种烈酒是否还在出售。经过一番寻觅，我终于在位于百老汇的一家烟酒店找到了仅剩的两瓶。后来，我把酒倒进一只黄色的、体积较小的喷药瓶，随身携带，时不时喷在手上消毒。康复之后，我选择继续留在纽约，即使在被迫转为网上教学以后也是如此。当时的纽约，街道空空荡荡，不过还是能看到一些乞丐。距我的公寓不远，就是西侧市场（WestSide Market）。在那附近的一个人行道上，经常坐着一个失去双腿、又没有轮椅的乞丐，他总是伸手向路人乞讨。有一天，我从他旁边走过。也许是没有讨到多少钱，他看到我之后，用双腿的残肢和一只胳膊支撑着地面，像一只敏捷的螃蟹一样向我快速移动。他的另外一只胳膊尽力向前伸展，手掌也尽可能张得最大。他的眼神透露着急切和乞求，张开的嘴巴口水直流。第二天晚上，在肯尼迪国际机场，我向朋友们发送了捷蓝航空（JetBlue）航站楼内空旷景象的照片。在和他们中的一个人的通话中，我说了一句陈词滥调：这是电影《僵尸启示录》（Zombie Apocalypse）的场景。我不禁要问，这是赤裸裸的现实吗？在那架飞往加利福尼亚州的航班上，总共只有 28 个人。

在随后的两个月里，我与我的朋友们一起隔离。工作的时候，我就在他们家后院的小房子内办公。和许多美国白领一样，我们闭门不出。亚马逊、UPS 快递和联邦快递的投递员，源源不断地把货物送到房前的门廊，但我们只是透过窗户看着他们，并不与他们接触。

太平洋夏季时间 5 月 26 日（周二）接近中午的时候，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读着《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该报称，根据美国劳工部提供的数据，前一周美国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达到 330 万人，创历史最高纪录。同时，美国股市大涨，道琼斯指数上涨大约 300 点，标普 500 指数创 11 周新高。彭博社（Bloomberg）发表评论称：“投资者推测疫情对经济打击最严重的阶段已经过去，因此他们重新入场，积极购入风险资产，进而导致股价上涨的时间早于市场预期。”那一天是（倒）垃圾日。看完报纸，我离开小屋，到行车道的尽头去取装有轮子的黑色塑料垃圾桶。当我拉着垃圾桶，转过屋角，顺着斜坡向下面的街道走去时，我注意到，在一个装可循环利用垃圾的蓝色垃圾桶旁边，有一男一女两个人。那个垃圾桶里面的垃圾还没有被清运工运走，而他们两个人正在里面翻找东西。当他们抬头看到我时，两人都面带负罪感。我觉得，他们不应该出现在这种场景里，因为他们衣着得体、整洁。“我从来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在垃圾桶里找东西换钱。”鲁迪·里科（Rudy Rico）告诉我。“但你总要吃饭。”我说。接下来，是尴尬的沉默，好在附近一棵皇后葵上的一只嘲鸫叫了起来，帮助我们化解了难堪的局面。鲁迪以前是一位园林设计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导致他下岗。

“我们当时和我的妹妹住在一套房子里，但她后来得了严重的肝病。医生告诉她，她房子里的其他人必须搬出去。”鲁迪说。

由于失业救济金的发放速度缓慢，鲁迪和他的妻子克里斯蒂娜（Christina）面临两难的选择：每次失业救济金到手之后，是存起来一部分，过一段时间以后支付疫情以来一直没有支付的房租？还是偿还购买汽车的欠款？最终，他们选择了后者，因为在那个时候，汽车就是他们的家。他们把汽车停在路边，每天晚上在不同的街道停车和睡觉，以便躲避警察。他们还发现了海滩上的一处公共卫生间，于是就喜欢待在附近。我的垃圾桶里装着一些苏打水和啤酒的空瓶子和易拉罐，还有一些硬纸板。“这些东西大概值 3 美元，”鲁迪说，“相比而言，我们过得还算不错”。但他们在垃圾桶里翻找一天，也只能挣 50 美元左右。“我不想不劳而获，也不愿意贪得无厌，我只留下这些易拉罐。”鲁迪边说边拍打装着失业救济金支票的口袋。“不过，我需要保住我的车。”他们夫妻俩都已经 55 岁，结婚 37 年了。他们说，或许他们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会无家可归，甚至在鲁迪重新上班之后也会如此。“搬回公寓居住，需要 3000 美元。”鲁迪说。

他们捡垃圾的时候，经常会遭到一些富人的训斥。克里斯蒂娜告诉我，当她看到我从行车道走下来的时候，她猜测我也会那么做。

“有些人怒气冲天。”她说道。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加深，我们创造了不断变化的、关于生活的叙事。这并不是说，我们像兜售捏造的政治叙事的政客一样，向其他人推销我们自己。事实上，我们是向自己推销自己，以便应对几十年来在生活中遇到的事情，并弄懂其中的意义。对于我在俄亥俄州（Ohio）的孩提时代，我有这样的叙事：我的父亲饱受战争创伤，脾气暴躁。他梦想成为老板，日进斗金。白天，他在很远的一家工厂上班；夜晚，他则在地下室里的大型铁制机器上打磨钢铁工具，那是他的副业。在青春期之前，我就开始在地下室和他一起干活了。有一次，我父亲差点被一个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司机撞死，几个月都无法行走。我年龄尚小，或者说作为车工，技术不够熟练，因而无力挽回父亲的副业。我的母亲是校车司机，她经常从教堂为我们全家带回慈善机构和慈善人士捐赠的食品。在这样的叙事中，我的生活充满恐惧，因为我确信，长大之后我将会成为一名蓝领工人，生活艰难坎坷，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

对于我刚刚 20 多岁的那段时光，我有这样的叙事：我当时把自己称为“作家”；作为克利夫兰（Cleveland）几家报社的特约记者，我风雨无阻，骑着雅马哈摩托车，去报道学校理事会的会议和市政会议。我骑行的范围是几个郊区，那些郊区呈半圆形，边长大约 30 英里 。我之所以那么努力，是希望依靠写作来摆脱做工人的命运，逃离工厂。我当时在一家塑料加工厂上班，具体工作是用车床加工轴承隔离圈。其实，我当时还不是一位作家，我只是撒谎称自己为作家而已。尽管我在《克利夫兰诚报》（Cleveland Plain Dealer）和其他多家报纸发表的署名文章越来越多，但我仍然是个“冒牌货”。1980 年，我开车到西部寻求发展机会。起初，我居住在我的“达特桑”（Datsun）皮卡里，给多家新闻编辑部打电话，希望能找到工作。当时，我事实上已经无家可归了。然而，我的叙事突然发生了变化，因为我最终在萨克拉门托 （Sacramento）的一家大报社谋到了职位。当我接近 30 岁时，我成了一名蓝领“作家”，这一称号是一名编辑“授予”我的，我靠自己的努力赢得了这一称号。

我的中年时期的叙事是这样的：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的舞台上，与著名乡村音乐歌手肯尼·罗杰斯（Kenny Rogers）握手；在田纳西州（Tennessee）首府纳什维尔（Nashville）与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交谈；与众多名人雅士共进午餐，其中包括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哈佛教职员俱乐部）；导演、制片人和剧作家威廉·弗里德金（William Friedkin，在比弗利山庄）；演员罗杰·斯特劳斯（Roger Strauss，在纽约）；在做广播节目前，与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杰里·布朗（Jerry Brown，在奥克兰）闲谈；与摇滚歌手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Springsteen）一起潜入俄亥俄州扬斯敦（Youngstown）的一家废弃钢铁厂——希望不会被警卫抓到和投入监狱。我还和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共进晚餐，其中包括记者、作家、“新新闻主义”开创者汤姆·沃尔夫（Tom Wolfe，我们曾邀请他在斯坦福教学），歌手布鲁斯·库克本（Bruce Cockburn，在纽约），作家、历史学家、播音员斯塔兹·特克尔（Studs Terkel，在芝加哥）。在山景城（Mountain View）海湾地区的一家剧场的后台，我与刚从化妆室跑出来的歌手克里希·海德（Chrissie Hynde）撞个满怀。稍后，我又与音乐家兼歌手贝克·汉森（Beck Hansen）站在一起。在曼哈顿上东区举行的一次文艺晚会上，我有幸与之会面的名人包括演员乔治·斯特凡 诺 普 洛 斯（George Stephanopoulos）、 编 辑 爱 丽 丝· 梅 休（Alice Mayhew）、揭穿水门事件丑闻的两名《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记者之一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作家肯·奥莱塔（Ken Auletta）以及演员查理·罗斯（CharlieRose）。上述人物当中，大多数我都不是真正熟识。除了布鲁斯和斯塔兹，其余的人中，大多数我都没有再见过面。我是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杰出的客座教授，后来又成为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终身教授。对于上述场合，虽然我身处其中，但我对自己的任何头衔以及当时的场景都无法很好地适应。事实上，我与他们在一起，感到非常不适。虽然我不再是那个蓝领青年，也不再是那个蓝领“作家”，但我同样也不是常春藤名校的教授，尽管我的头衔确实如此。在内心深处，我觉得自己仍然是一个“冒牌货”，在每个地方都是这样。换句话说，我感到无所依归，不属于任何地方。

我想起了博尔赫斯（Borges）对记忆的描述，那是他父亲的经验之谈。“‘如果我今天白天回忆早上发生的事情，那么，我就会得到自己早上看到的景象。然而，如果我在晚上回忆早上发生的事情，那么，我真正回忆的不是第一个景象，而是记忆中的第一个景象……’然后，他用一叠硬币进行了说明。他把一枚硬币放在另外一枚上面，说：‘现在，第一枚硬币，也就是最下面的这枚，我把它比作我童年时代对我家房屋的印象。第二枚是我去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我对那座房屋的印象。第三枚是另外一个记忆，依此类推……每一个记忆都会有失真，哪怕失真程度或许不大。’”

我们的叙事就像那些在桌子上垒起来的硬币。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创造叙事，导致最上面的那一枚硬币给我们的生活下了定义，但这个定义似是而非。到 60 岁的时候，我们究竟是谁呢？时光飞逝，我遇到无家可归的鲁迪和克里斯蒂娜的那天上午，与我在克利夫兰的青少年时期已经相距遥远。然而，在我遇到他们的时候，我内心的某种感受将垒在上面的硬币一扫而空，让我瞥见了最下面的那枚硬币，尽管那只是转瞬即逝的一瞥。那个在圣迭戈（San Diego）的夜晚，我反复播放着我见到鲁迪夫妇时录制的录像。躺在床上，我一直想着他们的事情。他们让我想起了我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遇到的工人阶级。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似乎短期内难以结束。我们可以拉平感染曲线，避免病例集中暴发。这样的话，联邦政府的相关部门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制订计划。然而，那些部门从来没有制订过计划。按道理说，民众应当隔离。不过，隔离多长时间？一年？还是两年？我们目前的状况与僵尸电影一样恐怖，甚至创造了新的“典范”。然而，我们对目前的疫情防控规则一无所知。例如，是否允许出去游玩呢？

偶遇鲁迪和克里斯蒂娜的第二天，我和一位朋友去了沙漠地区。她开车把我们从沿海地区带到了荒凉、暗褐色的山区，路边的指示牌布满了弹孔。我们从高处行驶到了干涸的谷底，四周到处是三齿拉雷亚灌木（石炭酸灌木）丛。忽然，一座 20 世纪 30 年代建造的度假村映入了我们的视野。那里生长着一簇簇高大的扇形棕榈树和原生柽柳，远远看过去就像沙漠里的绿洲。像这样的位于沙漠的度假场所，一定是普利策奖得主、演员、剧作家兼导演山姆·谢泼德（Sam Shepard）喜爱的地方。更加具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是，当一位戴着口罩的前台工作人员给我们办理入住手续时，另外一位此前一言不发的服务人员从旁边走过来，用电子体温计快速照射我的额头。度假村里有许多红瓦小屋，但客人寥寥无几。事实上，我只看到了一对夫妇在度假村里散步。然而，我们每个人仍然都戴着口罩，我还不时掏出随身携带的喷药瓶，用“清如许”酒精消毒。当天下午和第二天上午，我们两人去了度假村的游泳池。那个游泳池位于较低的位置，宽敞空旷，池水泛着蓝色。相比之下，天空的颜色比池水还要蓝。然而，我们在那里时，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摘下口罩，在浅水区来回击打着皮球。第二天中午，当我们开车离开时，一座废弃的加油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原因是它正面的外墙上有一面喷涂的美国国旗，但颜色几乎已经褪去。

我的朋友问，是不是应该停车，下去拍一些照片。“不，光线太强，拍不出好照片。”我说。由于那面美国国旗面朝东方，所以拍照片的最佳时间是早上太阳刚刚升起来的时候。当然，傍晚也不错。当她转过弯，开始加速时，我想，让光线见鬼去吧。于是，我突然喊道：“停车！”我的朋友把车停到路边，车门关上的声音在沙漠的空气中显得格外刺耳。我们两人站在那里，观察着那座建筑物。我确信，如果摄影大师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来到这里，他一定会多拍一些照片，我的老友迈克尔·S. 威廉森（Michael S. Williamson）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当从前门走进去的时候，我们正好面对着一张半遮着后窗的胶合板，上面涂鸦着几个大字：“生而贫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