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去世:她让现代人重新感受斯文的力量 | 新京报快评

叶嘉莹先生用“诗教”,架设了一条通往永恒的桥。
图片▲叶嘉莹。图/南开大学官方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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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作的道路上,我没有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诗人,在研究的道路上,我也没有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学者,那是因为我在这两条道路上,都没有做出全身心的投入。但是在教学的道路上,虽然我也未必是一个很好的教师,但我却确确实实为教学工作,投入了我大部分的时间和生命。”这是叶嘉莹先生说过的话。

走过整整一个世纪,2024年11月24日,叶嘉莹先生仙逝了。她为这个世界留下了什么?我们该如何记住她?她的路将怎样向前延伸?

叶嘉莹先生毕生的功业,聚焦于“诗教”复兴。与当代中文系的教育相比,古代“诗教”是一套完全不同的教学体系。

当代中文系较少关注学生的写作水平,更注重文学史知识、文艺理论的学习,所谓“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而是培养学者的”,这被北大教授陈平原先生批评为“貌似的博学”。

也因此,当代中文系学生掌握大量文学背景知识,对不同作家的创作风格了如指掌,擅长将审美感觉升华为理论分析,却写不好古诗,无法将理论转化为实践,审美趣味也不足。

“诗教”则致力于提高文字功夫,从具体词句、音韵入手,逐级向上,通过对古人创作技巧的反复拆解与模仿,最终实现突破。所以,古代大诗家多有传承,他们的弟子也往往以诗鸣世。

“诗教”有缺点,有许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难规范,难普及。好师傅未必出好弟子,好弟子未必遇好师傅,“口传心授”也可能抑制弟子的创造力,使他们很难做颠覆性创新。

“五四”以降,“诗教”传统更渐行渐远,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自强图存才是第一要义。然而,时代在前行,历史使命在改变,今天又有重勘“诗教”的必要。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在孔子看来,“诗教”是提升国民素质、创造美好社会、通向美好自我的根本。

诚然,没有李杜诗篇,何以言盛唐;没有宋词绚烂,我们为何眷恋宋朝;没有窦娥的感天动地,谁会谈到元朝;没有《红楼梦》的奇伟瑰丽,明清又是什么?王国维先生说,一代人有一代人之文学。

“诗教”不是让人会写诗、会读诗这么简单,而是后代获得身份认同、提升人格、承继前贤的必经之路。或许,世界上只有中国人能真正看懂“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只有中国人才懂得其中蕴含的“异代同调”的悲凉。

从这个意义上说,叶嘉莹先生帮助一代人找回了对中国文化的自尊——我们有那么伟大的传统,一代代前贤寄托以生命和豪情,他们的孤独、狂放、挣脱、悲悯、爆发与才情,如惊涛拍岸,作为后人,我们有义务背负起这一切。

尊古并非泥古,在教学中,叶嘉莹先生也创造性地引入了现象学、新批评等当代学术方法,使“诗教”走出私塾,走向公共平台。叶嘉莹先生以自己的努力,修复着“新文化运动”的部分偏颇,让现代人重新感受到斯文的力量。

现代主义建立在持续的批判之上,却未许诺一个合乎逻辑的终点。因此,更重要的是,叶嘉莹先生的“诗教”,对于突破现代主义困局亦有启迪价值。

世界需要祛魅,以使我们更理性,但世界也需要附魅,以使我们更感性。理性与感性相加,才是完整的人。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叶嘉莹先生用“诗教”,架设了一条通往永恒的桥。

先生虽去,但人类“生于尘世,仰望光明”之心永在。由此知传统必将回归,“诗教”必将复兴。

撰稿 / 唐山(媒体人)
编辑 / 徐秋颖
校对 / 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