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多粗通文史的京剧观众，他们认可老戏属于“说戏”或“戏说”，专注于唱念做打是否道地、表演程式是否工整等。而对于新编历史剧，他们除了同样注重表演，对其反映历史的真实与否十分看重。上海京剧院的《武帝刘彻》正是要面对这样一批对文史、对京剧都比较懂行而又有较高要求的观众，必须考虑在两个小时内，如何能在历史和艺术的“两难”中叙述、演绎汉武帝的思想情感和丰功伟绩。
该剧取材于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那一年是汉武帝北伐匈奴的关键时段，却遇山东受灾，贫民流徙，导致国用严重不足。汉武帝此时出台了“算缗告缗令”，在明知此举乃是剥夺民间财产的情况下，确保首先取得北伐匈奴成功而为后世百姓谋太平。笔者看到，该剧主创十分智慧地站在了创作的“两难”立场，精心地选择、演绎了汉武帝在战争与民生“两难”政治处境中的纠结和决策，从而抓住了人物的核心和事件的“戏眼”。
不过难度也正在于此——对讨伐匈奴和赈济灾民的取舍和先后，是刘彻毕生之中最被史家褒贬的主要所在。其中批评他穷兵黩武、横征暴敛、不恤民生、疲敝百姓、“有亡秦之失”的历代不绝。不过笔者忽地想起《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李靖说过“史官鲜克知兵”的话，如果史官也即文人“鲜克知兵”，那么他们是否能充分透视并理解这位大帝王、大英雄的内心世界呢？
为妥善处理这一“两难”问题，主创把历史上的“国用不足”改成“国库存粮不足”，使汉武帝在赈济灾民的“近爱”与北伐匈奴的“远爱”中作出抉择，从而使他与大臣的矛盾更激烈，使战争的形势更紧张，使各路人物的思想感情和形象更为饱满。饰演汉武帝的傅希如扮相英武，做功劲爽，演唱刚柔并济，很好地处理了“二选一”时的纠结，他既要说服朝臣支持自己，又怕饿死灾民动摇国本。就在这艰难而无奈的时刻，傅希如用高亢嘹亮的演唱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和决心，令人对这位具有超出群臣的文韬武略、具有强大远见卓识的帝王充满了敬意。也许群臣并不知道什么时候需要和、什么时候需要战；也不知道对什么样的敌人只能战不能和，而汉武帝是最清醒的那个人。
剧中设置了汲黯、公孙弘、张骞对汉武帝“两难”的不同认知和行为，其中汲黯立场观点最为确定；公孙弘偏向汲黯，冒死私调国库存粮赈灾，但为刘彻留下了十日军粮；张骞最为复杂，他一开始主战，但在战败后一度转为反战，直到被刘彻一番开导后才醒悟。笔者认为这一虚构是比较合情合理的，更是有层次的。上述老生与净角、老生与老生之间的演唱张力十足，情感充沛，有时令人血脉偾张。有道是太刚易折，笔者略感不足的是，若在体现刘彻对百姓疾苦的了解和同情上，编排少许低回婉转、韵味幽怨的唱词唱腔，就更为平衡妥帖，因为这既体现了主创对人物的塑造初衷，也不能说背离某些史官的评价太远。须知戏者艺也，乃是以同理同情之心表现普遍人性，想必恻隐之心怀和情绪，尽人皆备，是不会有什么疑问的吧。
说及心怀情绪，该剧塑造了匈奴女孩须兰与张骞的恩爱夫妻情、与卫子夫的情同姐妹情，为汉匈之战抹上了一层暖色调。尤其是须兰得知丈夫入狱而夜闯后宫，将她与丈夫同生共死的真情直率地表达了出来。这是好的和必需的。匈奴绝不是天生嗜血的野兽。北方游牧民族之所以屡屡南下犯境，掠夺杀戮汉人，主要原因还是被严酷的自然环境所迫、铤而走险。这往往不被历代的史官所理解，并加以贬低，更是嘲骂他们“其子娶其母”的做法，殊不知这也是由于严酷的自然环境而形成的。因为一旦遗孀回娘家或改嫁他人，家族就要把牛羊分给她一部分作为其生活的保障。一旦牛羊数量减少，就更不易抵御严寒风雪，从而导致家族衰落甚至灭亡。笔者略感不足的是，无论须兰自己还是精通西域生活的丈夫、情同手足的卫子夫，都未表达这一境况，于是全剧的视角和立场便只在于汉武帝及汉朝、汉族的视野和语境之中了。
京剧《武帝刘彻》的舞美设计十分恢宏大气，三段平台的安排有利于场景转换和演员表演，使全剧衔接流畅、转换自然。其舞台调度、灯光变换、音乐配器的处理都颇见功力和精心投入。武打招式虽然传统，但群演编排令人耳目一新。饰演霍去病的文武小生孙亚军嗓音高亮，扮相英俊，举手投足英气逼人，不愧为一代青年名将的风范，他与文武老生傅希如的“并肩作战”令人激赏，表达了大汉王朝君臣同气连枝、共创盛世的底气和锐气。
该剧服装设计注重拉开差距，为的是突出刘彻的高瞻远瞩与帝王气象。不过作为一名老京剧观众，笔者感觉新编历史剧，必须要有新剧情、新唱腔、新动作、新编排，但未必人人都要穿新戏服。这是因为新编历史剧固然要尊重历史，终究不是历史而是艺术，鉴于京剧传统艺术在许多资深观众心眼里已成审美定势，因此保留一些传统戏服，应该能使他们入戏更加容易。（张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