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科幻作品偏爱反乌托邦的设想? | 政治学与生活

引语

科幻作品往往是以现实为土壤而指向未来的。一部优秀的科幻作品要构建的是一个“合理的世界”,除了需要以逻辑的自洽性与大胆的技术想象作为支撑的架构,还少不了政治形态与价值观念作为血肉的填充。

从《黑客帝国》到《饥饿游戏》,经典反乌托邦科幻小说或电影屡见不鲜。那么今天小惑就和大家一起聊聊为什么经典科幻作品偏爱反乌托邦设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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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作品中的乌托邦意象  

科学幻想(Science fiction)也作科学虚构,简称科幻,是虚构作品的一种类型。科幻中最重要的就是“想象”,人们用技术想象力构建理想中的世界,批判想要逃离的世界,在构建的同时批判,又在批判中进行构建。因此,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作品常常在科幻类别中占有重要地位。

乌托邦(Utopia)作为关于理想社会的完美构想,最早源自于柏拉图(Plato)的《理想国》。1516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学家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创作了一部作品——《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译为《乌托邦》),莫尔将书中他所想象的幸福社会称为“乌托邦”。由此,乌托邦一词也引申为无法实现的理想或空想的美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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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的陌生化:反乌托邦

一直以来,人类的社会愿景、政治图景都与乌托邦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同时又往往被现实无情打碎,于是便出现了反乌托邦。

反乌托邦(Dystopia),与乌托邦相对,是指充满丑恶与不幸之地。这种社会表面上充满和平,但内在却充斥着无法控制的各种弊病,如阶级矛盾、资源紧缺、犯罪、迫害等,刻画出一个令人绝望的未来。


乌托邦本身以反乌托邦的形式而存在,这是内嵌于人类乌托邦理想中最深沉的历史悖论。但是,基于对苦难记忆与逼仄现实的反思,人类的乌托邦理想总是挥之不去,这便形成了关于乌托邦的第二重悖论,即尽管乌托邦不可能实现,但其理想恒久存在;而乌托邦一与现实接触,便迅速遁化为反乌托邦式的存在。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还是庄子的“无何有之乡”,人类总是往返于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欣喜苦痛之中。但痛苦越深沉,乌托邦理想就越不息,这便构成了乌托邦理想的第三重悖论。

——郁旭映


起初,你向往它。

于是,你创建它。

后来,你恐惧它。

最后,你摧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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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乌托邦形态的社会根源探究

反乌托邦形态的出现与社会问题紧密相关

随着工业革命的行进,在人类经济高速增长,社会面貌极大改变的同时,资本主义垄断和阶级压迫也日益严重,伴随着经济危机与政局变动,社会矛盾愈发尖锐。为了转移矛盾、转嫁危机,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争夺战越发激烈,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希特勒为首的法西斯势力走上台前,使世界人民在各种违背人道主义的大屠杀中对未来前景感到失望。二战结束后,很快又拉开了冷战的序幕。在两大阵营的对峙中,资本主义为人民描绘的乌托邦社会不见踪影,与此同时,社会主义作为期望中的社会似乎也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解放。

残酷的战争和严重的经济危机给世界人民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伤痛,也让人们的生活一再陷入苦难。现实政治生活与完美乌托邦社会产生巨大的割裂,人们对于绝对理性主义开始丧失信心。

库尔马对此就曾发出诘问:“在面对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种族屠杀、大规模失业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乌托邦还怎么能立得住脚?”

于是乌托邦反而成为新的标靶。科幻作家们以“乌托邦”的语言、幻想与讽刺的手法加以批判、否定和解构,代表着非理性主义的 “反乌托邦”就出现了。

著名的“反乌托邦三部曲”——《我们》、《美丽新世界》以及《一九八四》,都通过刻画一个腐败严重、民主不存、人性被彻底压抑的让人忧虑的未来社会,以唤醒人们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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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乌托邦科幻作品中的叙事母题大多以具体呈现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场景作为立论基础,常见的如对极权统治的讽刺、对科技灾难的警惕、对环保危机的追问以及对资源枯竭的揭示等。在具有特定权力规训体系之下的虚拟科幻场景中,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暗含的政治隐喻。

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就是政治狂想与技术狂想的完美结合,被公认为反乌托邦科幻小说与政治讽喻寓言,至今经久不衰。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奥威尔奔赴西班牙,投身于保卫共和政府的光荣战斗。但是这场正义的战争,由于左翼共和政府内部分裂,最后竟失败了。没有死于法西斯枪弹下的奥威尔,竟差一点丧身在共和政府内部党派之争的倾轧中。这个惨痛的经验对奥威尔影响巨大——他开始明白这场打着“为民主而战”的旗号的战争,其实是一场“骗局”,这并不是他所期望的民主社会主义。这一场战争促使奥威尔开始对极权主义进行深刻的思考,他开始在写作中揭露极权主义的罪恶以此来提醒人们对其警惕。

《一九八四》正是奥威尔在饱尝战争的残酷和统治的黑暗之后为呼唤民主自由而创作的良心之作,其尖锐锋芒都是直指极权主义的,以预言的形式对极权主义极尽讽刺和嘲弄,生动地展现了一幅在极权政治统治之下的可怖图画。

科幻作品中看得见或看不见的管理者无时无刻不在对被管理者进行监视与规训,恰恰映照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阶层对立的深层矛盾,这对我们反思社会困境与重思人的社会价值有强烈的现实关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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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思考:技术最终将把人类带往何处?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对科技的忧虑也成为反乌托邦形态出现与发展的重要社会根源。科幻作品通过大胆的想象对未来社会展开预测,这种预测常常是现实的投影,其暗含的是更深层次的某种对于技术发展失控的“现代化焦虑”。正如利奥塔在试图定义后现代性时表明:那种社会会永远进步的信念已然崩溃,“人们可以发现在已经持续了两个世纪对进步的信心已经有点退化”。因此,科幻作品为人们影射社会现实、切入反乌托邦叙事提供了一个绝佳载体,来探讨环境问题、生态灾难、信息科技、赛博空间对人类秩序的挑战、后人类对人的控制等主题。

信息科学技术的进步将人类带入了信息时代,这次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局限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更让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产生了深刻的变化。

然而科技的发展始终是把双刃剑,滥用技术无疑将为人类带来了许多难以承受的苦果。因此,科幻作品中也不断追问和思考科学伦理与政治伦理的关系。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阿西莫夫提出的防止机器人失控的“机器人学三大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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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西莫夫以超人的远见卓识为人工智能伦理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仅停留在此已经远远不够。但很显然,以人为本、保护人类的发展方向应当是所有科学伦理应该首要坚持的事情。

谈到人工智能技术,就不得不提起风靡全网的ChatGPT。暂且不聊老生常谈的AI在工作岗位上对人类的替代,前段时间关于OpenAI团队承认GPT-4变懒这事儿也非常有趣——用户发现GPT越来越“懒惰”,逃避或拒绝完成一些任务,或者给出很敷衍的结果。AI学会给自己偷懒,这让依赖AI的人们难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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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AI团队关于ChatGPT“变懒”的回应


GPT的使用者们通常认为,AI可以大大减轻创新者的日常工作负担,让全社会把重心和资源放到更要紧的工作上。人们需要做的是从试验和观察里补充GPT语料库所需的源头知识,提出更好的问题来训练GPT对人类知识的整合提炼。

AI无法创造出未被创造的源头知识,这一点仿佛成为人类面对AI稳操胜券的制胜法宝。然而假如AI替人们完成所有的重复性工作后,缺少不断摸索与探究的人们是否还能厚积薄发成为真正的人才或者培养起精准的专业直觉呢?

电影《蠢蛋进化论》对人工智能的预言就映照了人们的忧虑——AI极大解放了人类经营生产力的同时,新一代的人类又被AI圈养成为毫无脑力锻炼的废物,人类引以为傲的创造力在“偷懒”中悄悄湮灭,甚至无法判断AI提供的信息的准确性。

不过,小惑还是始终相信,混杂着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期待与恐惧,技术依旧会不断突破与更新,但人类绝不会"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沉溺于技术乌托邦。只有在探索中不断进化人类的比较优势,才是通往未来的路径。


·END·

反乌托邦科幻作品中,创作者们用悲观的笔触描绘出令人绝望的未来,这并非真的对未来感到绝望,而是通过灾难的滤镜以检视当下的社会困境,帮助我们来认清现实有可能变成什么样、我们想创造怎样的未来,或者为我们指一条出路——在被科技高度发达的社会中“人类如何生存”,也就是如何保持人类的主体性,从而避免人类本性的丧失与自我的异化。

参考文献:

[1]路鹃,付砾乐.阶层结构·符号隐喻·现实品格:科幻电影的反乌托邦辩证法[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44(11):112-119+128.

[2]郁旭映.中国当代反乌托邦和恶托邦科幻小说比较研究[J].扬子江评论,2019,(04):36-44.

[3]成中英,阮凯.乌托邦吊诡及其解决之道——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儒家的大同世界[J].探索与争鸣,2016,(12):4-8.


编辑 | 付晓慧

审核 | 杨孟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