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国内市场日趋饱和带来的供需失衡问题，企业出海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标准引领和质量支撑，打造更多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的任务要求，引导并助力企业向“走出去”转型。
同时，自2016年特朗普首次上台以来，地缘政治局势波动叠加，美国带头推动本质是“去中国化”的“去全球化”浪潮，积极再造将中国隔绝在外的“友岸”产业链。在此局势下，深化改革开放，加速推动中国企业转向海外投资建厂，巩固供应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也是维护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举。
当地时间2024年11月6日，特朗普宣布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获胜。在本次竞选期间，特朗普曾表示将面向所有中国商品征收60%的关税，并宣称美国将在“关键领域彻底消除对中国的依赖”。特朗普的贸易政策预计对中国制造业和科技产品造成负面冲击。同时，特朗普执政风格的不可预测性和无原则性也对中企出海的国际环境注入更多变量。
“现在企业面临非常不确定的时代，但又面临非常幸运的时代，因为国家坚决支持企业出海，同时特朗普的上台实际上为中企出海创造了机会。”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美国与太平洋地区研究所所长黄靖在受访时表示，“拜登针对中国进出口的限制是不计代价的，而特朗普虽然增加关税，但并不斩断贸易的通道，也不反对中企按照美国的要求到美国建厂，企图借势吸收中国的技术、产能和经验。”
在谈及中国企业出海的特有优势时，黄靖认为，目前中企出海在产品质量、企业信誉、资金保障以及产业链的完整性和可靠性等方面都建立了良好信誉，这是中国对抗关税打压的最大优势。
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美国与太平洋地区研究所所长黄靖。 图/受访单位供图
“抓住特朗普的错误”
南方周末：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企业家开启出海浪潮，你如何看待这一趋势？
黄靖：第一，发展实体经济是不变的政策趋势，中央政策和金融体系都要为制造业服务，目前我国制造业已达到很强的质量水准，强化制造业必然也导致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紧密联系。
第二，美国政府有一个重要措施是“脱钩断链”，即再造产业链，目的就是去中国化。我国相对应的一个政策是“延伸产业链”，即以中国为龙头，将产业链延伸至东南亚、中亚、中东、欧洲、拉丁美洲、非洲，尤其是作为连接亚欧大陆枢纽的中亚五国。延伸产业链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在于强化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同时也和其他地区形成利益相连的伙伴关系，使美国难以承担斩断中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代价，进而挫败“去中国化”的企图。
第三，民企成为出海的主力。当下国企出海面临很大的局限性，首先，海外市场——尤其是与西方关联较密切的市场——对国企的“政治背景”存在一定程度的戒备甚至是忌惮心理；其次，国企的战略任务是保持基本盘稳定，在创新要素上有所保留；再次，在合规和融入要素上，国企出海想完全融入当地政治和经济环境也比较困难。因此，民企出海拥有更显著的优势。
南方周末：你如何看待出海中国企业目前面临的国际背景？
黄靖：现在企业面临非常不确定的时代。当前的地缘政治格局，包括俄乌冲突以及战争所带来的美元武器化、国际制裁等，使得保持商业环境稳定的三个要素都被打乱了。第一，市场预期被打乱了，很难对市场走向作出预判；第二，大宗商品价格被打乱了，而大宗商品价格对整个世界的生产和贸易稳定起到关键作用。第三，汇率被打乱了，当前欧元汇率浮动高达42%，日元高达40%，人民币汇率最为稳定，浮动率过去10年不到13%，但人民币缺乏流动性。以上趋势都导致跨国企业面临很大的风险。
而企业又面临一个非常幸运的时代，因为国家坚决支持企业出海。这是中国成长的年代，成长就必须手长脚长向外探索出击，而且国家会尽一切努力对企业出海给予保障。
另外，虽然现在国际局势大乱，“求稳者怕乱”，但对求生者而言，乱未必是件坏事，动乱的局势也意味着资源的重新分配，对于想要发展的企业来说，这反而是一种机遇。
南方周末：如何看待特朗普再次上台对企业出海产生的影响？
黄靖：特朗普的上台实际上为中企出海创造了机会。特朗普和拜登的一个区别在于，拜登针对中国的进出口限制是不计代价的，而特朗普虽然增加关税，但并不斩断贸易的通道，也不反对中企按照美国的要求到美国建厂，企图借势吸收中国的技术、产能和经验。但特朗普既想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又想减少贸易赤字，这需要对美国作出重大的经济结构性改革才能实现。
另外，如果特朗普真的按照他宣称的那样去做，对内必将导致美国经济更为混乱，对外也将导致美国和盟国关系愈加紧张。尤其日本、欧洲等国家都是外向型经济，特朗普政府也会对其进口产品征收高关税，这就为中国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合作带来了机会，中国与非洲、拉丁美洲、中亚、中东和东南亚等全球南方地区的合作发展将会有更大的空间。所以中国企业要抓住特朗普的错误，将其转化为机会。
风险管控关键要“调查先行”
南方周末：企业出海会面临哪些风险？
黄靖：一般包括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政治风险方面，一般出海都基于三个必要的因素：一是出海目的地政治稳定，如果政治不稳定，例如发生军事政变，我国在当地的工业园区和团队都可能受到威胁；二是经济稳定，最关键就是汇率稳定；三是和中国的关系稳定。
政治稳定意味着竞争者更多，盈利的困难程度也更高，而政治不稳定虽然风险程度更高，但也伴随更多的获利机遇。前者适合长期谋利，后者则适合短期谋利，因此企业需要针对不同的风险环境考虑匹配的经营模式。
企业也需要考虑自身是否具备融入当地的能力以应对政治风险，即是否可以找到关系稳定、愿意共同承担风险、帮助彻底融入当地经商环境的合作伙伴，这同样决定了企业应该采取的经营模式和种类。
同时，出海企业需要和中国政府保持良好的沟通与联系，以应对潜在的政治风险，因为在关键时刻最有效的支持和帮助，往往来自中国使馆和驻外机构。
经济风险方面，包括当地汇率大幅波动，或者当地天灾导致整体经济发展发生大的波动甚至是灾难。针对经济风险的应对，一是企业出海必须预设汇率对冲机制。二是通过提高自身风险承担能力以扩大接受风险的尺度。三是企业需咨询专业人士预先对当地市场和经济结构作出可靠研判。
尤其中国企业家尚缺乏调查和咨询的意识和传统。成熟企业家在出海之前一定需要寻求专业智库咨询公司做预案，对当地政治风险、商业模式风险、经济状况、市场结构、收入和消费水平等作出专业的评估，为企业出海做好必要的“家庭作业”。
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对企业出海的影响越来越大，企业更需要借助专业咨询先行调查和研究，了解天下大势，以找到最佳投资的出海目的地、时机和潜在的合作伙伴——即所谓“天时地利人和”。这看似费时费力，但实际是磨刀不误砍柴工，国际大公司都有这样的咨询意识和要求，也是一种必有的（出海）商业行为。
南方周末：你觉得现阶段中国企业出海有哪些有利条件？
黄靖：第一个有利条件是中国产品的质量信誉已经树立，不再是“质次价低”；中国经商的信誉也建立了，只要签订了合同，就会按时交付；中国的贸易信誉也显著提高，因为中国供货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
第二个有利条件在于中国的资金链稳定。中国企业的现金流一般都比较充足，加之国家有保障，很难出现资金链断链的风险情况。
第三个有利条件在于中国是唯一一个可以进行体系作战的出口国家，因为中国市场是统一的，而且有全覆盖的工业体系，工业产品门类很齐全，中国产品可以体系化出海，例如向中国签订买汽车的单子，从轮胎、发动机直到车身铸造等都可以全产业链出海。
南方周末：民企在出海过程中，有哪些亟须解决的问题？
黄靖：首先，我国民企尚未形成以质量和品质开路的文化，目前仍然存在价格竞争的普遍现象，即企业间通过比拼价格来拉低价格，导致出海企业间不仅没有形成相互协作的格局，而且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这种价格竞争的模式在海外也已产生显著的壁垒效应。当我国企业通过此模式一举占领海外市场后，当地政府和企业会产生恐惧心理，认为无法与中国企业抗衡，进而直接对中国建立壁垒机制，这实际上正在，或者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出口的最大阻碍。
其次，我国产业联盟也存在产业链各环节独立供应的现象，导致仅负责单一环节的各供应商面临有限的发展空间，从而在价格谈判中面临劣势，最后产业链的性质转变为各供应商组成的由各个具体生产者组成的生产线。这是一种旨在降低成本的产业链控制行为，扼杀了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前景。
一个健康的商业模式，应该是将一个零部件的全部生产环节都交由一个供应商负责，那么这个供应商就可以拥有充足的发展空间去摸索最好的设计、最佳的材料、最有效率的生产制造、最优的质量管理、最完备的售后服务等，最后供应商也发展成为最好的一家制造商。这是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产业链模式，因为它带起了一片森林。
但如果将设计、材料、制造、质控、售后服务等环节都拆开来，让供应商只做其中的一个节点，那么产业链上每一个供应商就沦为一个“打工者”。这样尽管龙头企业可以将成本“卷”到最低，但也扼杀了产业链各个分段上的创新和发展，这样的产业链留下的就是一片荒漠。
“出海目的地取决于自己的诉求”
南方周末：中企出海可以优先锁定哪些地区呢？
黄靖：第一重点是筷子文化区，即有深厚儒家传统的地区，使用筷子的地区在文化上是相似的，崇尚吃苦耐劳，包括越南、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如果企业规模小，承担风险的能力较低，但技术成熟且产品质量有保证，那么成本低也最容易出海的筷子文化区，可以成为首选。
往外延伸就是亚洲文化区，比如东南亚、中亚和亚非地区。再往外就是中东、欧洲、俄罗斯、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地区。如果企业勇于开拓，致力于短期谋利，可以考虑非洲。非洲最容易获利，但风险也最高。
如果企业比较成熟且国际化，我建议欧洲可以作为优先选项，因为欧洲的资金和技术是最密集的，市场是最规范的，政治也很稳定，但欧洲成本特别高，各种条例管制非常繁琐，而且有政治偏见。所以是有利有弊的。
南方周末：你觉得中企可以效仿日本企业出海的路线吗？
黄靖：中国学不了日本。首先，日本全球布局的必要条件是开放的金融体系，通过资本布局引导产业外流的方式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其次，日本采取“抱团出海”的方式也不适用于中国的跨境电商，因为电商的特点是去中心化，普遍都是竞争关系。此外，日本出海，一类是制造业出海，另一类是贸易出海，其中贸易出海的一个前提是大量的前期资本投入，但中国企业家出海多是赤手空拳闯荡，很难效仿日本的模式。
南方周末：你觉得媒体出海会有什么优势吗，尤其是出海新加坡？
黄靖：媒体出海是很有优势的，一是讲中国故事会获得国家的全力支持；二是海外运营的灵活性更强，叙事空间更大。
但媒体出海的最大问题是盈利模式。我觉得可以效仿字节跳动或者快手尝试App出海模式，即面向海外读者推广App付费阅读模式。
另一种是针对受众还没有被市场满足的需求设计创新型平台，例如意见发布和自我展示平台等。成功的产品不一定是补缺的，而是捡漏的。字节跳动在调研主流社交媒体平台之后发现，普通人群的表现欲一直没有得到满足，所以抖音的目的就是为了弥补这种缺漏。媒体也可以通过海外调研多加摸索并填补市场的空白。
南方周末：你对企业出海还有什么建议吗？
黄靖：首先要注意学会换位思考，简而言之就是考虑对方是否能在和我们的合作中赚钱，这种换位思考的自觉不能轻视。
其次要考虑采取何种经商模式，出海企业的合作模式，究竟是以参股、分享红利，还是合作建立发展产业链的模式，需要企业考虑清楚。
最后要考虑必须建立对冲机制。因为人民币尚未国际化，企业出海受汇率的影响就很大，所以需要考虑建立对冲机制，预先锁定汇率的波动范围，汇率浮动的幅度越大，生产者的风险就越大，但如果把控得好，谋利空间也大，但中国企业目前在这方面经验还较欠缺。
总体来说，当前企业出海可概括为四点：一是各方面不确定性很高，风险很大，但机遇也很大；二是企业出海受到国家支持，是大势所趋；三是风险实际仍是可控的，可控的关键在于企业需要对自身有精准的定位，对外部局势有切实的了解；四是企业需要建立“退出战略”，尤其在当前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下，企业更需要预先设定撤退的路径和退出机制，这也是中国企业家目前比较欠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