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德国政治风暴接连袭来。随着总理舒尔茨解除财政部长林德纳的职务，林德纳率领自由民主党退出执政联盟，这届由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组成的三方联合政府走向崩溃。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随即宣布将在明年2月提前举行大选，结束了舒尔茨政府不到三年的执政。
这场危机不仅展现了德国政坛的深刻裂痕，更引发了对强人政治回归的广泛讨论。德国民众是否正在重新拥抱一种更强硬、更集权的领导风格？
压力之下的舒尔茨政府
舒尔茨联合政府自2021年上台以来，一直面对内外困境的双重夹击。俄乌冲突的爆发和北溪管道的爆炸使德国失去了廉价的俄罗斯能源，能源价格飙升，通货膨胀攀升。与此同时，美国对欧洲盟友施加的压力也从未减弱。从北溪二号项目的中断到对乌克兰问题的持续要求，德国在美国的影响下不断调整政策，但这种调整带来的并非稳定，而是愈发严重的经济萧条和民众不满。
舒尔茨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补贴政策以缓解能源危机对普通家庭的冲击，但这也大幅增加了财政压力。自民党主张削减居民补贴、降低企业税负以恢复经济活力，却与社民党和绿党严重对立。林德纳的18页文件成为导火索，最终撕裂了脆弱的执政联盟。经济低迷、政策分歧以及民众的不满构成了瓦解的三重压力，舒尔茨政府无力应对内忧外患，最终步入解体。
历史基因中的强人情结
德国的政治文化中对强人领导的渴望并非偶然现象。从战后到今天，德国的三个超长期执政总理——阿登纳、科尔和默克尔的累计执政时间超过现代德国历史的一半。民众对强人政治的需求，是对稳定与信任的心理投射。这一渴望尽管在二战后被强烈反思，但始终在危机时刻显现出来。
舒尔茨的弱势领导与默克尔时代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默克尔12年的执政期内，德国不仅维持了内部的经济稳定，还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了强硬的领袖姿态。2018年的G7峰会上，那张默克尔与特朗普针锋相对的经典照片就成为她捍卫欧洲利益的象征。而舒尔茨政府在俄乌冲突、北溪事件和对美关系中显得软弱，未能赢得民众信任。德国人对强势领导人的期盼，在舒尔茨政府的低迷表现中重新升温。
右翼崛起与左翼新势力
在舒尔茨政府的软弱中，德国的政党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已达到17%，成为德国第二大党。选择党不仅反对移民政策，还主张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迎合了对现状不满的中下层选民。而新兴的左翼政党“理性与正义党”以其反战、反美立场迅速崛起，短短一年便赢得7%的支持率。这些政党的共同点在于，都试图以强硬的态度吸引选民，无论是对内改革还是对外政策。
与此同时，默克尔时代的执政党基民盟也在迅速恢复支持率，从2021年的21%上升到如今的33%，再次占据第一的位置。基民盟领导人莫茨承诺，将在当选后立即对俄乌政策采取更激进的支持措施，以捍卫欧洲利益。这一表态看似与右翼选择党的反战立场背道而驰，却同样体现了德国民众对明确、强硬领导的渴求。
经济困境与政策失误
经济问题是压垮舒尔茨政府的重要原因。从能源价格飙升到制造业萎缩，德国经济在过去三年中几乎停滞不前。大众汽车关闭国内工厂、大量裁员的决定象征了工业巨头对德国经济前景的悲观态度。舒尔茨政府试图通过扩大政府开支来弥补能源危机的影响，但这种政策只让企业税负增加，进一步压垮了经济活力。
林德纳的退出既是对舒尔茨政策的反抗，也是自民党在危机中的自救策略。自民党的基本盘是城市白领与企业家，他们对政府扩大开支的政策早已不满。而对于社民党和绿党而言，撤回补贴则意味着失去大批选民支持。这种政策上的僵局无法调和，直接导致联合政府走向瓦解。
特朗普当选后德国的危机感
2024年11月，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他对乌克兰问题的表态成为压倒舒尔茨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特朗普承诺减少对乌克兰的支持，并让欧洲承担更多责任，这无疑让德国本已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与此同时，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将可能加剧德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进一步挑战德国的经济和外交政策。
美国的变化让德国民众感到深深的不安，而这种不安进一步激发了对强人领导的渴望。无论是基民盟的莫茨、右翼选择党的领导人，还是左翼新势力的崛起，都在展示强硬姿态，以迎合选民对领导力的期待。
强人政治的未来
德国正在经历深刻的政治转型，明年的大选将决定这个欧洲经济强国的未来走向。从当前的局势看，无论哪一方胜出，强硬的领导风格都将成为主旋律。民众对舒尔茨政府软弱表现的反感，反映了对稳定与力量的渴求。而这一渴求，或将引领德国走向新的强人政治时代。
强人政治的回归是否会帮助德国走出当前的困境，仍然充满不确定性。在全球化与多边主义面临挑战的今天，德国如何在内部稳定和外部压力之间寻求平衡，或许才是下一届政府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