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艳. 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的由来与发展[J]. 国际政治研究,2019,40(5):40-68.
泛突厥主义（pan-Turkism）肇始于１９世纪中后期至２０世纪初发生在俄国的突厥语穆斯林运动。１９０７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结束后，俄国突厥语穆斯林运动因遭到政府打压而丧失生机，泛突厥主义也随之进入低潮。然而，在俄国衰落的泛突厥主义传入了奥斯曼帝国，并在那里积聚力量后多次向俄国及后来的苏联、独联体国家反扑。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的发展状况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区域国别研究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关系研究议题。
当然，泛突厥主义问题非常复杂，不仅涉及俄罗斯、土耳其、中亚国家、新疆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和作用。本文仅尝试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泛突厥主义进行研究，在对俄罗斯、土耳其、哈萨克斯坦、美国等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文献研究、比较研究、案例研究等方法，梳理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发展的脉络，并探讨以下问题：一是泛突厥主义在传入土耳其后是如何实现本土化发展的；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政府是如何在本国内外政策中利用泛突厥主义的；三是冷战后，土耳其和其他突厥语国家如何看待泛突厥主义；四是当前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的发展状况如何。
一、国内外学界对泛突厥主义的研究
大约自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起，国外学术界开始对泛突厥主义进行研究。当时主要是苏联学术界从官方意识形态出发，把它批判为一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代表作是１９３１年出版的《俄国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概论》。苏联学术界的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并深刻影响到我国学术界。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泛突厥主义研究有了新进展，在内容和研究导向方面均出现了一些变化。
国内对泛突厥主义的关注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但主要是零星的官方表态，如时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杨增新曾多次下令防范泛突厥主义在新疆传播，但缺乏系统性学术研究。新中国对泛突厥主义的研究和批判主要在改革开放初期，当时组织了对“双泛”（即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较为系统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其中，关于泛突厥主义的研究主要涉及它与奥斯曼主义和凯末尔主义的联系和区别，以及它在俄国、土耳其和新疆的传播和发展等。但应指出，这些研究主要针对泛突厥主义初期的思想和行为，对其之后的变化关注很少。近年来，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所长潘志平、北京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昝涛等学者在泛突厥主义特别是其对新疆分裂主义影响的研究方面取得新的进展。如对泛突厥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的研究方面，除伊斯梅尔·加斯普林斯基（Ｉｓｍａｉｌ Ｇａｓｐｒｉｎｓｋｉｙ）外，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玉素甫·阿克楚拉（ＹｕｓｕｆＡｋｃｈｕｒａ）、兹亚·乔加勒普（ＺｉｙａＧｋａｌｐ）、土尔汉·亚兹干（ＴｕｒａｎＹａｚｇａｎ）、拉马赞·奥泽（Ｒａｍａｚａｎｚｅｙ）等人。总体而言，国内学者从反新疆分裂主义斗争的视角对泛突厥主义的批判，既有一定的理论高度，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还推动学界更加重视对泛突厥主义发展历程及其作用的探讨。但是，对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发展状况的研究方面，国内学界主要集中在泛突厥主义从土耳其传入新疆这一个历史阶段，对其２０世纪在土耳其内外政策中地位和作用关注不足。
国外关于泛突厥主义的研究成果很丰富，主要来自俄罗斯和土耳其的学术界，并且以它们为代表分别形成了观点明显不同的两个阵营。
苏联解体后，由于泛突厥主义在俄罗斯境内及某些周边地区和国家的历史影响，以及俄境内突厥语民族政治地位和独立自主意识的增强，俄政府对泛突厥主义在其境内外的传播和发展一直保持着警惕并努力防范，学术研究的主导思想亦是如此。与苏联时期不同，俄学术界的研究已脱离意识形态，更多是从国家安全和统一角度，研究泛突厥主义及其新形式，如泛突厥主义的主要内容及演变、在２０世纪初俄国穆斯林问题中的作用、泛突厥主义对俄罗斯的威胁、与土耳其对外政策的关系、“新泛突厥主义”、突厥语国家一体化、突厥国家峰会、突厥国家合作委员会等问题。
在应对泛突厥主义问题上，亚美尼亚是俄罗斯的盟友。亚美尼亚人是奥斯曼帝国实施泛突厥主义思想的直接受害者，沉痛的民族灾难和难以化解的历史积怨使亚美尼亚学术界对泛突厥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任何现象都持否定立场。早在１９２８年，亚美尼亚知名社会活动家沙汉·纳塔利（ＳｈａｈａｎＮａｔａｌｉｅ）出版的《从安卡拉到巴库的泛突厥主义与土耳其的目标》一书，并于１９９１年和２０１３年再版，该书是亚美尼亚学界批判泛突厥主义代表性著作。整体而言，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学术界对泛突厥主义的研究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性。在泛突厥主义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上，土耳其、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基本上属于另一阵营。苏联解体后，土耳其国内大多数支持泛突厥主义思想的政治组织和团体越来越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泛突厥主义性质，土耳其政府也在竭力避免使用带有泛突厥意味的词汇，而是使用“欧亚主义”“突厥世界”“突厥—伊斯兰统一学说”“突厥一体化”等说法。上述现象也出现在土耳其学术界中，例如，马尔马拉大学教授拉马赞·奥泽的专著《世界舞台：突厥世界》就充满泛突厥主义的内容。近年来，在官方的推动下，土耳其学术界努力联合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学者共同构建“统一突厥文化”，特别是建立国际突厥研究院（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ｕｒｋｉｃ）、编写统一的中小学历史、地理和文化教科书。例如，２０１７年，国际突厥研究院用土耳其语、哈萨克语、俄语三种语言正式出版《突厥通史》一书，作为八年级中学生的教科书，而地理和文化方面的教科书也在编写中。哈萨克斯坦学术界主要从两条路径研究泛突厥主义及其相关内容：一是探讨泛突厥主义在哈萨克人民族国家认同形成中的作用，包括泛突厥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扎吉德运动、鞑靼侨民的活动等；二是研究突厥语国家一体化与当代哈萨克斯坦的外交战略选择，包括土耳其的外交政策、纳扎尔巴耶夫的欧亚学说、突厥国家峰会等内容。相对于土耳其和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学术界对泛突厥主义的研究更加积极，也更加公开。研究的主要内容有泛突厥主义的形成和主要代表人物，俄国、苏联、土耳其、日本和纳粹德国对泛突厥主义的政策，泛突厥主义在阿塞拜疆民族认同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阿塞拜疆在世界泛突厥主义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构建统一突厥标准语的历史必然性等问题。当前，上述主要突厥语国家同书一部历史、重塑共同突厥价值观的做法集中表现在努力寻求学术支撑，为此展开的研究都不可避免地涉及泛突厥主义的相关内容，有的研究甚至直接向它借力，有的则存在着歪曲甚至造假史料的现象。这成为泛突厥主义的一种新表现。此外，近年来，美国、欧盟、伊朗及以色列学者愈益从地缘政治、大国博弈的角度研究泛突厥主义及其在土耳其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国内学者从这一角度进行的研究还比较少。
国外学术界对泛突厥主义的研究虽有很多新看法，特别是在民族心理学的分析、对主要代表人物的研究等方面，但明显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研究大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忽视一些“不合适”的内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研究的片面性；二是不同阵营的学者立场差异明显，对泛突厥主义的研究侧重点和评价也存在较大差异；三是对泛突厥主义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传播历程和发展状况研究比较笼统，没有注意到它在本土化发展中的变化，特别是在传入土耳其后与当地思想的互动情况；四是由于国外对泛突厥主义的界定、内涵、评价、作用及其相关内容的研究分歧很大，这也给我国造成了一定影响，亟须厘清。
综上所述，由于土耳其是对泛突厥主义发展影响最大的国家，也是当今突厥语国家和地区中最具影响力的国家，系统梳理和总结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的兴起和发展对了解泛突厥主义发展状况，进而了解新疆分裂主义国际化的根源无疑有一定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俄国突厥语穆斯林政治移民与泛突厥主义的政治化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泛突厥主义在俄国鞑靼人当中产生后便逐渐向其他突厥语民族扩散，特别是随着一些俄国突厥语穆斯林精英移居奥斯曼帝国，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逐渐兴起并得到快速发展。
（一）泛突厥主义在俄国的产生
历史上，崛起于漠北的突厥人曾在欧亚大陆腹地建立过自己的突厥汗国（５５２—７４５年）。后来，伴随着突厥汗国的消亡，突厥人作为一个独立民族逐渐消失在欧亚大陆的历史舞台上。但是，突厥人的语言和文化及其生活方式却通过突厥化，在突厥人与其他民族的交流融合过程中得到传承，于是，在欧亚大陆出现了一批使用突厥语的民族，这些民族后来被称之为“突厥语民族”或“突厥语诸民族”（有时候也被不规范地称为“突厥民族”或“突厥人”）。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突厥”一词已逐渐被人们遗忘，直到１９世纪，欧洲的学者在机缘巧合之下发掘出古代突厥语民族的遗迹。随着突厥学的兴起，那些使用突厥语的民族被重新连接在一起，他们的历史记忆被重新唤醒。这些重新被人们发觉的历史记忆成为日后泛突厥主义诞生的文化基础。
１９世纪中叶，欧洲兴起突厥学研究，奥斯曼帝国开始了坦齐马特改革，但俄国突厥语民族却面临着来自泛斯拉夫主义文化同化的压力，由此促使了俄国突厥语穆斯林的觉醒。在这一过程中，１９世纪晚期，鞑靼人伊斯梅尔·加斯普林斯基于提出以“语言、行为和思想的统一”为目标的泛突厥主义。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泛突厥主义尚停留在文化复兴阶段。它的活动领域集中在语言、出版、教育等文化领域，并未提出政治方面的要求，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泛突厥主义”，其本质是一种俄国境内突厥语民族的文化生存、文化发展设想，并没有分裂俄国的目的，而是力图实现俄国境内各突厥语民族的联合，通过扎吉德教育实现突厥语民族的文化复兴。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在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期间，伴随着俄国突厥语穆斯林运动进入政治繁荣期，泛突厥主义也开始进入政治领域，但持续时间很短，而且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主张。总之，泛突厥主义的出现是对泛斯拉夫主义文化同化的一种反抗，但是，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反政府色彩和分裂俄国的意图，泛突厥主义获得较快发展是在它传入奥斯曼帝国以后。
（二）奥斯曼帝国的俄国突厥语穆斯林政治移民
俄国突厥语穆斯林政治移民首先选择移居奥斯曼帝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自１９０７年下半年起，俄国突厥语穆斯林运动遭到俄国政府的打压，局势的发展使俄国突厥语穆斯林领袖清楚地认识到，为实现自身目标，仅依靠俄国突厥语穆斯林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与境外的同胞联合起来；其次，突厥语穆斯林的共同身份特征是他们选择移居奥斯曼帝国的重要原因，而且，不少俄国突厥语穆斯林知识分子有奥斯曼帝国求学的经历，这加深了他们对奥斯曼帝国的了解和感情。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奥斯曼帝国是当时唯一有能力帮助俄国突厥语穆斯林的外部国家，尽管当时它被西方称为“欧洲病夫”；再次，救亡图存的奥斯曼帝国希望吸收“新鲜血液”来解决本国问题，因此为俄国突厥语穆斯林精英的到来敞开了大门；最后，奥斯曼土耳其人与东方的突厥语民族具有历史联系，其中的很多内容与俄国突厥语穆斯林主要知识分子的观点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在俄国突厥语穆斯林寻求外部支持的基础上，来自俄政府的打击压力、突厥语穆斯林的共同身份、奥斯曼帝国与俄国的对抗以及历史联系中的类似内容，使奥斯曼帝国成为２０世纪初俄国突厥语穆斯林政治精英迁移的主要方向。
２０世纪初，具有泛突厥主义思想的俄国突厥语穆斯林主要分两批移入奥斯曼帝国。第一批政治移民出现在１９０７年俄国革命结束后，其中，代表性人物如玉素甫·阿克楚拉、阿里·胡赛因扎德（ＡｌｉＨｕｓｅｙｎｚａｄｅ）等人。但是，他们的泛突厥主义思想并未受到奥斯曼帝国苏丹的欢迎，因为当时的苏丹认为，只有泛伊斯兰主义能够帮他巩固统治。因此，这些政治移民必须寻找其他盟友，这也成为泛突厥主义迅速找到青年土耳其党人（ＹｏｕｎｇＴｕｒｋｓ）这棵“大树”并得到其庇护的一个原因。与此同时，青年土耳其党人于１９０９年登上执政地位也激励着俄国泛突厥主义分子的到来，阿塞拜疆知名政治家阿赫梅德·阿加耶夫（ＡｈｍｅｄＡｇａｙｅｖ）是其中的一位重要代表。
第二批俄国泛突厥主义者移居奥斯曼帝国与巴尔干战争直接相关。在１９１２—１９１３年巴尔干战争期间，俄国穆斯林民族情绪上升。他们捐款给红新月会，青年志愿者还参加奥斯曼的作战部队或军事医院，而这些行为却是俄国政府所不允许的。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战争中失去了几乎整个欧洲部分的领土，紧接而来便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泛伊斯兰主义在奥斯曼帝国不再具有吸引力，相反，泛突厥主义却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推动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法提赫·卡利米（ＦａｔｉｈＱａｒｉ）、沙里夫·阿赫梅特兹亚诺夫（ＳｈａｒｉｆＡｈｍｅｔ－ｚｉａｎｏｖ）等鞑靼人从俄国来到伊斯坦布尔。
（三）泛突厥主义的政治化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上述泛突厥主义分子到来之前，泛突厥主义思想已在奥斯曼帝国有了一定基础。在欧洲“突厥学”的影响下，１９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帝国的一批学者开始研究突厥语穆斯林的发展问题，主要代表学者是君士坦丁堡大学教授阿赫麦德·维菲克（ＡｈｍｅｄＶｅｆｉｋ）、苏雷曼·帕夏（ＳüｌｅｙｍａｎＰａｓｈａ）、杰夫代特·帕夏（ＣｅｖｄｅｔＰａｓｈａ）。与加斯普林斯基的文化泛突厥主义类似，他们主要从语言学角度研究全体突厥语穆斯林历史命运的共同性问题。伴随着《译者报》的发行，加斯普林斯基的泛突厥主义思想传入伊斯坦布尔，并在奥斯曼青年人当中传播开来。当时，奥斯曼帝国中央集权开始衰弱，欧洲列强积极干预和操纵奥斯曼帝国的内外政策，而在信仰基督教的奥斯曼帝国民族当中，民族主义和独立民族存在的思想开始传播，非土耳其族穆斯林当中也出现了分裂倾向，如何挽救帝国危机成为奥斯曼人最关心的问题。俄国突厥语穆斯林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积极活动让他们从泛突厥主义中看到希望。这样一来，２０世纪初俄国泛突厥主义者到来后，不仅很快与他们出现“思想共鸣”，还共同把泛突厥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政治化。
在泛突厥主义的政治化过程中，喀山鞑靼人玉素甫·阿克楚拉与奥斯曼土耳其人兹亚·乔加勒普最早提出突厥语民族应在奥斯曼帝国的领导下实现政治统一，并把泛突厥主义从文化精神层面推入社会政治层面。玉素甫·阿克楚拉的中心思想是批判西方的殖民政策，提升奥斯曼帝国境内外所有突厥人的突厥语民族意识，并建立一个巨大的伊斯兰突厥帝国。１９０４年，阿克楚拉在开罗的《突厥人》报上发表《三种政治体系》一文，被视为泛突厥主义政治化的宣言。在该文中，阿克楚拉批判了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种种弊端，认为泛突厥主义才是奥斯曼帝国的真正出路。在阿克楚拉看来，提倡帝国所有民族平等的奥斯曼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幻想，因为它“树敌太多”。首先，它取消了突厥人的主导作用和地位，与突厥人的努力和主要目标背道而驰；其次，它宣扬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平等，违背了穆罕默德的学说；再次，它也得不到帝国非土耳其族民众的支持，因为他们要求自由，不愿继续臣服于苏丹的统治；最后，奥斯曼主义还与俄国和欧洲的意图相对立。对于泛伊斯兰主义，阿克楚拉认为，该思想与所有穆斯林民族不断上升的民族感之间的冲突趋于增强，不是可以恢复和加强奥斯曼帝国国力的现实力量；由于突厥人是奥斯曼帝国国家性的唯一支持者，因此，帝国的未来应建立在并取决于突厥语民族的统一，建立在大图兰主义理想基础上的泛突厥主义是唯一选择。
应该注意的是，泛突厥主义的政治化借力于大图兰主义，在兹亚·乔加勒普的思想中，二者的结合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１９１１年，乔加勒普发表了一首名为《图兰》的诗，最后两行是“突厥人的祖国不是土耳其，也不是突厥斯坦，而是永恒而又辽阔的国家———图兰”。他认为，奥斯曼人、阿塞拜疆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土库曼人、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等所有突厥人具有构成一个国家的潜在基础，尽管他们之间存在民族差异，但民族并不决定国家性，使他们统一的决定因素是所有突厥人文化的共同性。首先，除生活在遥远的边疆地区的雅库特人外，所有突厥人都是穆斯林；其次，他们的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和机构具有相同的结构形式；再次，他们基本上使用同一种语言。尽管突厥语存在多种方言，但这并不妨碍大多数突厥人的交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乔加勒普又写了一首诗，前两句是“应该使敌人的土地变成废墟，应该为土耳其增光并使它成为图兰”。也正是在泛突厥主义政治化的过程中，泛突厥主义者将泛突厥主义与大图兰主义相结合，把突厥世界想象成图兰的轴心，使泛突厥主义成了范围更广、更含糊不清的大图兰主义的集中表达，甚至在很多表述上将二者完全等同起来。因此，在奥斯曼帝国内忧外患的局势下，泛突厥主义者使泛突厥主义政治化的目的，不仅是要整合奥斯曼社会、拯救一个迅速衰落的帝国，而且还追求突厥语民族统一起来，在地缘政治上建立一个由奥斯曼帝国领导的所谓的突厥语民族国家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