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性区域多边中的印度：介于寻求制度均势与规避大国崛起困境之间 | 国政学人

当代有关多边主义的学术研究主要划分为两种相互竞争的观点。首先根据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的说法，多边主义是指“在三个或更多国家集团中协调国家政策的实践”。为了协调政策，各国倾向于创立国际制度以提供信息，并降低交易成本。然而，与之相异的观点则强调国际制度并非是一体化的。它们认为国家是理性的单一行为体，在多边主义的语境下，对国际制度存在激烈的争论。最终的结果是建立更为松散的政权复合体。当代多边主义的主要特征是相互竞争的联盟和通过正式或非正式途径不断变化的制度安排。

竞争性多边主义主要是国家、非国家行为体或国际组织所面临的情境。国家倾向于运用非正式机制而非单边或多边行动来操纵现行多边制度。在国际关系中，竞争性多边主义遍及诸多问题域，诸如反恐、卫生与流行病问题以及各国用以解决其安全关切的不扩散机制。亚太地区竞争性多边主义的2.0模式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它是非东盟成员国为建立新制度或重振现有制度而采用的制度均势战略的延伸。朱丽娅·摩尔斯（Julia Morse）和罗伯特·基欧汉在其著作中表示，竞争性多边主义是以激烈的制度竞争为特征的。竞争性多边主义的特点是1.0模式向2.0模式的快速转变。它还包括超地区组织（supra-regional organizations），政策领域中不断增强的相互联系和网络扩展性以及不断增加的国家间人文往来。例如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在2008年6月提出的“亚太共同体”（Asia-Pacific Community，APC）和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Yukio Hatoyama）在任期间主张建立的“东亚共同体”（East Asian Community，EAC）。

21世纪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正在以新的倡议和多边框架重构自由主义秩序。不可否认的是，印度拥有多元化、民主和同西方世界交往规范的悠久历史。印度从战后秩序和美国主导地位之中受益匪浅。印度将竞争性多边主义作为一种在不断变化的全球治理动态中获得最大政策杠杆的变革性力量。印度当局认为，当前国际政治波动是共同体机制。然而，这些国家在中美大国互动中主要采用对冲策略或中间道路。莫迪政府执政至今，基于三驾马车外交政策理性（即经济发展、安全和地位），为实现不妥协战略自主的大国思维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尽管面对中美两个大国，印度的能力有限，但在当前逐渐演化的全球秩序中，印度寻求通过积极主动的外交行动来重振其在国际政治中不断变化的角色。

制度均势战略概念在经济相互依存和对其他国家权力的认识之间提供了一种互斥的关系。各国通常采取包容性和排他性两种方式来实现制度均势。在包容性均势中，占优策略的核心是通过构建规则规范塑造现象来约束目标国的行为，从而控制或操纵目标国的议程。与之相反的是，排他性均势说服各国通过对目标国的动机施加外部压力，从而将多边机制内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联合起来以对抗目标国。

大国崛起困境的核心概念解释了崛起大国主要面临那些试图重塑权力分配现状并修正其战略视野以构建其大国地位的崛起大国的挑战。它们的表现为增加霸权猜忌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从而暴露了其修正主义意图。未能意识到霸权猜忌将带来强烈的战略反击，并可能推动其陷入对竞争对手的严重的衰落论立场。首先，崛起中的大国在军事力量和实力上与霸权国相比存在着巨大的优势差距。其次，在外部均势方面，一个有抱负的大国容易受到集体行动问题的影响，比如在联盟构建过程中的搭便车，抑或在联盟外交中责任推卸。再次，崛起大国极易受到这种困境的影响，难以直接对抗既有的、活跃的霸权国的领导。与此同时，霸权国不仅拥有强大的经济和战略优势，还拥有无以媲美的战略联盟体系，且在全球范围内占据非对称的制度地位。崛起大国在制衡现有联盟体系的过程中面临着高昂的成本和最大限度的战略反击。多边主义为崛起大国在单极或无政府状态下推进外交政策目标和抱负所面临的严峻困境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在制度均势方面，印度在制定大战略时正面临着一个关键悖论和一系列挑战，意图通过多重制度参与来解决其在安全、经济和全球权力地位方面的能力限制。而规避大国崛起困境是维持印度中美外交政策平衡的核心。

印度通过运用包容性和排他性的制度均势战略一直蓬勃发展以维持最大程度的外交政策杠杆。印度利用制度均势的关键意图是通过提升中国在多边组织/机构（AIIB， SCO， BRICS， RIC）中的地区实力和地位来限制中国，同时通过排他性的制度均势来抵消现行多边机制所面对的美国方面带来的外部压力。印度热衷于利用金砖国家作为软制衡工具，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中国日益增长的、特别是在印太地区规则和秩序建设方面的自信，从而增强印度对多极亚洲（multipolar Asia）和强劲的南南合作的影响力。尽管印度对存在争议的边界问题存在强烈的安全顾虑，但是参与亚投行减轻了于印度而言在中印关系中日益加剧的权力不对称所带来的安全困境。另外，新德里方面通过在金砖国家机制中参与持续活跃的峰会，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在印太问题上的说辞。印度正在努力推动多极世界秩序和不同版本的印太概念，从而减少美国在其旗帜下团结区域大国的战略手段。实质上，印度认可其在亚太地区摇摆国的定位，这或许于新德里的外交政策野心而言最为有利。印度没有必要加入美国阵营来遏制中国的崛起，反而通过深化同俄罗斯的防务合作来维护其战略选择和自主权。与此同时，同中国在多边层面开展合作提高了印度面对美国时的议价能力，并且使其逐渐成为一个制衡中俄关系的欧亚大国。

近年来，印度在不牺牲战略自主权的前提下对防务关系进行了重大政策调整。印度方面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包容性的安全架构，一直在不断变化的地区安全动态中的制度对冲和均势之间摇摆不定。在形成区域性解决办法方面存在着某些结构性限制。这源于印度方面历来以印度洋为中心的理性战略考量。印度的战略视野主要局限于其“海上后院”，并寻求规避对抗中国等大国的战略风险。随着“四方安全对话”（QUAD）的出现，新德里方面似乎保持特别警惕和务实，超越任何具有直接安全影响的海上安全建设和战略均势。在这种背景下，尽管印度在外交政策方面保持战略自主，但印度寻求继续短期接触，以利用该机制的外交、经济和修辞利益。

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使得印度的政策制定者陷入了严重难题。印度正处于避免大国崛起困境、增强大国崛起野心、提升国际地位信号的十字路口。因此，它寻求探索关键的战略选择，以避免在塑造中美间大战略时陷入战略纠葛。此外，印俄日益加强的防务合作是美国霸权猜忌的主要因素。在这种情境下，印度被阻止签署协议，以解决其更广泛的战略特性同美国霸权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基于不结盟历史的经验教训，新德里方面保留了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做出独立选择的能力。印度继续重视其战略自主，并表现出一种混合倾向，即通过管理竞争来同中国打交道。为了解决内部均势问题，不管在海岸线或大陆水域同“四方安全对话”成员进行重大军事演习，印度仍然非常不确定是否应同美国在中国南海和西亚的首要目标保持一致，从而在基于规则的秩序问题上挑衅中国。

印度寻求从参与亚投行中获得既定的经济利益。首先，尽管对加入“一带一路倡议”持保留态度，但是于印度而言，亚投行是其获得应有份额和投票权益的经济援助的新机遇。印度参与亚投行既能够帮助其实现外交政策目标，又能使其避免成为美国怀疑的目标。亚投行为印度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平台，可以展示其作为亚投行第二大出资国的大国地位，并平衡或影响全球经济治理问题。在亚投行内，印度的目标是持续提升其全球形象，与其他主要经济体一道改善参与，以期维护全球金融治理。这有助于提高印度的定位，从而缓解所谓的大国崛起困境，并且不会引起美国方面的怀疑，以减少美国主导的多边框架所带来的地缘经济风险。印度为地区发展和多边主义带来了新的协同效应前景，进一步减少了其修正主义意图，并使其免受美国任何可能出现的猜忌。另外，印度退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源因在于，其考虑到这将在全球层面为中国的经济实力增加更多价值。印度加入RCEP将进一步扩大中国的经济主导地位，从而使其招致美国的直接怀疑。在印度，随着中国对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印度洋沿岸国家等南亚港口的日益靠近，地区形势的变化将进一步增加新德里方面的成本收益计算（中国—经贸利益；美国—安全利益。因此，RCEP的地区前景从根本上同印度的“东向行动政策”（Act East policy）以及同美国的防务优先项重叠。

综上所述，于印度而言，寻求制度均势有助于提升其面对崛起中中国的外交实力，并强化其针对美国的多边联盟战略。规避大国崛起困境揭示出印度不愿服从美国霸权，并进一步解决其同中国相关的内外困境。尽管面临诸多挑战和能力限制，但是印度外交政策在应对普遍存在的竞争性区域多边主义方面表现出成本与收益的合理性。关于美国对印度在竞争性区域多边主义中行为的反应，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们理解印度在关键时刻与美国不相一致地维持其模棱两可的战略文化和地缘政治需求。在没有任何重大压力的情况下，美国寻求利益的融合，但不包括其力量优势和对印度的区域靠近。于中国而言，同印度在多边主义层面开展合作是其国际战略合作的关键。

international regimes  

国际机制

Contested multilateralism  

竞争性多边主义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人文交流

dominant strategy  

占优策略

hard balancing & soft balancing 

硬制衡&软制衡

编译 | 丁伟航

审校 | 丁伟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