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高昌、楼兰、于阗、敦煌……汉有西域三十六国，唐有安西四郡，那些声名赫赫的西域古城，明珠一般撒落在古丝绸之路的地图上，曾在历史的卷册中发出熠熠光辉，也在时间的烟尘中黯淡光泽。若你今日去拜访，不辞辛劳地行过一段不算好走的长路，眼前所见惟有一片片颓败的废墟，难免生出某种渺杳的、无所依凭的历史之叹。但对于出生在新疆的作家邱华栋而言，在一遍遍向西域边陲的奔赴，同时也是向故园的回归中，看到甚至听到的，却是另一些更加微细的人事：这里面，当然有张骞、班超、玄奘、郭子仪这些响亮的名字，也有某个曾在此中跋涉的无名商人、女子、士兵，甚至一匹花马、一枚铜钱……飒飒西风将这些被黄沙掩埋的琐屑细语不断传至耳侧，又在废墟之上幻化成具象的身影。他把这些声音和身影掇拾起来，共31篇，成为一部《空城纪》。这些西域空城相互之间，它们与中原之间，始终有着不曾断绝的联系，共同奏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交响。近日，书乡对邱华栋进行了专访。
《空城纪》 邱华栋 译林出版社
宋朝时期粟特文书信（吐鲁番市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
一颗石榴给予的灵感
邱华栋祖籍河南，上世纪五十年代，他的父母到新疆支边，他因此出生在天山脚下的昌吉。昌吉很小，人很少，但一抬头，在城市的任何地方都能看到天山逶迤而去。这种震撼的视觉感受，在少年邱华栋心里永远留下了一种天高地阔、大气苍凉的美学体验。那时他去过位于吉木萨尔县的一座古城废墟，当地人告诉他这就是唐代的北庭都护府遗址。夕阳下的残垣断壁，恣意生长的红柳丛，俨然幻化为当年守卫军镇的唐代士兵，发出盛世边陲之音。
十八九岁上，邱华栋离开新疆，到武汉上大学，再之后，到北京工作、定居，一待就是三十多年。这期间正逢北京飞速发展的时期，日新月异的首都吸引着这个初来乍到的外省青年作家的兴趣，触发了他巨大的写作热情，于是许多年里，他持续不断地书写着关于北京当代生活的小说，一直到2020年作为集大成之作的非虚构作品《北京传》出版。写完《北京传》，这位曾经的“青年作家”也五十岁了，拉开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目光越过近距离接触多年、已习以为常的北京，回望向遥远的出生地，突然觉得，“好像有可能写一部跟新疆有关的小说了”。
这个想法倒也并非空穴来风。过去几十年里，缘于心底的家园情愫，或也缘于某种无意识的素材准备，邱华栋一边写着当代北京，一边也一直留心着新疆历史地理文献的搜集和阅读。做过媒体人的他自称“资料搜集狂”，多年来积攒了上千种关于新疆的历史材料和学术专著，通过持续的阅读，对这块土地的往昔和考古研究现状并不陌生。万卷书之外，还有万里路：这些年里，他不断返回新疆，断断续续造访了西域诸多古城遗址，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尼雅精绝国遗址、楼兰遗址、于阗约特干古城……眼前的荒芜，幻境里的繁华，读过的书和行过的路时空交错在一起，引发他不绝如缕的文学想象。
但西域疆域辽阔，古城众多，资料实在太多太杂，怎么着笔，邱华栋一直没有头绪，直到一颗石榴给了他灵感。2016年秋，邱华栋收到新疆老友寄来的一箱石榴，把石榴切开，看到里面有六个分隔的子房，每个子房里挤满宝石般的石榴籽。自然造物奇妙，让邱华栋突然灵光闪现，找到了书写西域的方式，最终呈现为我们现今从目录中所见的结构——龟兹双阕、高昌三书、尼雅四锦、楼兰五叠、于阗六部、敦煌七窟。六个“空城”，各由数个篇章构成，各篇人事从远古到当今各属不同时代，又以某些意象相勾连。看似一部短篇集，实则合抱为一部浑然一体的长篇作品，正如一颗石榴的内部生长结构。他相信，比起传统的大长篇，这也会是更加适合“碎片化”时代的阅读文本，读者随时拈起一粒“石榴籽”来，都能够知其味，见其折射之光。
让邱华栋进一步惊讶发觉的是，石榴这种水果正是来自中亚地区汉朝时期的安国、石国，在汉代的长安，石榴就叫“安石榴”，名出张骞出使西域时安国国王赠予的石榴种，今天陕西一带的石榴仍是安石榴的后裔。正是有赖于这勇毅的西域凿空者，这慷慨友好的民族交流，才将这种美妙的水果送到中原，一直送到今人的手上。历史与当代，结构与象征，具体物象与宏大叙事，产生了奇妙的辉映，这不能不让邱华栋感到冥冥中存在的一些缘分。
历史底本上的瑰丽想象
这颗“石榴”的每一个“子房”，都由一个主题来统摄，如“龟兹”一章聚焦西域音乐与中原的交流、“尼雅”章关注丝绸技艺在西域的传播、“楼兰”章记述了这个神秘古国的传奇与消亡、“敦煌”章想象了七个洞窟的来历……在这一共31个故事中，尽管你会读到一些真实的历史人名与事件，但经由作家想象力的创造性点化，已远远超越史料，而居于瑰丽的文学虚构图景中。谈及这点，邱华栋笑说：“想象力还真是有一些天生的东西”。
譬如，“龟兹双阕”中，写到龟兹王降宾（龟兹在今库车、轮台、阿克苏等一带）迎娶了乌孙国公主弟史（弟史的母亲就是历史上从汉朝远赴乌孙和亲的刘解忧公主），夫妻双双去汉长安城学音乐。史书上曾寥寥几笔提到降宾学音乐之事，但小说此篇以首次归返母亲故国的弟史的口吻，从早年和亲乌孙王、写下著名的《悲愁歌》的刘细君公主留下的汉琵琶讲起，演绎成一个长达几万字的悱恻故事，展现了龟兹乐舞与中原音乐相互之间的影响，以及两地间历时绵久而不断的融合交流画卷。还有“高昌三书”之“砖书：根在中原”一篇，是以一位墓志铭主人张怀寂的口吻来叙述的。这位张怀寂的父亲是唐朝西域将领张雄，但张怀寂本人在历史上声名不显，惟留下现存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墓砖。武则天年间，张怀寂曾随名将王孝杰从吐蕃手中收复安西四镇（碎叶、龟兹、于阗、疏勒），此事在其墓志铭上略提一笔，而邱华栋通过虚构张怀寂与王孝杰于战前对话的场景，回顾了西域汉族政权高昌国的起落历史。
巴尔扎克有名言，历史就是用来挂小说的“钉子”。《空城纪》里的史实之于虚构，确乎贯彻了这一“钉子”理论。而被“挂”起来的小说，姿态缤纷的外衣中，亦包裹着一根垂直的中轴。如“于阗六部”（于阗即今和田等一带），统摄这些钱币、雕塑、文书、绘画、简牍、玉石各部的一个巧妙设计是让文物“开口说话”：一匹于阗花马自述如何从岩画跑到壁画，又跑到于阗著名画师尉迟跋质那和尉迟乙僧父子笔下，跟随他们去到隋唐时的长安，最后花马协助宋朝大画家李公麟完成了《五马图》，死而后已。历史的碎片，就此被一根艺术的丝线串起。还有一枚陪葬的铜钱，叙述自己曾被衔在一个人的口中被大火燃烧的“痛感”；几块刻有不同民族文字的简牍，夜深人静时交流身上这些字符的意义……这些文物是真实存在的，它们原本静默躺在博物馆的玻璃后，短暂接受游客的目光一瞥，只有有心的作家在玻璃之外长久注视它们，并施以瑰丽又合理的想象，赋予其情意与生命，让它们讲述自己的经历，由此牵引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往事，也许恢弘，也许琐屑，但都以第一视角呈现出文化考古非同凡响的意义。
《空城纪》涉及大量的历史文化背景，但其并非能以“历史小说”来一言蔽之，因其还延伸至当下——每章最末一篇，都是一个当代人寻访古城遗迹的故事，在一段影影绰绰的男女情缘中，抵达一个具有某种超现实意味的结尾，构成与历史的呼应和对话。为何在多姿多彩的故事演绎后，选择这样统一性的收束？邱华栋解释，一是想从当代视角来向当代读者描绘出这些废墟现在的模样，二则希望传达出一种人类情感的绵延。虚构的传奇，和人类永恒可贵的真挚情感，共同为历史、为小说披上浪漫的彩衣。
通过西域想象西域
书后附有多张彩图，乃书中所写及各个古城废墟的照片。见今废墟，念昔古道繁华、佛国精美，难免顿生苍凉之意。邱华栋也不例外，但有所不同的是，在历史文献中长久游走，让他能更多地看到这些废墟曾经诞生和生长出来的东西、那些曾生活在其中的人的身影：班超带三十六人击杀匈奴、傅介子直斩楼兰王、高仙芝远征小勃律、郭子仪之侄郭昕孤守安西四镇数十年……这些遥远而稠密的遗迹诉说的故事，昭示着汉朝的开拓进取、唐朝的开放包容，这是一种属于早期中华民族的精气神，邱华栋感叹，“这种精神了不起”。
的确，这些著名的西域传奇都是从中原的角度和立场去讲述的，但《空城纪》并不止于此，亦有意从西域、边疆，从普通人的维度来讲述。我们能够从中看到诸多充满异族情调的表达——各民族人民的婚丧嫁娶，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情感与欲望，以及他们是如何看待、理解自身所在之地与遥远中原的联系。如书中有个故事就是对1907年斯坦因探险队在敦煌旧长城段发现的八封粟特文书简的演绎改写，这封信来自一个在中原做生意的粟特商人，他从一个外来者的角度向主人描述了汉地发生的西晋八王之乱。他目睹了洛阳大火、城内残杀，惋惜兵燹之灾对一座伟大城池的毁坏，但混乱中最惦记的还是自己的货，以及丝绸之路沿途粟特亲友的安危。这封书信，是从另一个视角对中原历史、汉族历史书写的补充，也让我们意识到不同民族人民在本质人性上的一致。
想象其他民族的生活，对汉族人邱华栋来说并不困难。他在新疆生活多年，对多民族共同聚居的状态非常熟悉：他家邻居就是维吾尔族，尽管信仰不同，但邻里关系很好，毫无障碍；在学校，同桌也是维族人，前面是蒙古族同学，后面是哈萨克族同学，逢年过节时相互走动问候。在这样的环境中，邱华栋甚至轻而易举地掌握了维语的日常交流。因而对旁人或许是具有异族风情的奇观，对他是自小耳闻目睹的日常，写起来丝毫不陌生。他笑称，自己是“新北京”，也是“老新疆”。
尽管书中写到了不少战争与杀戮之事，但毫无疑问，从微观上，民间的、普通人的交流从未断绝，是更加绵延漫长、能够馈赠给今日的东西。邱华栋说，这部小说能够分出好几个层次，从大的方面来解读，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但对他自己而言，最想探究的还是西域文化的丰富性，以及其中每一个个体生命的意义价值，“他们也有恐惧感，也孤独，跟我们一样的”。在他看来，这才是艺术文学最应该表现的，“写小说切记不能理念先行，一定要让它有质感、有纹理，否则宏大的故事本身也会是很空洞的”。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张玉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