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巴金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日。
从因为好友柯灵结缘，而在1938年11月刊登了一封百余字的《梧州来信》：“诸友，我们（十月）二十日晚上平安地离开了广州，同行10人，搭的是一只装货的木船……”开始，到2003年11月一篇未完成的《怀念振铎》：“他不教训，他只引路，树立榜样。今天他已不在人间，而我拿笔的机会也已不多，但每一执笔总觉得他在我身后看我写些什么，我不敢不认真思考”，无数封刊发于《文汇报》的信件和稿件，汇入了中国文学的历史，也串联起了巴金和《文汇报》之间长达65年的绵长情谊。
巴金曾经说过，倘使写作真有所谓秘诀的话，“那也只是这样的一句：把心交给读者”。而他刊发于《文汇报》上的很多文章，都漫溢着他对读者、对人民的深情，以及他满怀着对读者、对人民的深情而展开的对于文学的思考。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从这些珍贵文字中摘取部分，邀请读者朋友们和我们一起，聆听巴金，怀念巴金。
——编者
人民情怀
2003年，国务院授予巴金“人民作家”称号。“人民作家”四个字，是巴金身上最为鲜亮的底色。他在发表于《文汇报》的多篇文章中，记录下了那一个个唤起他心中那一股“为了这个伟大的新时代，我献出我的心，我的笔和我的全部力量”的澎湃激情的瞬间。
参加这个大会，我不是去发言的，我是去学习的。而且我参加像这样一个大规模的集会，这还是第一次。在这个大会中我的确得到了不少的东西。
第一，我看见人怎样把艺术和生活揉在一块儿，把文字和血汗调和在一块儿，创造出来一些美丽、健康而且有力量的作品，新中国的灵魂就从它们中间放射出光芒来。
第二，好些年来我一直是用笔写文章，我常常叹息我的作品软弱无力，我不断地诉苦说，我要放下我的笔。现在我发见确实有不少的人，他们不仅用笔，并且还用行动，用血、用生命完成他们的作品。那些作品鼓舞过无数的人，唤起他们去参加革命的事业，它们还要教育更多的年青的灵魂。
第三，我感到友爱的温暖。我每次走进会场总有一种回到老家的感觉。在六百多个面孔中至少有一半是我没有见过的，可是它们对我并不陌生。我看到的全是诚恳的亲切的脸。我仿佛活在自己的弟兄们中间一样：谈话、讨论、听报告、交换经验，我不感到一点拘束。自由、坦白、没有丝毫的隔阂，好像六百多个人都有着同样的一颗心似的。
——摘自《一点感想》。本文刊发于1949年8月20日《文汇报》，是年7月，巴金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志愿军政治部甘主任在谈话中对我们说：“彭司令员这句话里含有很深的感情啊！”甘主任又说：“人都有感情，战士的心是更热烈和伟大的，有的战士背着炸药把自己生命跟敌人战车同归于尽。他们是不简单的，他们是有深厚的感情的。牺牲自己并不是容易的事，这样的感情我们不应该让它埋没，我们有责任把它表扬出来，让祖国人民知道。”甘主任是个爱发笑的人，可是这时候他的声音抖得厉害，他很激动，他也有深厚的感情。我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来，我们文艺工作者也是有感情的人，接触到这样伟大的心灵以后，难道我们还不能够交出个人的一切吗？
——摘自《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本文刊发于1952年4月12日《文汇报》，1952年3月，巴金率“战地访问团”访问朝鲜，在志愿军司令部与总司令彭德怀会见。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我在人丛中望见天安门广场上数不清的迎风招展的红旗，听见春雷般的热烈欢呼，从下午三点起接连六个小时高呼“毛主席万岁”和毛主席洪亮而亲切的回答“同志们万岁”的声音响彻云霄。我离开阳光照不到的书桌，第一次在广大的群众中间，如此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民光辉灿烂、如花似火的锦绣前程，我感受到心要从口腔里跳出来，人要纵身飞向天空，个人的感情消失在群众的感情中间，溶化在群众的感情中间，我不住地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要写，我要写人民的胜利和欢乐，我要歌颂这个伟大的时代，歌颂伟大的人民，我要歌颂伟大的领袖。在旧社会中受尽欺凌的知识分子，那个时候谁不曾有过这样的感情呢？
——摘自《一封信》。1977年5月，徐开垒来到位于“梧桐深巷”的巴金家中。他转达报社总编辑马达的意思，希望巴金能在停笔十年后，重新拿起笔来，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5月25日，《一封信》刊发于《文汇报》。
我是从读者成为作家的。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从文学作品中汲取大量的养料。
文学作品用具体的形象打动了我的心，把我的思想引到较高的境界。
艺术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奋，作者们的爱憎使我受到感染。一篇接一篇，一本接一本，我如饥似渴地读着能拿到手的一切书刊。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纯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激发了我的爱和我的同情。不知不觉中我逐渐改变自己对人对事的看法。
优秀的作品给了我生活的勇气，使我看到理想的光辉。前辈作家把热爱生活的火种传给我，我也把火传给别人。
我这支笔是从抨击黑暗开始的，看够了人间的苦难，我更加热爱生活，热爱光明。
在创作实践中，我追求，我探索，我不断地磨炼自己，我从荆棘丛中走出了一条路。任何时候我都看见前面的亮光，前辈作家的“燃烧的心”在引导我们前进。
即使遭遇大的困难，遭受大的挫折，我也不曾灰心、绝望，我们有一个多么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来的杰作，它们支持我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要我们勤奋写作，使自己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而且更勇敢。
是的，面对着霸主们核战争的威胁，我们需要更大的勇气。我们的前辈高尔基在小说中描绘了高举“燃烧的心”在暗夜中前进的勇士丹柯的形象，小说家自己仿佛就是这样的勇士，他不断地告诉读者：“文学的目的是要使人变得更好。”在许多前辈作家的杰作中，我看到一种为任何黑暗势力所摧毁不了的爱的力量，它永远鼓舞读者团结、奋斗，创造美好的生活。
我牢记托尔斯泰的名言：“凡是使人类团结的东西都是善良的、美的，凡是使人类分离的东西都是恶的、丑的。”
——摘自《核时代的文学——我们为什么写作？》。1984年5月，巴金作为国际笔会第四十七届大会的特邀嘉宾前往东京，在会上作了发言，全文刊发于1984年5月16日《文汇报》。
文学主张
作为文学大家，巴金不仅有震动几代人的长篇巨作，同样也用杂文、散文、讲演稿记录自己对于文学与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从他在《文汇报》发表的多篇杂文、游记、讲稿中，我们看到他鲜明的文学主张，至今读来仍予人启迪。
要相信读者的眼光。真正好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考验，是不会被人民遗忘的。
这次获奖作者中青年作者大为增多，短篇小说获奖者二十名中，半数以上是文学新人，最小的才十九岁。这是令人兴奋的事情。
文学发展的规律就是这样，一代接一代，一茬接一茬，不断更新，不断补充新鲜血液。
我真诚地希望我们一大批有思想、有生活、有才华的中青年作家，更快更充分地发挥文坛主力军的作用。
文学艺术是集体的事业，这个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与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有关系。青年作家的成长，除自身刻苦努力外，更需要多方面的扶持。老作家的热情关怀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一条。
这里我想强调一下文学期刊编辑的作用。听说这次大会邀请了部分编辑同志参加，我感到很高兴。这说明编辑的劳动正在日益受到尊重。广大编辑同志长年累月、默默无闻地辛勤工作，有些编辑本身就是很有写作能力的作家，只是为了给他人做好嫁装，自己宁愿少写或搁笔。
这方面我有深切的体会。我至今感激叶圣老，是他引我走上了文学的道路。编辑是作家和读者之间的桥梁。编者和作者应当成为密切合作、互相了解的朋友，大家走向同一个目标。
我们的工作，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我们国家、我们伟大民族的文化积累作出贡献。
——摘自《希望有思想有生活有才华的中青年作家成为文坛主力军》。此文为巴金致全国四项优秀获奖作品授奖大会的贺电，刊发于1983年3月25日《文汇报》，标题为当时的编辑部所拟。
人们常说，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作品。回忆过去，我们虽然已经取得了大的成就，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新人新作，但是与我们这个处于巨大历史性变化的时代还是不相称的。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优秀作品，我们更需要史诗般的杰作，需要无愧于我们时代的艺术瑰宝，需要与我们民族灿烂的文化、与人类最优秀的文学名著可以媲美的精品。我们曾经梦寐以求，渴望早日出现当代的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出现中国的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这历史的重任就落在我们中国作家、特别是年轻一代作家的肩上。体育、音乐可以在世界上夺取冠军，我们的文学又有什么理由不应该站在世界文学的前列呢？我深深地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这样的伟大作品一定会产生在我们伟大民族的中间。这也是全国人民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摘自《我们的文学应该站在世界的前列》。1984年12月，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在京开幕，巴金致开幕词。全文刊发于1984年12月30日《文汇报》。
这几年的长篇，我读得不多。就读过的作品来看，我感觉无论是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还是生活的开拓方面，都是有进步的。但是我们不能满足，尤其在质量上不能满足。我觉得要提高长篇小说的质量，潜力还是很大的。我讲两个字，一个是“新”，一个是“深”。
第一是新。苏联十月革命以后，文艺作品的题材、主题、人物等等，都有很大的变化和革新。毛主席当年举过法捷耶夫的《毁灭》的例子，它带给人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当然不是一两部作品，而是有一批作品，象《铁流》、《被开垦的处女地》、《夏伯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解放后，我们国家的变化也是巨大的，比起旧社会，那是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几年，尤其是三中全会以来，变化更是十分显著。我说的新，是指有些题材、主题和人物，还没有引起我们作家注意。或者是由于我们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思想还不够解放，或者由于作家对生活还不够熟悉，尽管有了四百多部，而作品的题材、主题、人物、取材的角度，相对说来还不够丰富，给人“耳目一新”的作品也还不多。
第二是深。我们的作品，可不可以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深一点？生活开掘深一点？思想更有深度一点？通过解剖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一个工厂，一个商店，或者一个小镇的变化，可以反映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一部作品只有写出一定的深度，才能显示一定的广度。我想一部优秀作品的标志，总是能够给读者留下一两个叫人掩卷不忘的人物形象。中外古今的名作，所以能流传久远，就在于它的人物形象以及对当时生活的深刻描写，具有引人入胜的魅力。
——摘自《祝贺与希望》。这是巴金在首届茅盾文学奖颁奖会上的书面发言，巴金从国家文学事业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他对提升长篇小说质量的看法，刊发于1982年12月17日《文汇报》。
巴金和他的朋友们
“在短促的过去的回顾中却有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的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了一点光彩。这盏灯就是友情。”很多朋友走进巴金的生命里，而巴金则把自己对他们的感情一笔一笔写在纸上，留在心里。
生活在无数青年学生中间，他对未来充满着希望。他说“新春总是充满着生命之力的，朝阳总带着新生的光与热冉冉上升。为了创造而永远有着老的死亡，朽的腐溃。”他相信“春快到人间了。具有丰饶的生命力的一代舞台幕景快揭开了。”读着他的文章我觉得听到了关于新世界到来的预言。
是这样的人和这样的文章！虽然他至今还是一个没没无闻的中学教师，可是我喜欢我有这样一个朋友，我更以能够代他编辑这一本集子为光荣。
——摘自《记剑波和他的小书“心字”》，全文刊发于1946年7月1日《文汇报》。巴金与卢剑波相识于青年时期，一见如故，结下了一生的深厚友情。1947年6月，巴金在上海看完了卢剑波寄给他的40多篇文章后，从中选出26篇，编成一本散文集，卢剑波自己取名为《心字》。
在他家里，我们是无话不谈的，他并不限制我们，却常常把话题引到大路上去。我忘记不了一件事情：一九五○年十一月下旬一个夜晚，我和仲华在华沙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会场，这一天从早晨六点开会开到午夜，在闭幕之前我们到场外喝一杯咖啡休息，大家都很兴奋，谈起各人的感受和今后的工作，他说：“我们互相帮助、共同前进吧”，然后脚步轻快地回到会场。一直到一九六六年他还表示过这样的意思。这些年我们经常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学习，在一起斗争，可是我始终落在他的后面。他那善意的笑容过去给过我多大的鼓励，今后也将督促我前进吧。
——摘自《怀念金仲华同志》，全文刊发于1978年8月20日《文汇报》。同为文化界人士，巴金与金仲华早就相识；新中国成立之后两人又同在上海工作，交往愈加密切，友谊日益深厚。1978年8月12日，巴金参加了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举行的金仲华骨灰安放仪式。
我和卫一九二五年在上海认识，后来同去巴黎，住了一个时期。我们是好朋友，都翻译过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可是我们之间常有分歧，差不多天天争论，彼此都不能说服对方。分开了还要通信争辩。我的《爱情三部曲》在《文艺月刊》连载的时候他写了几封信发表意见。我们讨论，也可以说他在帮忙我写这部小说，他劝阻我不要沉浸在阴郁的心情中写小说，他担心我的“文学生命”不能持续下去，也是出于好意。
——摘自《怀念卫惠林》，全文刊发于1994年8月13日《文汇报》。巴金与卫惠林相识于1925年，1927年同船去巴黎。
我手边有不少他的著作，书上有他的签名。我们应当是多年的朋友了。有一天和几位友人闲谈，有一位中年朋友质问我说：“你记得不记得介绍你进文艺界的是郑振铎，不是别人！”他说得对，振铎给上海《时事新报》编辑《文学旬刊》时，我用佩竿的名字寄去小诗《被虐待者底呼声》和散文《可爱的人》，都给发表了，我还给振铎写过两封短信，也得到回答。但不知怎样，我忽然写不下去，也就搁下笔了。我还记得我在成都的最后一年（一九二二——二三），深夜伏案写诗，隔一道门大哥坐在轿内或者打碎窗玻璃，或者低声呻吟，我的笔只能跟着他的声音动，并不听我指挥，一些似懂非懂的句子落在纸上，刺痛我的心。大哥的病又发作了。几个晚上都写不成一首诗，也就无法再给振铎寄稿。离家乡初期常常想家，又写过一些小诗投寄给一些大小刊物，在妇女杂志和成都的《孤吟》发表过。以后在上海武昌路景林堂谈道寄宿舍住下来补习功课，整天就在一张小桌和一张小床前后活动，哪里想得到“小诗”，也不用说文学作品，更不曾给振铎写过信。不但当时我忘记了它们，就是在今天我也没有承认它们是文学作品。否则我就会把《灭亡》手稿直接寄给振铎了。圣陶先生的童话《稻草人》我倒很喜欢，但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圣陶先生，他是在开明书店索非那里偶然发现我的手稿的。我尊敬他为“先生”，因为他不仅把我送进了文艺界，而且他经常注意我陆续发表的作品，关心我的言行。他不教训，他只引路，树立榜样。今天他已不在人间，而我拿笔的机会也已不多，但每一执笔总觉得他在我身后看我写些什么，我不敢不认真思考。
——摘自《怀念振铎》，全文刊发于2003年11月21日《文汇报》。1958年郑振铎因飞机失事而辞世，当时的巴金写了一篇哀悼文章。在此后的四十年中，巴金一直为当年匆忙完成的纪念文章而深感内疚。1989年，巴金提笔开始写作《怀念振铎》，历经十余年，两次提笔，终于还是没有完成。1999年，巴金因病情危重导致呼吸衰竭，实施气管切开手术，从此无法言语。未完成的《怀念振铎》成为巴金最后一篇文章，刊发于2003年11月21日《文汇报》。四天之后，即2003年11月25日，是巴金的百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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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汇报图：文汇报编辑：周敏娴责任编辑：邵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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