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泛突厥主义在奥斯曼帝国的发展
伴随着俄国突厥语穆斯林精英的到来，特别是青年土耳其党人（１９１３年改称“统一进步党”）开始在奥斯曼帝国执政后，泛突厥主义尤其是政治泛突主义在奥斯曼帝国迎来了新的发展，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反俄行动的重要工具。
（一）泛突厥主义的政治目标
青年土耳其党人上台后，奥斯曼帝国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宣传泛突厥主义思想的社会组织，如“突厥小组”“突厥祖国”“突厥家园”“突厥知识”等。其中，“突厥小组”和“突厥祖国”出版与各自组织同名的月刊，“突厥家园”在１９１３年出版《致人民》周报，１９１４年出版《突厥话语》周报。此外，乔加勒普主办的杂志《年轻的笔杆子》和１９１７年在“统一进步党”的支持下开始出版的《新日报》等刊物，都是宣传泛突厥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从当时的宣传内容来看，泛突厥主义具有一些合理进步的主张，主要被用来反对西方殖民侵略者、使土耳其语摆脱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影响。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泛突厥主义逐渐暴露了其政治目标。
奥斯曼帝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加入德国阵营有多方面考虑。首先，奥斯曼帝国与俄国的关系在数个世纪里一直处于军事、政治、外交冲突或对抗当中，这不仅是由于奥斯曼帝国具有向东扩张领土的野心，而且也是由于俄国觊觎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来打通地中海和南欧贸易路线的企图。２０世纪初，随着巴尔干半岛局势的紧张，奥斯曼与俄国的关系发展到势不两立的程度；其次，奥斯曼帝国认为，俄、英、法政府必须交还被它们占领的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这一立场使奥斯曼帝国在伊斯兰世界中的作用得到加强；再次，青年土耳其人政府的国内政策建立在民族主义基础上，具有明显的进攻性特点，这使他们不能在世界大战期间仅充当消极的观察者；最后，奥斯曼统治者对德国阵营抱有很高的期望，希望能借助它的力量占领俄国的亚美尼亚，进而建立一个从亚得里亚海到太平洋的“大图兰”突厥国家。奥斯曼帝国的这些考虑与政治泛突厥主义的目标有很大一致性。泛突厥主义为突厥语民族政治统一提供的理论支持，有利于奥斯曼帝国在与俄国的竞争中分化俄国境内的突厥语穆斯林力量，也有利于奥斯曼帝国动员国内的民族主义力量，提高奥斯曼帝国对德国阵营的重要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出现合流，走上了武装斗争或称“圣战”的道路，虽然持续时间不长，却对俄国和后来的苏（俄）联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泛突厥主义一直受到苏联政府高度戒备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一过程中，奥斯曼政府及其境内的泛突厥主义者起到了关键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奥斯曼帝国试图利用泛伊斯兰主义来构建统一的穆斯林国家联盟，青年土耳其党人则希望利用泛突厥主义与具有相同语言、文化特征的民族形成联盟，但是，他们都强调所有非突厥文明和突厥文明在伊斯兰教基础上的联合，所以，青年土耳其党人坚定地支持“圣战”，并在此基础上发表了著名的、充满泛伊斯兰主义色彩的１９１４年１１月２３日宣战书。在宣战书中，他们把俄国、英国和法国明确界定为伊斯兰教的敌人，并呼吁全世界的穆斯林不论民族差异如何，“……都应与奥斯曼人一起参与圣战，……每一个穆斯林都应把参与圣战视为自己最高的宗教责任，并为此贡献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对此，从俄国移居奥斯曼帝国的泛突厥主义者表示积极支持。１９１５年，以阿克楚拉为代表的泛突厥主义者在伊斯坦布尔组建了俄国穆斯林突厥鞑靼民族权利保护委员会，宣称俄国突厥语民族受到俄罗斯人的排挤，他们准备在全球支持俄国的敌人德国，并制定了成立独立于俄国之外的突厥斯坦、恢复克里米亚汗国和喀山汗国的计划。该委员会得到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支持，在奥斯曼境内外特别活跃，先后到布达佩斯、维也纳、柏林、索菲亚等地宣传自己的主张，并积极与俄国境内的非俄罗斯人建立联系。
（二）从高加索到中亚：恩维尔·帕夏的泛突厥主义军事进攻计划
在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泛突厥主义在奥斯曼帝国的发展时，必须重视当时在奥斯曼帝国最有影响力的三大巨头之一的军事部长恩维尔·帕夏（ＥｎｖｅｒＰａｓｈａ）所发挥的作用。作为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运动的理论家，恩维尔·帕夏认为，“居住在中亚、高加索和克里米亚的民族曾经统一在一个国家，即图兰里，现在他们应该在土耳其的领导下再次统一起来”，“奥斯曼帝国参加对俄作战是形成大图兰的第一步”。为此，１９１３年５月，恩维尔·帕夏向德国政府发出向奥斯曼派遣军事代表团的请求，希望借助德国打败俄国。正是在恩维尔·帕夏的影响下，泛突厥主义的目标在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具有了积极的军事进攻性。
１９１４年，恩维尔·帕夏出任土耳其军事部长后，他亲临东部战场，通过加强高加索边界的防守，掌握了高加索第三军的领导权，并开始进攻高加索地区，但很快在高加索遭到惨败。恩维尔把战败归罪于非突厥语居民亚美尼亚人的出卖，同意了内政部长塔拉特·帕夏（ＴａｌａａｔＰａｓｈａ）“从肉体上消灭亚美尼亚人”的主张，成为亚美尼亚人种族灭绝事件中的重要人物。俄国军队从大不里士撤走后，库尔德游击队与土耳其志愿兵一起袭击当地居民，他们的这种做法引起俄罗斯人和信仰基督教的其他民族的反抗，这成为恩维尔使用泛突厥主义的借口。随着１９１７年俄国革命的开始，泛突厥主义在俄国突厥语穆斯林地区泛起并利用各种机会加快发展，俄国无力继续控制高加索地区，那里很快就形成了多个半独立的国家。１９１７—１９１９年，恩维尔·帕夏虽未亲临高加索，但在他的指示下，奥斯曼军队积极在阿塞拜疆活动，１９１７年１１月，俄国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未能停止奥斯曼军队的步伐。１９１８年５月，阿塞拜疆共和国在高加索地区建成后，恩维尔·帕夏决定在甘贾组织一支阿塞拜疆土耳其人的“伊斯兰军”。这支军队的领导权很快就落到了恩维尔·帕夏的弟弟努里·帕夏（ＮｕｒｉＰａｓｈａ）手中。当时，“伊斯兰军”中约有六千名奥斯曼正规军士兵，１万至１．２万名阿塞拜疆志愿兵和警察。这样一来，恩维尔·帕夏就有力量在高加索实施自己的泛突厥主义计划，首先是占领巴库，之后把奥斯曼国旗插到伏尔加河下游甚至里海沿岸。但是，当时德国人认为，只有与莫斯科签订协议才能保障自己获得巴库的石油。德英俄签署巴库协议使土耳其人非常不满，恩维尔命令其弟立即占领巴库。１９１８年９月１４日，后者完成了这一任务。此后，“伊斯兰军”继续向里海沿岸实施“大图兰主义行军”，在１０月份攻占了彼得罗夫斯克市一个月，这是它的最后一次行动。随着叙利亚前线局势的紧张，奥斯曼帝国司令部决定把驻扎在高加索的部队先集中调往巴统，然后运往博斯普鲁斯支援战争。恩维尔·帕夏泛突厥主义的军事进攻由此告一段落。
１９１８年１０月，在没有俄国在场的情况下，协约国迫使奥斯曼苏丹签署了《穆德洛斯停战协定》，瓜分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在停战协定签署当日，恩维尔·帕夏、塔拉特·帕夏及其他青年土耳其党政治活动家便逃往德国。１９２０年８月，恩维尔·帕夏抵达莫斯科。他的官方身份是苏维埃的朋友和英国的敌人，但其真正意图是恢复帖木儿汗国并把自己视为这一囊括中国新疆、俄国突厥斯坦、哈萨克斯坦和阿富汗的汗国的统治者。恩维尔·帕夏认为，可以通过开伯尔山口进入印度从而对英帝国进行致命打击，而奥斯曼帝国能否成功取决于他能否领导土耳其并推翻凯末尔（ＭｕｓｔａｆａＫｅｍａｌ）政权。恩维尔·帕夏的支持者穿过奥斯曼国界到巴统与他见面，并在那里召开了一场会议，目标是组织政变推翻凯末尔政权。１９２０年９月，恩维尔·帕夏参加了在巴库召开的“东方民族大会”。在会上，布尔什维克号召所有穆斯林和殖民地居民参加圣战，反对西方帝国主义者。布尔什维克认为，在这一问题上，可以利用恩维尔·帕夏和敌视英法的其他土耳其人。面对３７个民族的１８９０多名代表，恩维尔·帕夏提出了一份备忘录，使共产党人完全相信他是支持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所以，１９２１年秋苏俄政府决定利用恩维尔·帕夏在突厥语穆斯林当中的知名度，把他派到中亚打击巴斯马奇。在苏俄政府看来，利用原奥斯曼帝国军官使当地居民对苏联政府产生好感应该能够取得最终胜利。但是，恩维尔·帕夏只是表面上保持与苏俄政府的友好关系，他在布哈拉正式会见苏俄代表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恩维尔在布哈拉宣称自己的目标是与布尔什维克人联合争取伊斯兰世界来反对帝国主义，但其真正目的则是帮助布哈拉埃米尔摆脱俄罗斯人的统治。自此，恩维尔·帕夏实践泛突厥主义的试验场从高加索转移到中亚，他打算动员新疆特别是巴斯马奇抵抗苏俄并在中亚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１９２２年５月１９日，恩维尔·帕夏以自诩的“布哈拉、希瓦和突厥斯坦最高统帅”为名，向莫斯科政府发了一份最后通牒，表明了上述立场。是年８月８日，恩维尔·帕夏在塔吉克斯坦拉尔吉万的一次反苏维埃行动中被打死。但是，泛突厥主义的军事进攻性并未因此画上句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恩维尔·帕夏的主张和活动仍受到泛突厥主义分子的追捧和效仿。在此，可以看到，苏俄在防范泛突厥主义的同时，也曾想利用泛突厥主义来打击境内的敌对势力，但恩维尔·帕夏的假面孔使这种“以夷治夷”的策略彻底失败了。
四、土耳其内外政策中的泛突厥主义：从意识形态工具向文化领域回归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泛突厥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受到遏制。战后的德国已不可能继续提供支持，奥斯曼帝国不复存在，英、法、美等国对这一政治构想持消极、反对态度，因为泛突厥主义曾是被它们打败的奥斯曼帝国和德国的进攻武器。此外，泛突厥主义还因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而受到指责。因此，苏俄的突厥语民族领袖及其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的盟友便不能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野心，于是，他们改变策略，转而利用更能适应变化后的条件，以更灵活、更巧妙的方式表达突厥统一的思想。泛突厥主义的这些变化在凯末尔执政期间表现明显，并客观上促进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泛滥。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的泛滥
穆斯塔法·凯末尔是现代土耳其的奠基者。他目睹了奥斯曼帝国在希腊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等的民族主义攻击下瓦解的过程。他认为，对土耳其而言，任何形式的民族分裂主义都是最危险的。他借鉴欧洲资产阶级的思想，在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对土耳其内外政策的认识，并在自己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及后来的执政生涯中践行和完善着自己的治国方略即凯末尔主义。在对内政策上，他确立了土耳其世俗国家的性质，将其从一个多民族国家变为土耳其族同质性更高的国家，使国家的主导思想从泛突厥主义缩小为土耳其主义，并镇压库尔德人运动，实施严厉的宗教政策；在对外政策上，把土耳其的民族感限定在本国领土范围内，为避免与苏联发生冲突，对泛突厥主义思想的拥护者进行限制、审查。虽然凯末尔主义把土耳其的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严格限定在共和国现有疆界之内，否认泛突厥主义的民族观和国家观，但它对泛突厥主义的打击并不彻底，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为其苟延残喘提供了方便。例如，著名的泛突厥主义人物阿赫梅德·阿加耶夫、玉素甫·阿克楚拉等人被吸收进凯末尔政府，成为大国民议会成员，而且后者建立的泛突厥主义组织“土耳其人之家”获得了凯末尔政府的支持，改组后在为新政权及其改革服务为掩护下，继续宣扬泛突厥主义思想，且在公众层面影响巨大。当时，兹亚·乔加勒普也成为新政权的主要理论家之一，并在１９２３年达到了创作顶峰，他发表了《金光》《正确的道路》《突厥主义原理》等作品。在前两部作品里，乔加勒普进一步发展了关于突厥语民族文化和历史统一的思想。在《突厥主义原理》一书里，他提出了“三步走实现突厥语民族政治联合”的主张：第一步是突厥主义（土耳其主义），应形成多民族的土耳其国家，非突厥语民族应该自愿或被强制同化，允许对反对同化的民族实施种族灭绝；第二步是泛突厥主义，土耳其应该与南北阿塞拜疆以及所有奥古兹突厥人居住的国家实现联合；第三步是大图兰主义，所有的突厥语民族连合成一个由土耳其领导的“大图兰”联邦。在他看来，当时突厥世界的首要任务是构建共同的突厥语言和突厥文化。②乔加勒普的上述作品和观点对土耳其政府后来开展的语言净化即清除土耳其语中的某些外来词汇、教育改革等活动有一定影响。
凯末尔政府对泛突厥主义人物、思想和组织的某些保留、利用的措施，使泛突厥主义继续存在于土耳其社会中，客观上促进泛突厥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土耳其政府密切关注战局的发展，经常听取纳粹德国的思想家和外交家们关于苏联即将崩溃、法西斯准备好与土耳其“分享”苏联在高加索、克里米亚、中亚这些突厥语民族居住的领土的言论。１９４１年６月，《土德友好与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一批泛突厥主义分子便秘密到柏林与希特勒、弗朗茨·冯·帕彭（ＦｒａｎｚｖｏｎＰａｐｅｎ）、努里·帕夏等人会面，结果成立了一个以土耳其国会议员为首的、充满泛突厥主义色彩的专家委员会。该委员会主要负责搜集信息，招募外来移民，特别是伊朗阿塞拜疆人参加土耳其部队，支持土耳其与东至里海地区的突厥语居民居住地区实现新的统一。正是看到泛突厥主义有利于德国向东进攻这一点，为了使土耳其与德国关系更密切，１９４１—１９４２年，冯·帕彭给土耳其施加压力，使土耳其恢复泛突厥主义也进入了他的计划。随着德国军队向俄罗斯穆斯林地区挺进，为加强与土耳其的合作，冯·帕彭承诺把独立后的突厥鞑靼地区建成一个联邦国家的权利让给土耳其。在土耳其，这种可能性吸引了一大批泛突厥主义分子和军事将领，其中，有费夫齐·恰克马克（Ｆｅｖｚｉａｋｍａｋ）元帅、胡赛因·耶尔吉列特（ＨüｓｅｙｉｎＥｒｋｉｌｅｔ）将军等。正是在这些内外因素的影响下，土耳其政府为东方突厥人的未来命运制定的方案是，将所有这些突厥人联合成一个主权独立的东土耳其国，同时，西突厥人应该在政治和文化上发挥主导作用，并充当顾问。也就是说，建立一个土耳其领导下的苏联和中国新疆的所有突厥语民族的联邦，这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泛突厥主义分子们提出的目标一脉相承。由于当时德国在对苏作战中处于优势，泛突厥主义分子们看到了实现上述目标的现实条件，所以，他们要求土耳其加入德国阵营的呼声日益高涨。事实上，土耳其政府也有参加对苏作战的打算。例如，１９４２年秋，当土耳其媒体上的反苏运动达到顶峰时，土政府把军队调至高加索边界，准备进攻斯大林格勒（今俄罗斯伏尔加格勒）。但是，随后德苏战局迅速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这使土政府取消了原来的计划。
在第二次大战时期，土耳其境内的出版物上充斥着大量含有泛突厥主义内容，恩维尔·帕夏在突厥斯坦的活动受到吹捧，各种团体或公开或秘密地利用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夸大狂等各种狂热思想向青年人灌输泛突厥主义。土耳其政府在很大程度上默许了这些宣传，认为它们是在与苏联发生战争或者动员土耳其军队执行在东方突厥世界的军事或政治任务的情况下，为土耳其青年人做好思想准备。维利迪·托甘（ＶｅｌｉｄｉＴｏｇａｎ）组织的秘密团体就是德苏战争爆发后出现的第一批泛突厥主义性质组织之一。该团体的目标是土耳其与亚洲其他部分的突厥人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突厥国家。托甘坚信，德国必将胜利，认为可以通过快速的不流血的国家谈判推翻土耳其政府，并用推行种族主义和大图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民族主义政府取而代之。为此，该秘密团体帮助德国政府收编被俘的苏联突厥人并在土耳其进行宣传。利扎·努尔（ＲｚａＮｕｒ）及其后继者尼哈尔·阿特西兹（ＮｉｈａｌＡｔｓｉｚ）为首的团体出版了《圣山》《鄂尔浑》等刊物，宣扬“一种带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种族主义、大图兰主义、反共产主义、反凯末尔主义”的政治哲学。③此外，热哈·奥古兹·特尔坎（ＲｅｈａＯˇｇｕｚＴüｒｋｋａｎ）创办的《灰狼》杂志、“读书爱好者协会”等组织、奥尔罕·萨飞（ＯｒｈａｎＳｅｙｆｉ）和玉素甫·兹亚（ＹｕｓｕｆＺｉｙａ）主编的刊物《槭树之下》、费利德·坎瑟威尔（Ｈ．ＦｅｒｉｄＣａｎｓｅｖｅｒ）主编的刊物《突厥人的家园》等在当时都是土耳其境内有影响力的出版物。但是，这些团体和组织之间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它们实施的路线和政策并不稳定坚定，其成员变更比较随意，通常不需做任何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