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全球战局统一下的联盟互动

一场世界大战

美国正式加入对德、意、日的战争，将这些不同的斗争汇聚到了一起，首次为其赋予了全球一体性。一场真正的世界大战正在兴起。这场新的世界大战是美国独有的构建，虽然它将现有的地区冲突置于一个总体框架中，但并没有否认其中的特殊性：中国和苏联继续抗击日本和德国的侵略，而轴心国则努力在东欧、东亚、东南亚和地中海地区建立自给自足的殖民帝国。

纳粹领导人固然想通过世界大战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但他们意识到获取全球霸权的战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且首先需要在欧洲建立一个可靠的、自给自足的集团。这种认识反映在德国1939年决定终止主力舰的建造上。这意味着德国将有许多年无法进行跨海力量投射。同样，日本领导人从未想过要征服美国；相反，他们的目标只是不让美国闯入其新征服的“共荣圈”而已。

虽然英国有能力同时在欧洲和亚洲作战，但它的目标是保卫现有的帝国，而不是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并且它缺乏在两个地区同时进行大规模战争的资源。相比之下，美国既有资源，珍珠港事件后又有打世界大战的政治意愿，正如出版商亨利·卢斯在1941年2月发表的极具影响力的“美国世纪”社论中指出的那样，打一场世界大战和建立世界和平秩序是相辅相成的。甚至在战争动员阶段，华盛顿就开始研究战后和平问题了。

1942年4月，美国国务院成立了战后对外关系咨询委员会，这是一个颇有影响力的机构，参与人员包括高级外交和军事人员以及大商人、记者和学者。该委员会就新的由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提出了广泛而详尽的建议，其中许多建议后来被修改或完全搁置，但仍有一些建议，如与组建联合国有关的那些，帮助塑造了战后政策。此外，咨询委员会的成立强化了罗斯福政府的信念，即战争将产生一个由美国领导的全球新秩序，这一结论似乎使美国有了决定众多国家战后命运的理由。

海道、航线和全球互通网络

英美领导人通过1941年12月在阿卡迪亚会议上建立的“联合”指挥结构来应对新出现的全球战争。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负责盟军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部署，而由工业和运输专家组成的次一级委员会则负责安排生产的优先次序，并规划人员和装备的调度。

这些机构负责监督建立链接全球的健全网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转移人员和物资。从一开始，这些全球路径就与日本和其在欧洲的轴心国伙伴之间脆弱的联系形成了鲜明对比。

全球网络的最重要一环是从美国出发直达英国的跨大西洋船队，它们装满了粮食、石油和各种作战物资。切断这些补给线是德国海军的首要战略任务，结果就是1939—1943年的大西洋战争。最初，德国海军战备严重不足。根据1939年的Z计划，德国着手建设一支强大的水面舰队，但欧洲战争迫使德国将资源集中于陆军和空军，这项计划被迫放弃。德国只能使用已有的水面战舰打击盟军航运，但却彻底失败。

1939年12月，在英国一支小型舰队的围困下，德军袖珍战列舰“斯佩伯爵”号（Graf Spee）在乌拉圭蒙得维的亚港（Montevideo）自凿沉没。次年，德国海军在挪威损失惨重，1941年5月，拥有强大火力的俾斯麦号（Bismarck）新型战列舰被击沉于北大西洋。经历了这些损失后，德国将残存的水面战舰保护起来。

到1941年春天，德国打击盟军航运的战役完全落在潜艇身上。然而，德国此前更为重视水面战舰，意味着其U型潜艇舰队规模不会太大，无法支撑长期的消耗战，而且产量的提高也需要时间。

1939年中期，Graf Spee号载着多名船员在欧洲水域亮相。这艘德国水面袭击者配备了来势汹汹的11英寸主炮。这些炮的射程比在河床对峙盟军巡洋舰的火炮更大。

得益于占领下的法国基地，德国U型艇最初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沉重打击了大西洋护航船队，1941年12月后，他们甚至将行动延伸到美国沿海水域。直到1942年4月，美国海军组织沿海护航船队后，U型艇员的这段“欢乐时光”方告结束。尽管如此，盟军在大西洋中部仍面临着与德国潜艇的持久战。

1942年2月，德国海军改进了恩尼格玛（Enigma）密码机，使盟军密码破译人员无功而返，有效保护了U型艇“狼群”的位置信息。情报的缺失，加上陆基护航飞机航程之外的“空中缺口”，使大西洋中部地区沦为盟军的危险地带。

1942年间，U型潜艇使盟军商船蒙受重大损失，单单11月盟军就损失了134艘船，到年底，盟军的商船损失（约800万吨）超过了新建（约700万吨）。

1942年期间，因为新型反潜武器、更好的侦测设备如雷达和声呐以及新型远程飞机相继投入使用，盟军商船队的防御能力得到加强。同时，美国造船厂也在大量建造护航舰队。12月，英国布莱切利公园（Bletchley Park）密码破译中心的分析员破解了改进后的恩尼格玛密码，由此获得的情报使得盟军护航船队得以绕过狼群。大西洋战争危机迅速进入白热化状态。

1943年1月，邓尼茨海军上将坐拥400艘U型艇，盟军被击沉的商船数量再次激增。但是这次潜艇损失的数量也在上升，5月份有41艘潜艇被击沉。天平突然倒向不利于德国潜艇的一方，其损失速度远远超过了建造速度。

邓尼茨意识到情况不对，1943年5月，他将U型艇从北大西洋撤回，德国输掉了大西洋战争。现在回想起来，除了1942年末危机四伏的几个月，特别是在美国造船厂进入高速运转之后，德国海军就再也不能压制盟军商船了。然而，这场战役使盟军损失了3.6万名商船海员和3 500艘船只，德国有超过3万名潜艇兵葬身鱼腹，约占全部志愿军的75%。

罗斯福1941年8月决定向苏联运送军需品后，盟军开辟了新的护航路线，穿越北冰洋抵达阿尔汉格尔（Archangel）和摩尔曼斯克等港口。护航船队必须驶过德国占领的挪威，而寒冷的冬季更加剧了德国飞机、潜艇和水面战舰对护航船队的威胁。1942年6月，由于担心遭到德国战舰“提尔皮茨”号（Tirpitz）的攻击，PQ—17护航船队分散行动，结果35艘货船中的24艘被德国U型艇和飞机击沉。

这场灾难之后，北极船队暂停活动，直到漫长冬夜降临保护他们免受德军攻击之时。北极航线为苏联提供了近400万吨军需物资，约占盟军援苏总量的25%。还有两条路线将租借物资送到苏联，一条穿过太平洋到达海参崴，运输了占总量约50%的物资；另一条通过伊朗“波斯走廊”的公路和铁路进入苏联的阿塞拜疆。

1942年7月，一架Ju-88攻击了PQ—17护航队中的数十艘盟军商船之一，这些商船正运送战争物资给苏联军队。这些护航队对苏联抵抗纳粹至关重要。

跨太平洋船运始于1941年末，令人意外的是，尽管美日之间爆发了战争，但对苏运输却因《苏日中立条约》的存在而不受干扰。日本巡逻队经常检查船运，因此运输船必须为苏联制造，且不能运送作战物资。实际上，许多“苏制”船只都是美国制造并租借给苏联的自由轮（Liberty ships）。即使几艘船因美日潜艇误攻而沉没，但约800万吨的粮食、铁路设备和其他非军事物资被运到了海参崴。幸亏在加利福尼亚和华盛顿州建造了大型仓库综合体，这项工作才得以完成。这些仓库由平民和意大利战俘负责运转。

波斯走廊路线同样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在波斯湾建设港口，修筑连接苏联的高速公路与铁路网。美国驻伊朗军事代表团（后来的波斯湾司令部）在国内为这些项目组织了成千上万名军事建筑工人（Military construction workers），他们在阿巴丹岛建造了一座工厂，跨越大西洋而来的成箱的飞机零件在此组装后飞往苏联。新的长途火车则由美英铁路工人负责运行。

1941年英苏入侵并瓜分伊朗，使这一庞大的后勤行动成为可能。然而，随着战争的推移，美国的大规模军事存在，以及它在该区域还不是一个殖民国家的事实，为其在伊朗赢得了巨大的影响力。

1942年5月，伊朗被纳入租借计划，8月，原新泽西州警察局局长诺曼· 施瓦茨科普夫（Norman Schwarzkopf）上校被派往伊朗，训练该国新设立的国家警察部队。

1943年，美英铁路工人以及美制机车，穿越伊朗的波斯走廊将租借援助运到苏联。（资料来源：国会图书馆，战争信息办公室，数字图像号fsa 8d29398）

麦克阿瑟将军新成立了西南太平洋地区司令部（South West Pacific Area Command）。为支持其进攻行动，美国运往澳大利亚的人员和装备也急剧增加。美国资源的流入反映出澳大利亚已将自己定位为美国在该地区的小伙伴的事实，但待遇良好且时不时飞扬跋扈的美国人与澳大利亚士兵及平民之间的关系远称不上融洽，1942年11月，在所谓的“布里斯班之战”（Battle of Brisbane）中，双方爆发了为期两天的致命骚乱。

日本帝国海军决定不在太平洋地区发动针对盟军商船的潜艇战，因此美国在澳大利亚的军事集结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与之相反，美国海军使用远程潜艇袭击日本商船。为了确保石油、铁矿石、橡胶和铝土矿等原材料的安全，日本建立了“共荣圈”，但仍面临着将这些原材料运回日本的严峻挑战。

在一定程度上，美国潜艇战受限于鱼雷质量过差而起步缓慢，在1942年只击沉了180艘商船。一旦这些问题得到解决，美国潜艇就会给日本航运带来其造船厂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

由于日本帝国海军不愿意组织护航船队，美军的进攻如虎添翼。到1945年，日本商船规模仅为战前的25%。尽管太平洋水面上发生的事件遮蔽了公众的认知，但美军的水下战争成功地对日本实施了致命的经济封锁，而这是德军未能对英国做到的。

（本文选摘自[英]安德鲁·N·布坎南 著、张士伟 译《全球视野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1—1953）》，由东方出版中心授权发布。）

翻译 | 人文社科 | 社科

《全球视野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1—1953）》

[英]安德鲁·N·布坎南 著

张士伟 译

东方出版中心

2024年9月

内容简介：安德鲁·N. 布坎南，美国佛蒙特大学高级讲师，历史学博士。先后毕业于牛津大学、罗格斯大学。已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地中海大战略》《从世界大战到战后世界：革命、冷战、非殖民化和美国霸权的崛起（1943—1958）》等专著。

本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了动态的、全球性的学术描述，尝试重构传统视角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区域与时间框架，真正破除“欧美中心论”，将区域视角放大至全球，重点包括在过往“二战”史中时常缺位的亚洲、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的战争进程及其互相交织的政治与经济活动等，同时将传统认知中的“二战”时间框架扩展至1931—1953 年，将“二战””欧洲战场爆发前具有全球意义的区域冲突囊括在内，并将1945 年后亚洲战场的局部冲突纳入“二战”叙事框架，对世界格局进行了更加系统的学术论述，对美国霸权作了较为深刻的透视，并指明由美国主导的“二战”史叙事存在较大的缺陷，1945 年后层出不穷的地区冲突就证明了美国推动建立的以其为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