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最大的乐子是什么？答案可能因人而异，就我个人来说，是收藏签名本。
我打心眼里欢迎改革开放的好年代。它不仅使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奔着好日子甩开膀子大步向前走；还有挺重要的一宗，是广开就业门路，使人们有了按照自己意愿选择职业的自主权。我喜欢书，从小就爱看书并获得“进士”（近视）的“美名”，也立下了长大了要写书、当作家的雄心壮志。特殊时期当头一棒，把我打得晕头转向，美梦难圆，只好乖乖地当一块砖，被搬来搬去，什么也干不长远，什么也干得不漂亮，闹得自个儿还挺痛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顺应时代潮流，也顺应自己心愿，干了整整十年经营书刊的这一行当。嘿，这叫美——时间自己掌握，书有的是，足看！
可也有美中不足：一年到头与书打交道却惭愧得很——手中藏书少得可怜。究其原因，竟出在自己是卖书人这一条上！好不容易留下一本“俏”书，人家登上门来，死乞白赖求你，非要掏腰包买下。你是出手还是秘不示人？“难道你不是卖书的？‘上帝’的需要不是比什么都要紧？”得，没词儿了，乖乖让人拿走就是。就拿《辞海》缩印本来说吧。我前后留了五回，愣没留住。朋友来了，二话不说“顺手牵羊”，抄走没商量，有什么辙？有读者急需此书，或考试复习，或参加知识竞赛，此物断不可少，哪怕已署上“国培自用”“国培收藏”，也要原价购买，事关人家前途命运啊，人家张了口，咱能驳面子？
故此，我之藏书不多，事出有因，不难理解吧！
但我刻意收藏的签名本，却很少有人开口要，所以数量挺可观了。
与文友谭宗远不同，我重“量”不重“质”，即只要有作者本人的大名签在上面，便统统拿来，为我所藏。而宗远仁兄呢，主要放在名家精品上；其他的呢，休怪他怠慢失礼，实乃无处藏书。我呢，乐得坐收渔利——他的一些“非名家本”“非精品本”，便慷慨转赠给我了。
我手头最多的作者本人赠书，来自一位声名赫赫的老诗人。自上世纪40年代始，这位可敬可亲的长者，发表、出版了大量名篇佳作，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浓重的一笔。我非常崇敬这位前辈，并奉他的文学主张为自己的习作指南，但余生也晚，结识他时已是先生晚年，他已经从《诗刊》主编的位子上退了下来。老人把多年里出版的几十本著作每本都送了我一册，并不无遗憾地说：“你要早说就好了，原先我有不少别人送的书都可以给你，可惜没留住……”
张中行老人的书，则是我买到手后冒昧去信请求签名的。我原想张先生即使能满足我这一奢望，也得等一段时间，因先生太忙。这位“文坛老旋风”，老当益壮，到80岁高龄后竟“返老还童”，笔锋愈健，文如泉涌，佳作迭出，令人惊叹不已。想不到先生接到我的信当天，就打电话与我约好时间，并十分客气地说：“免得您白跑。”我准时赶到先生工作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恭恭敬敬地站在先生面前，看他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地在我带去的七八本书上，逐一签上“国培先生不弃拙作嘱署名留念”“国培先生教正”“国培先生正之”“国培先生指教”“国培先生指正”之类的题词，令我诚惶诚恐、忐忑不安。我原本想，只要先生签个名就心满意足了。没想到，在一个素不相识的晚辈面前，先生礼贤下士，一本不落地签上上款，如此谦逊！令人喜出望外之余，对先生的敬重，不由得又增添了几分。
手头最多的签名本，则是转赠品。有些师友手头有此类书，或无处存放，或其他缘由，乐于送人保存，既不拂赠者情意，又能成他人之美，可谓一举两得。像与我来往密切的一位中年诗人，因其供职于一家影响颇大的文学杂志，结识的作家、作者较多，所以得到的赠书也多些。他知我有这一雅好，便不时给我一些书。就这样，书柜里便码上了不少既有作者本人署名又有“转赠国培雅存”之类字样的藏品。
不少人问我：看你乐趣无穷的劲头，收藏这类书究竟图什么？我回答：个中滋味，可咏可叹。自己的著作，只要肯示于人，就表明敢承认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别人怎么看并不重要，父母眼里总是可爱的。我所珍重的，恰恰是这种真挚的感情、质朴的初心。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赵国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