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和的灯光洒落，众人围坐一桌，边品美酒，边聆听精彩的讲座，互相交流着各自的观点。城市角落里，学术的严谨与酒文化的韵味相互交融，是青年学者、文艺爱好者以及职场人士汇聚一堂、思想碰撞的交流地。
在中国的一线及新一线城市中，学术酒吧正悄然兴起，成为年轻一代探索知识交流与社交互动融合的新风尚。
学术酒吧，顾名思义是将传统的学术讨论与现代的酒吧文化相结合，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非正式的学术交流环境。美团数据显示，10月以来，“学术酒吧”搜索量较9月增长142%，20岁至30岁的年轻用户搜索占比超半数，上海、北京、西安、深圳、广州等地的搜索热度位居前列。
学术酒吧爆火背后的起源和演变有何历史脉络？这一独特空间的出现，又反映了城市居民对于公共空间有怎样的需求？
学术酒吧讨论现场（图/央视新闻）
学术酒吧的前世今生
学术酒吧并非新鲜事物，它最初起源于英国的 SciBar（“Science in a Bar”的缩写，即在酒吧讨论学术）。根据诺茨福德科学吧（Knutsford SciBar）官网的介绍，SciBar项目最早由20世纪末英国一种面向民间群众的科普活动“科学咖啡馆”（Cafe Scientifique）发展而来。这一模式后于2023年4月被上海“街垒Bunker”酒吧率先引入，开启国内“学术酒吧”的热潮。
在“科学咖啡馆”中，只需一杯咖啡或一杯葡萄酒的价钱，任何人都可以在咖啡馆、酒吧、餐馆、剧院、图书馆甚至户外等任何一个不在传统学术背景之内的城市公共空间内讨论最新的科学技术思想。
1652年，英国牛津首家咖啡馆开张营业，与严肃古板的学术场所相比，咖啡馆的环境相对自由、轻松，知识分子们更容易畅所欲言，不少学者在咖啡馆里探讨科学、分享知识，甚至展开辩论。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不乏饱学之士的咖啡馆就成了普通人参与“继续教育”的重要平台，他们通过旁听知识分子们的高谈阔论开拓眼界、学习知识，而每天的“学费”通常也就是一便士的咖啡，故而以“便士大学”为人所知。
到了18世纪初，英国伦敦已是整个西方世界拥有最多咖啡馆的城市之一，顾客群体也愈发向平民阶层倾斜。英国历史学家马克曼·埃利斯表示，当时的英国咖啡馆就如同“诺亚方舟”，接待着来自各行各业的顾客。还有外国作家惊叹于英国咖啡馆的“去阶层化”，称：“在这里你能看到爵爷们与裁缝、卖鞋的、卖酒的分享同一份报纸。咖啡馆才是英国自由的根基。”
由于活动收效甚好，带动了诺丁顿、牛津、纽卡斯尔等城市科学咖啡馆的诞生。据café scientifique官网指出，目前，英国有大约70 家咖啡馆定期聚会，举办学术交流活动。
追溯更早的渊源，历史上第一家有据可查的“科学咖啡馆”的创办者邓肯·达拉斯（Duncan Dallas）则是受法国哲学咖啡馆的启发而开办活动的。
19世纪，巴黎可以说是一个大咖啡馆，城市里暗潮涌动的新兴文化流派，都在咖啡馆酝酿。有人说：“整个巴黎都被焚毁，只需利用咖啡馆中那些幸存者的聪明才智，就可以建成一座令人心驰神往的新城。”
不过，随着茶文化的兴起，“咖啡馆文化”在18世纪末逐渐失宠。有历史学家认为，它们淡出历史舞台主要是由于各类高端俱乐部的兴起，如文学与政治一类的专题沙龙等。知识分子们也再次“端起架子”，一些咖啡馆为了留住有身份的客人，纷纷抬高消费水平和准入门槛，“便士大学”的名号也就慢慢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而咖啡馆文化的衰退并不意味着学术交流的终结，同样作为城市第三空间的“酒吧”在20世纪便作为新兴的知识交流平台，继承并发展了咖啡馆文化中的学术交流功能。
以“老鹰酒吧”（Eagle Pub）为例，这里不仅是1953年2月28日克里克和沃森宣布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圣地，且因其与世界著名的卡文迪实验室的邻近关系，也成为实验室研究学者的聚餐地。
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代中国的都市环境中，酒吧或咖啡馆作为公共空间，都扮演着知识分享和思想交流的角色，也说明了城市对学术交流的公共生活和公共讨论空间的回归的持续性需求。
城市“讨论空间”的回归
在19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中国，报纸、学会和学校作为公共领域的基本元素，常常形成某种“三位一体”的紧密结构：报纸背后有学会，学会背后有学校。
与此同时，学术内容的“小众”特征造成的相对“封闭性”，加之正式化和固定化的学术讨论场所，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更广泛的公众参与，使得学术讨论变得越来越脱离社会的日常生活，也加剧了知识的“精英化”倾向，使得普通人难以平等地参与到知识的生产和讨论中。现代城市生活中的个体往往被封闭在私人空间，公共空间的消失导致了社会的孤立和个人的疏离感。
后疫情时代，从“在线”到“在场”的需求转变，生意人对经济自主化的要求、顾客对轻松空间的追求，知识分子对公共空间中自由表达的渴望，共同呼唤着更强大的公共领域的形成。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术酒吧将学术活动从传统的学术界“象牙塔”中带出来，作为一个思想碰撞和知识共享的场域，打破了学术讨论的传统壁垒，将之从封闭的学术圈中引入到更开放、包容的公共领域。
目前国内已经有几家学术酒吧，通过打造“临校区域”，让顾客以城市一份子的身份认知城市的运行模式。
位于北京的学术酒吧“宇宙客厅”坐落在高校云集的北京市五道口地区，北京大学向东、清华大学向南，同时也辐射到北京语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联合大学等高校。
高校的聚集地也为各校学者的学术碰杯带来了契机。在其举办的空格酒谈第五期中，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共同探讨周易象数与古人的观念世界。
而国内最早将“学术”与“喝酒”这两件事结合起来的当数1200的创始人刘二囍。去年刚接手老牌书店“学而优”的二囍，敏锐地察觉到人们对“讨论空间”的需求。依托毗邻中大老校区的地理优势，二囍在书店的二楼开出“双鸭山小酒馆”，并邀请附近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的教师、学者共同对谈。
1200曾是广州一间24小时不打烊的书店，常在半夜12点开展“深夜故事”分享会，话题天南海北，涉猎甚广。如今，体育东总店楼下的1200bookbar深受周边学者欢迎；荔湾湖1200book&bed旁，一家名为 KEROUAC的鸡尾酒吧也兴起学术讨论的潮流。
学术酒吧活动公告（图/网络来源）
城市规划学者、青年建筑师陈昊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指出，临校空间——他也称之为“临校区域”——作为校园与城市两个明显异质空间的中间过渡区域，能得到高校师生的青睐，是因为它有完全不同于校园中集体经济形式的生活模式，师生与居民，在此重构了校园生活的
另一面。当师生与临校区域的居民的互动更多在个体之间发生，而不是以机构或群体之名时，有效避免了权力上的压迫。临校区域对师生在此进行的社会、学术实践也足够宽容，甚至为了生意而去迎合师生喜好。
学术酒吧兴起的背后是城市居民对学术活动从封闭的课堂、讲座厅走向更开放、包容的公共空间的呼唤。
正如社会学家桑内特（Richard Sennett）所指出的，咖啡馆是“讨论各种话题的地方”，在那里“社会分层暂时消弭”。在那里，每个人都“有权利与另一个人讲话”，并“参加任何讨论”，参与者不仅是学者、专家，也包括普通市民、文化从业者甚至是业余爱好者。这种跨界的参与模式，促进了学术讨论的多样性和开放性，也让学术话语变得更接地气，不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学术精英的专利。
界面新闻的编辑室聊天指出，酒吧是处于街头的，每个人都能进去，但学术又有相当的精英性，所以学术酒吧是介于街头与精英之间的一种产物。学术酒吧通过陌生人的邂逅和互动，恢复了社会联系的“开放性”，从精英化知识生产向全民知识参与的转型，进一步推动了公共文化空间的开放和共享。
在学术酒吧里，城市公共讨论空间的延伸对应的是商业边界的瓦解。作为一种商业化运作的模式，其本身的运作逻辑就与传统的非营利性公共空间有着不同之处。商业化的推动力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学术”与“商业”之间的张力。学术酒吧的空间不仅是思想碰撞的场所，也是商品交换的空间。
然而，作为一种目的型消费业态，学术酒吧的一大挑战在于，每一场活动消费者的满意程度与酒吧自身的因素相关性较低，而更多依赖于当次的主讲人所讲话题和个人魅力。
每场活动时间较长，加上不强制消费且没有低消限制，直接导致翻桌率低、营业额少。加之现场的难以控制性，没有办法确定从几点开始就满员，一部分消费者可能会“跑空趟子”。
因此，在保持学术性的基础上，酒吧也需关注其商业运营的可持续性。通过合理设置低消门槛，既能让更多公众负担得起参与学术讨论的成本，又能确保酒吧的正常运营不受影响。同时，酒吧还可探索多元化的盈利模式，如与学术机构合作举办付费讲座、开发学术衍生品等，以实现学术与商业的双赢。
另外，政府、高校与社会各方应共同合力丰富城市的文化生态。一方面，提供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降低既有学术空间的运营成本；另一方面，鼓励大学的学者走出校园，探索学术公园、学术旅行等新型文化空间并与其建立合作关系。
然而，什么场景最适合知识文化的传播，并没有唯一答案。学术酒吧的存在也需经历城市文化生活的变迁以及消费市场的检验。知识微醺之时，也应维持开放视野，避免学术酒吧成为封闭的“信息茧房”，陷入认知偏见之泥潭。
• 参考文献：
[1]党伟龙,刘萱.论欧美“科学咖啡馆”的实践及其启示[J].科普研究,2013,8(01):37-42.
[2]澎湃新闻.公共空间与公共领域：东西方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城市公共生活https://m.thepaper.cn/kuaibao_detail.jsp?contid=2342962&from=kuaib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