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2024年11月25日《湖南日报》8版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龙文泱
“湖南”何时成为“湖南省”？“三湘”究竟是哪“三湘”？“八百里洞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湖南人为何称呼江西人“老表”？“湖南熟，天下足”竟是清朝乾隆皇帝御批？
想要了解文明灿烂、“个性”十足的“湖南省”是怎样形成的，读地方志是一个绝佳的选择。“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地方志是“一方的古今总览”。
湖南是方志大省，修志源远流长、著述蔚为大观。11月19日，由省地方志编纂院、省文旅厅、省文物局联合主办的“志”说湖南——大型史志·文物联展在湖南博物院开幕，首次以地方志的独特视角，辅以文物、非遗及科技手段，以物证史，以史释物。
一本本带着时光印记的地方志书，像一本本数代湖南人接力记载的详尽日记，带你看湖南“成长”的过程。
梁启超盛赞一批湖南志书：为诸多志书中“最表表者”
泛黄的书页上，写着“湖南考古略”五个大字。“这是清代的考古学书籍吗？”展柜中，清光绪年间的《湖南考古略》引人关注。
其实，这是一本志书，由清代湘潭人卢峻、宁乡人成业襄编纂，收录了湖南历代的遗闻轶事，被辑录于明清一统志、省志、府州厅县志及《楚纪》《楚宝》诸书中。
市民在观展。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立亮 摄
它旁边的清光绪年间的《湖南全省掌故备考》由长沙人王先谦编纂，分郡县沿革、分野、疆域、形势、山川、水道、古迹、风俗、田赋、艺文等31门，内容之全面，相当于一部湖南全省的准通志。
这两本志书都曾有一位特殊的读者：毛泽东主席。
“1954年，毛主席派人到我馆借阅《湖南考古略》和《湖南全省掌故备考》。当时负责找出这两本书的是我馆职工陈华惠。”湖南图书馆研究馆员寻霖介绍，毛泽东主席特别注重从地方志中了解地方情形。1929年，红军占领兴国县城后，毛泽东立即查阅《兴国县志》。红军到达瑞金后，毛泽东又托人找来《瑞金县志》。
编修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行为。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其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表示，希腊的古代文化乃至近代英国，都没有留下与中国地方志相似的文献。要了解中国文化，就必须了解中国的地方志。
“地方志是地方最重要的官书。中国历史上，编修地方志历来是地方最重要的文化活动。古代地方志通常由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主持编修，并聘请当地德高望重、学识渊博者执笔纂修。”本次展览策展人熊建华告诉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湖南地方志源于三国两晋时期的湖南“地记”。南宋时，始称为“志”，内容、体例渐趋统一。清代，湖南地方志书发展到达鼎盛时期，纂修的省、府、州、厅、县志达350多种，出现了许多方志编纂名家及名作。
联展展出的古代方志典籍和文物。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立亮 摄
梁启超在其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列举了一些地方志名作，包括湖南的诸多志书。如邓显鹤编纂的《武冈州志》《宝庆府志》、郭嵩焘与李元度编纂的《湖南通志》等。其中，郭嵩焘编纂的《湘阴县图志》、王闿运编纂的《湘潭县志》《桂阳州志》被梁启超认为是这些名作中的“最表表者”。
清代，湖南还出现了舆地世家：新化邹氏（当时的新化今天属于邵阳隆回）。梁启超点赞的邓显鹤纂修的《宝庆府志》，其中的地图均出自邹汉勋兄弟及子侄之手。这本志书为方志界所称道，被誉为“博赡精详，典雅宏丽”的“最为精善”之作。清光绪年间的《湖南通志》中的90幅舆图（即地图，多指疆域图），也大都出自新化邹氏之手。
新化邹氏人才济济。邹汉勋是中国近代舆地学奠基人，与魏源、何绍基并称“湘中三杰”。他将传统舆图的绘图原则与实地测量、多色成图、创造标识符号等方法结合起来绘制新图，其中还包含了西式地图理念，为地方志书舆图绘制做出了示范。邹代均是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主持了中国第一张铜版彩色《中外舆地全图》的印制。邹新垓则是新中国地图出版事业的开拓者与组织者之一。
清代始有“湖南省”，“江西老表”有志可依
清代，“湖南”成为“湖南省”。“湖南人”成为如今的“湖南人”，则是“江西填湖广”以后。
本次展览策展人熊建华介绍，夏商周时期，中国分为“九州”，湖南一带属于荆州。春秋战国时期，湖南逐渐被纳入了楚国版图。隋代一统，湖南在中央王朝治下，政区逐渐稳定。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中央王朝设湖南观察使，湖南之名首现正史。宋代，湖南的行政区划为“荆湖南路”。元代推行行省制，湖南隶属湖广行省（辖区包括今湖南湖北两省和广东、广西、贵州的部分地区）。明代，湖广行省被划分为湖广、广东、广西三个布政使司，湖广专指两湖地区。清初，朝廷将湖广布政使司分为左、右两个布政使司。康熙三年（1664年），右布政使司与原设在沅州（今芷江）的偏沅巡抚均将治所设在长沙，辖治区域涵盖了今湖南全境。康熙六年（1667年）设湖南布政使司，“湖南”作为一个独立省级行政区自此基本定型。
联展展出的里耶秦简。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立亮 摄
清代乾隆年间开始，湖南、湖北分修通志。湖南图书馆藏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湖南通志》，是“湖南”作为一省行政区域的首部《湖南通志》。
“湖南省”有不少别名，如“三湘”。不过，“三湘”究竟是哪“三湘”呢？人们的解读很多，并无定论。
本次展览根据史籍进行了梳理，认为“三湘”理念的变化与湖南政区，以及古人对湖南地理特点认识的变化有关。南北朝以前，“三湘”主要被认为是漓湘、潇湘、沅湘。唐宋前后，为潇湘、蒸湘、沅湘。明清以后，则是潇湘、资湘、沅湘。而明清以后的说法似乎更能代表今天湖南的区域范围。
一个有趣的点是，湖南的不少古城遗址在古代志书中有记载。如位于常德澧县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鸡叫城，它因发现中国最早最完整的木结构建筑基础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清同治年间的《直隶澧州志·古迹》中，有关于鸡叫城的记载：“州北二十里，平原中突起土阜，周遭如环，约四百余丈，中间甚平衍，四门相向，不类生成者。俗传仙人夜筑此，值鸡鸣而止，故名。”
联展展出的出土文物。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立亮 摄
如今的“湖南人”更是多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融合的结果。史前到商周时期，湖南地区有三苗、古越人、巴人、濮人等族群，也有来自中原的商人、周人。
秦汉以后，每逢中原地区战乱，湖南就成了避乱的人们的重要侨居之地和经转地。中央王朝为了对南方偏远地区进行有效管理，向湖南输送兵力，在此建立据点、强化通商，一些中原官兵、商人也在此扎根。北人南迁湖南，带动了中原文明、中华文化向南传播。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明清时期的北人南迁，以及江西填湖广等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使湖南人口结构产生了巨大变化，深刻影响了湖南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
最为人们熟知的，是湖南人称江西人为“江西老表”。湖南史志乃至家谱、族谱中，多记载自己家来自江西。如清同治时期的《醴陵县志》，有“土著亦仅存十八户……洪武初招集流亡，皆来自他省，而豫章（今江西）最多”的记录。民国时期的《沅陵县志》《桃源县志》等，也有关于江西人迁徙到湖南的内容。
作为历代最权威、最全面的地方官书，湖南的地方志与相关史料、出土文物相互印证，见证了湖南的华夏化进程，证明了湖湘文明是中华文明中的重要内容。
“八百里洞庭”与“湖南熟，天下足”
“八百里洞庭”“长江之险，险在荆江”“湖南熟，天下足”，你知道这些耳熟能详的说法是怎么来的吗？
前两句都与湖南的“母亲湖”洞庭湖有关。
长江中游从湖北枝江至湖南岳阳城陵矶，古称荆江，以北是古云梦泽，以南是洞庭湖。
两本《洞庭湖志》展示了洞庭湖的演变史。一本是清朝道光年间的《洞庭湖志》，古代唯一的洞庭湖专志。它经过70年的编撰增补，在时任江南道监察御史陶澍的支持下才得以刊刻行世。还有一本2013年版的《洞庭湖志》，记叙了洞庭湖的历史演变与治理成效。
联展展出的古代方志典籍和文物。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立亮 摄
洞庭湖的演变，唐宋是一个关键时期。唐宋之前，长江主流主要注入地势低洼的江汉地区，南部的洞庭平原因地势相对较高，长江来水来沙干扰较少。唐宋时期，“八百里洞庭”开始出现在诗文中，形容湖区水域之浩渺。此后，洞庭湖与长江逐渐演变为“江高湖低、江水入湖”的倒灌格局，洞庭湖成了汛期长江水的重要蓄聚之地，出现“长江之险，险在荆江”的说法。
从此，治理水患成为湖南人的重要课题。清雍正十二年刻本《惠烈录》记录了一个与洪灾有关的惨烈又感人的故事。明清以来，洞庭湖水患不断。常德汉寿地势低洼，连年水涝，赋税不减，民不聊生。明代洪武初年，龙阳（今汉寿）县尉青文胜替百姓争取权益未果后自杀，引起明太祖朱元璋关注，最终龙阳百姓赋税得减。
清朝道光年间的《洞庭湖志》，则有“善治水者不与水争地”的记载。新中国成立以来，洞庭湖得到系统性治理。
“湖南熟、天下足”是清代乾隆皇帝的御批。北宋时期，我国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谚。明清时期，水稻的地位在我国粮食作物中跃居首位，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广（今湖南湖北）稻作农业的地位逐渐取代下游地区。明正德年间，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民谚。清代，湖南成为“天下第一出米之区”，乾隆皇帝御批“湖南熟，天下足”。
考古发现表明，湖南稻作历史有上万年之久。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有人工干预痕迹的水稻。距今10000至8000年左右，澧阳平原一带的水稻种植已形成一定规模。
11月19日，联展展出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立亮 摄
地方志则更加详尽地记载了关于湖南稻作耕作农具与稻谷加工工具等内容。除了清光绪年间的《湖南通志》，明嘉靖《常德府志》、清道光《永州府志》、清光绪《巴陵县志》等，记载了如“鼎、澧等州，宜开沟洫。置斗门，以便民田”“凡山头地角，稍有可垦者无不开辟”等内容。
或许正是上万年的深厚沉淀，“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湖湘大地上培育出了惠及全人类的“东方魔稻”。
湖南山川之奇绝、物产之丰富、文化之多彩，当然不仅于此。想更了解湖南，去“志”说湖南——大型史志·文物联展一探究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