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胡适在民国初年的学术工作与文化活动，如前所述，在一定程度上，都与整个时代和社会的背景息息相关，我们不免要问：胡适在当时究竟处身于怎样的社会关系网络？他在这一套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活动，是不是也有助于增添他的荣名盛誉？
民初的中国社会，如众所知，正处于激烈变动的阶段，无数新旧交错的主要轴线，纵横切割着社会活动的各个层面，充分展露出过渡时代的特色。胡适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恰可为这种过渡性的时代特色做一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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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曾经指出胡适毕生因袭着传统中国知识分子重视籍贯的畛域观念。从他早期的书信、日记来看，乡情世谊确实不失为胡适社会活动中的一条主轴。1914年胡适在致其族叔胡近仁的信函中，即对“吾乡文献衰歇”再三致意。其后他更致力于搜罗桑梓文献，计划编纂《绩溪小丛书》。1918年胡适入京未久，便已担任绩溪会馆的董事；1920年又参加旅京皖人所组成的“皖事改进会”，时与安徽同乡酬酢往来。当时钱玄同曾为函讽示胡适“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或许泰半便是针对胡适与安徽同乡的密切交往而发。
最能显示胡适顾念乡谊的事例，便是上海亚东图书馆的往来。
亚东图书馆是胡适的绩溪同乡汪孟邹于1913年所创办。胡适便是透过他的居间介绍，结识了主编《新青年》的陈独秀，继而携手掀起震动全国的新文化运动。此后胡汪二人交往甚密，汪孟邹之侄汪原放屡次赴京，多借寓胡宅；胡适赴沪，亦多假亚东为下榻之处。1920年汪原放起意标点《水浒传》，胡适即慨然赠以3万字的《水浒传考证》作为全书之序，以致该书一经出版，旋即风行一时，短短两年间已行销8版，凡11 000余部。此外，胡适复陆续将所译《短篇小说》，所著《尝试集》《先秦名学史》《胡适文存》等书，交由亚东出版， 顿使该馆由一默默无闻的小型出版社一跃而成全国知名的新文化重镇。甚至到1934年，亚东图书馆营业失败，濒临破产，胡适还不辞艰劳，力为挽救。由此可见胡适笃念乡谊的作风。
胡适归国之初，中国政坛正值皖系当道，旅京安徽知名士绅在政治与社会上炙手可热，拥有极大影响力。胡适既与他们频相过从，本身私德又复谨饬，因而备受皖籍耆宿推重奖誉。安徽故家之后的唐德刚便指出：
当时在北京居住的吾皖老辈对后起的青年学者，则多鄙薄陈独秀而推崇胡适之。……（胡）是刚自美国学成归来的真正的新青年。学问上固然“中西俱粹”，在个人行为上也循规蹈矩，为一时模范，在同乡长辈中，口碑极好。因而，新文化运动中，一切为老辈所看不顺眼的什么“反贞操”“仇孝”“打倒孔家店”等等烂账，都上在陈独秀头上，而“新文化”“新文学”“新思想”“新道德”等一切好的新的，都封给了胡适。
这些安徽同乡的有力推毂，当然为胡适的“暴得大名”，提供了相当的助力。
与畛域观念相类，胡适受诸传统社会关系的另一项影响，则是他对同学关系的重视。胡适返国之后，除却经常参加康奈尔与哥伦比亚两校同学会的活动外，对于提携旧日同窗，更是不遗余力。1919年至1920年间，胡适一度代理北大教务长，即多方汲引朱经农、颜任光、赵元任、张奚若等留美旧侣，前来北大任教，以致其挚友任鸿隽对其一味网罗文学、哲学人才，而忽略科学人才的做法，颇有微词。其后，商务印书馆经其代为擘画改革后，朱经农、唐钺等人又在胡适力荐下，分掌要职，主持新设各部。胡适尝自承对于朋友的著作“不免有点偏爱”，实则他对有过同窗之谊的朋友，更是“偏爱”。
当然，随着社会背景的变化，作为一个留美学生的胡适，其个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同学关系，已与传统中国知识分子间的同学关系有了显著的差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留学运动的主流，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渐次转移到欧美大陆。1920年，美国一地便有中国留学生1500余人。这些留学生大抵出身上层阶级，彼此相互熟识，留美期间也多有加入共济会之类的互助组织者。这样的背景，加上相近的教育经验，遂使他们于回国之后，彼此相结，互为奥援，形成一股高度凝聚的强固力量。而民国之初，北伐之前，归国留学生所受到的优渥待遇，更益发突显他们在中国社会里的特殊地位。
五四时期的胡适，正是这样一个特殊身份团体中的特出成员。他出身于中国校友人数最多，并在中国高等教育界拥有极大势力的哥伦比亚大学，同时，他在留学期间交游极广，声名远播，几为全体留美中国学生所共知。因此，他甫行返国，迅即成为欧美留学生团体的领袖人物。而胡适似乎也有心联络同志，扩大声势，前述提携留美同学一事，固为例证，1921年他所筹组的“努力会”尤可为说明。是年5月，胡适与王征、丁文江、蒋梦麟等人筹议组织一个秘密性质的“努力会”，由胡适起草的章程中便明定该会会员“当互相联络、互相帮助，并当极力使我们所做的各种职业也互相联络、互相帮助”。此后陆续加入该会者，除王云五外，几全属欧美留学生。虽然此一组织后来并无重大进展，但足以显示胡适透过欧美留学界的关系，致力于强化本身影响力的主观意图。
另一方面，胡适于留学期间与外国学者所缔结的师友情谊，也为他日后在中国知识界的地位，提供了相当的凭借。胡适在留美时期，尤其是在康奈尔大学攻读的那几年，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当地社区的各项文化活动，表现杰出，深受校长许满（Schurman）赏识。1921年，许满受命担任美国驻华公使，胡适曾在康奈尔同学会的宴会上，致辞欢迎。次年，美国政府拟议退还庚子赔款余款，资助中国教育文化事业。一时之间，中国教育文化界的大小派系闻风兴起，竞相攘夺。胡适与许满的旧谊，顿成举足轻重的有力筹码。1923年1月，唐钺为抵制“南中教育界”垄断美国庚款的企图，即致函胡适，要求他透过许满的管道，加以阻止。1924年5月，任鸿隽谋使中国科学社分润庚款补助，也请托“同许满素来要好”且极受许满敬重的胡适，为之先容，以利接洽。这种情势，无疑有力地增强了胡适在学术教育界的发言权。
较诸美国庚款一事更能反映“外国关系”对胡适个人声望之作用的，则为杜威的访华。
1919年3月，杜威应邀赴日讲学，胡适与陶行知等门生遂乘机联合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苏教育会等机关，筹集资金，邀请杜威来华。
杜威于1919年5月1日抵达中国，前后停留两年，足迹遍历北京、上海、奉天、山西、湖北、湖南、广东等78处，共发表演讲150余次。在杜威访华期间，胡适经常随侍在侧，除担任其在北京、天津、济南等地讲演的翻译外，并先后发表多篇文章，弘扬乃师的实用主义哲学。经过他的大力鼓吹，杜威学说蔚为时尚，对五四时期中国的教育与思想产生重大影响。
胡适如此热切接待杜威，其初衷或许只是在阐扬师说，借为中国知识界指明一条康衢正道。然而，从另一种角度观察，在民初教育文化界派系林立、竞相角逐领导霸权的复杂背景中，胡适与杜威的关系，事实上无法不牵动个人乃至各特定团体的势力消长。1921年7月哥伦比亚大学同学会为杜威夫妇饯行时，闹出争当主席的笑话，已隐约透露此中消息。同年9月，美国教育家孟禄（Paul Monroe）访华时，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员极力阻隔其与北大方面的接触，意图垄断孟禄在华行止，俾“借他大出锋头”，更明白点出“挟洋自重”与民初学界中人权力竞争的微妙关系。而胡适对同时在华的杜威与罗素（William Russell）两人态度之冷热悬殊，尤足玩味。
1920年9月，梁启超发起组织讲学社，邀请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至1921年7月与杜威同时离华。
罗素与杜威在国际学界同享盛名，但胡适对罗素的态度却异常冷淡。他始终不曾出席罗素的公开演讲，及1921年7月11日杜、罗二人同日离京，胡适不但连夜赶撰《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复于是日上午亲携幼子赶赴车站为杜威送行；而同日下午，罗素动身时，胡适却因与友人谈论文法问题，延误了送行时刻。时隔数日，胡适南下上海，在津浦车中作成一首题为《一个哲学家》的白话诗，对罗素尤多讥刺。
杜威、罗素二人在胡适心目中所以有如此高下厚薄的轩轾，固然与胡适本人的哲学成见密切相关，却也不免夹杂着其他不足为外人道的因素。1920年底或1921年初，胡适在致陈独秀的信函中，即隐约指责梁启超领导之研究系邀请罗素、倭铿（Rudolf C.Eucken）访华，用意实在抵制胡适等人的声势。他并明白表示：“若倭铿来，他每有一次演说，我们当有一次驳论。”由此可见，胡适之尊杜贬罗，实在还关涉到他与梁启超在中国文化界领导霸权的角逐争胜。从这种脉络分析，胡适刻意宣扬杜威学说，并以杜威思想在中国的正宗诠释者自居，多少也对他自己在中国文化界的威望增添了正面的助益。杜威哲学固然仰仗胡适，乃得以在中国大行其道，反过来说，吴森所谓“胡先生藉乃师学说成了大名”，又何尝全属厚诬之辞？郁达夫为文嘲讽胡适“跟着外国学者跑来跑去”，当然也不是无感而发的。
以上，我们就胡适的人际关系，约略讨论了他在民初社会中得享盛名的若干外缘因素。其次，我们还可以观察一下，在激烈变迁的社会条件下，胡适于新兴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中所扮演的角色。
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在研究西欧资产阶级社会形成的过程时，特别指出，西欧社会在17、18世纪之间随着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的长期变化，逐渐转成一个独立于国家权威之外的“公共领域”，而此一公共领域又仰赖沙龙、剧场、公共图书馆、通俗文艺与新闻报刊所共同塑造的“公意”（public opinion），作为其制度性的建构基础。近年来，许多研究近代中国的学者，纷纷借用此一概念，相继指出，晚清以来，随着都市化与商业化的急遽发展，中国社会也逐渐出现了类似的现象。而以城市居民为主要对象的出版业及报业的蓬勃兴起，便是此一历史过程的具体表征。
那么，胡适与近代中国社会中这个以出版及新闻事业为主要支柱的“公共领域”，有着怎样的关系？他在这个领域中发挥的作用，是不是也有助于他个人声名的传播？
概括而言，胡适在民初社会的“公共领域”中是一个相当活跃的人物，他与出版界和报界也都长期维持着密切的关系。
先就胡适与出版界的交往来看。前文已经述及他和亚东图书馆的过从，不必赘论。更值得注意的，则是他对民初执出版事业之牛耳的商务印书馆的影响力。
胡适在留美期间曾主编《中国留学生月报》，并尝预闻《科学》杂志的创办，这两份刊物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这是他与商务印书馆接触之始。及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后，商务印书馆为顺应时潮，亟欲笼络新派人物，以广招徕而壮声势，胡适遂成其极力拉拢的对象。1920年1月，商务总经理张元济筹议编译哲学、教育科学丛书，即拟请胡适代为主持。同年3月，张元济与编译所所长高梦旦复计划设立第二编译所，专办新事，“以重薪聘胡适之，请其在京主持”。当时商务印书馆的构想是借重胡适在学术文化界的声望，联络京师人士为其编译或撰稿，并每月致酬300元。对于是项提议，胡适似乎并未接受。
及1921年商务决定全面改革时，高梦旦避贤引退，荐胡自代，并多次北上，再三敦劝。对于商务印书馆在文化上的重大影响力，胡适知之甚深，他也明白“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但他终因眷念个人学术事业，不肯贸然接受，仅应允利用暑假闲暇，南下上海，为商务擘画改革事宜。
是年7月中旬，胡适履约赴沪，以客卿身份在商务待了一个半月，始行北返。在这一个半月中，他分批会晤了商务的重要干部，并拟妥改革方案，同时还借箸代筹，为商务制订《万有文库》的出版计划，对于此后商务的发展方向， 影响至为深远。当时，商务为表谢忱，竟馈以1000元重酬。经过这次事件，胡适与商务缔结了深厚的交谊。此后，他又推荐王云五出任改组后的商务编译所所长，其同学故旧，也有多人在他介绍下，接掌该所各部门主管，从而更扩大了他对商务印书馆的影响力。从他的书信来往中，我们可以看到在1920年代初期，胡适经常受朋友之托，代向商务求售书稿或谋觅职位。因此，透过他与商务的关系，胡适不但一定程度上导引了中国出版事业的路向，同时也为他在学术文化界的领导地位添上了一块强固的基石。
至于胡适与近代中国新闻事业的接触，肇端尤早。1904年，少年胡适由家乡赴沪求学，正值《时报》创刊，旋即大受吸引。他在上海的六年间，“几乎没有一天不看时报”，甚至还把《时报》所载小说、诗话、笔记及长篇专著等剪下分粘成册。1904年上海发生木匠周生有被俄国水兵无故杀害的事件，舆情哗然，《时报》逐日以简短时评为周喊冤。在该报言论影响下，胡适不但和同学联合写了一封长信，痛斥上海道袁树勋丧权辱国，及是年其将自梅溪学堂毕业时，还因不愿接受上海道的考试，等不及正式结业，便离校他去。这是一番亲身经验， 使他对于报纸所能发挥的影响力，得到深切的体认。他后来撰写《十七年的回顾》一文，追忆其与《时报》的交往经过时，便说：
……日报因为是给大多数人看的，故最应该做先锋，故最适宜于做先锋。何以最适宜呢？因为日报能普及许多人，又可用“旦旦而伐之”的死工夫，故日报的势力最难抵抗，最易发生效果……（是）有力的一种社会工具。
基于这样的觉悟，胡适很早便开始了借报纸言论开通舆情、改造社会的尝试。前已述及，在1906年至1909年间，他曾主持《竞业旬报》编务，大量刊布各类文字。同时，他还在《国民白话日报》《安徽白话报》等报纸上发表文章。及其赴美留学，对新闻事业的热衷仍未稍减。在那几年中，他不但大量披阅《时报》《神州日报》《民国报》等中文报刊，还一度担任上海《大共和日报》的特约撰述，每月寄稿刊登于该报。另一方面，他更潜心观察美国报业的状况， 对于新闻事业的重要与新闻工作者应有的规范，得到更深一层的认识。1915年1月，他在纽约与友人郑莱欢晤时，便指出中国社会百废待举，当前急务除创设国立大学、公共图书馆、博物院及学会外，尤在培养多数合格的“舆论家”（Journalist）。他认为一名理想的“舆论家”应具备如下六项条件：（1）须能文；（2）须深知吾国史事时势；（3）须深知世界史事时势；（4）须具远识；（5）须具公心，不以私见夺真理；（6）须具决心毅力，不为利害所移。由此看来，彼时胡适实在颇有及刀而试，在新闻工作中一展身手的雄心壮图。
正因为一直有着如此强烈的“言论的冲动”，所以胡适在回国之初，虽然矢志20年不谈政治时事，却一直与新闻事业保持着密切的接触。早在他返国前夕，汪孟邹即告以有安徽人士拟创办日报，将俟胡适归国后，请其主持。1921年，胡适在《时报》主人狄楚青多方敦聘下，终于应允为该报撰文，“不拘字数，不拘体裁，每月送二百元”。由此数例，殆可窥见胡适始终无法忘情于新闻报纸的言论事业。果然，时至1922年，在现实政治日益恶化的刺激下，胡适终于不再抑遏其“言论的冲动”，转而步武梁启超后尘，创刊《努力周报》，大谈特谈其政治主张。斯时也，胡适亦仿佛清末之梁启超，已经是中国言论界举足轻重的“骄子”“明星”了。我们可以从他日记上所载的一段轶事，对他通过报纸舆论所发挥的社会影响力，稍做分疏。
1921年5月，胡适的中国公学旧同学谢楚桢写成《白话诗研究》一书，在易家钺、罗敦伟等人的吹捧下，堂皇出版。其后北京女高师学生苏梅撰文抨击该书，大触易等之怒，易乃化名于《京报》为文丑诋苏梅，语极不堪。一时之间，众议喧腾，颇有责难于易家钺者。易遂请托彭一湖、李石曾等八位学界名人于《晨报》刊登启事，为易辩白，却又未提出明确证据，足为易洗刷污名。胡适见之大怒，乃联合高一涵，亦于《晨报》刊载公开声明，对彭一湖等人混淆是非的做法大加非难。在他的严厉指摘下，彭一湖等人被迫认错道歉，此一公案才算了结。
上述事件如果发生在传统知识分子圈中，大概都是通过私人情面暗中化解，鲜有引发社会瞩目之可能。但是在民初的社会条件下，胡适却一洗陈套，转而利用报纸舆论的管道，把原属少数知识分子彼此间的龃龉，化私为公，提升到“公共领域”的层面；而他在此一事件中所赢得的广泛支持，也充分显示出，作为社会正义与道德良知之捍卫者的胡适，已经俨然有着“社会导师”的架势了。
本文选编自《纷纭万端：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题目为编者所拟，推荐阅读。该文由出版机构授权发布，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研究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转载行为都需留言咨询，其中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