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至2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本届大会致力于推动各方商定新的气候融资集体量化目标，并就减缓、适应、损失与损害、《巴黎协定》第六条全球碳市场机制等议题达成一揽子平衡成果。
9年前，190多个国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共同签署了《巴黎协定》。这一协定最终确立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目标是“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2℃之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之内”。
自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起，托德·斯特恩作为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便开始与当时的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在多个场合频繁接触。用斯特恩自己的话说，他和解振华有过“上百次的会面”，共同见证和深度参与了中美双边的气候会谈。
2024年11月11日，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已经尘埃落定，托德·斯特恩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虽然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可能会给接下来的中美气候合作增加不确定性，但斯特恩强调，绿色、低碳全球发展的总体趋势不会改变，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趋势不会逆转。
斯特恩。图/受访者提供
中美合作“亮点”如何形成
《中国新闻周刊》：过去几十年，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有哪些重要的变化？拜登政府之前承诺的减排目标进展如何?
斯特恩：多年来，美国一直有很多重要的国内政策和举措。奥巴马政府时期有一整套应对气候变化的“清洁电力计划”（CPP），其中很大一部分给整个电力部门制定了新规。尽管特朗普第一次执政（2017—2020年）期间，对这一计划的执行有所限制并最终废除了“清洁能源计划”，但我们的减排目标还是实现了，原因就在于从经济层面来看，整体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减排）动力。这样美国计划于2025年实现的减排目标 （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全经济范围减排），最终还是实现了。
拜登政府执政期间，在气候变化方面做出的最重要的举措是签署了《通货膨胀削减法案》（IRA）。法案中有关新能源和气候变化的财政支出高达数千亿美元，用于补贴美国发展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光伏、核能、储能、电网改造等。这是一种公私结合的模式。这些在全国各地建设的新能源设施，得到诸多“深红阵营”所在州的青睐。该法案涉及大量投资，将大大制约特朗普政府试图废除该法案的努力。现实中，很多共和党人支持该法案，因为它真正促进了就业，建设了新设施，并且就发生在共和党“主导的地方”。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经提到气候变化是中美关系的“亮点”。你如何理解气候变化问题被确定为中美开展合作的关键领域？
斯特恩：首先我觉得中美在气候议题上的合作在奥巴马政府时期非常重要。虽然现在也很重要，但是程度与当年不同。回想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中美关系，双方在诸多议题上有太多分歧，而两国外交关系也并不轻松，但是终归还是没有像现在的中美关系这样紧张。
我与解振华先生的第一次会面是在2009年3月，当时奥巴马政府成立还不到两个月。我们当时在华盛顿会面。我对解先生说，我认为在承认两国关系诸多方面整体困难的前提下，气候变化将成为中美两国关系的积极支柱。他听到后，对此不置可否，但是他也并没有表示不同意。
此后我们开始频繁往来接触。我认为我们两人从一开始就彼此欣赏，这一点非常重要。起初在2009年，中美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进展并不显著。好在情况逐渐转向积极。直到2013年，奥巴马总统开始了他的第二个任期，约翰·克里被任命为美国国务卿。
如果说第一任期内，奥巴马无法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充分施展拳脚，在第二任期，他下决心要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有所为。在这种情况下，气候变化议题逐渐成为两国关系中的合作“亮点”。
拜登政府时期，克里先生曾担任总统气候问题特使，他的继任者是约翰·波德斯塔。他们二人都与解振华先生一直保持联系，进行很好的互动，继续推动气候变化成为两国之间交流合作的一个重要议题。我认为双方都有兴趣并且取得了一些进展，尽管进展可能没有当年那么明显。
11月11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中国角开幕。图/IC
应设身处地与对方换位思考
《中国新闻周刊》：特朗普再度上台后，新政府将对全球气候治理产生什么影响？
斯特恩：影响会十分大。我很确定，像上次那样，特朗普将再次让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他基本不会采取任何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也不会推动气候议题相关的双边和多边进程。但正如我之前所说的IRA法案，他要想撤销这个法案，不一定能成功，毕竟很多共和党人支持该法案。不过，特朗普还是会取消其他一些拜登政府采取的气候变化举措，所有这些肯定会带来负面后果。
但是，在美国国内地方层面，你会看到很多行动依然在发生。上一次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两三天时间内，来自地方政府、企业、大学以及其他领域的数千人共同发起“我们仍在(We are still in)”运动。
此外，在我看来，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清洁技术出现了惊人发展，中国已经成为这个领域的领导者。受经济转型的驱动，不仅中国，还有其他国家也做出了很大努力。接下来，太阳能、风能、电动汽车、热泵等其他新技术都会继续快速发展，推动重工业行业发生巨变。
在美国，尽管特朗普政府不会做出推动清洁技术发展的努力，但我认为很多改变仍会持续发生。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看待未来中美气候合作的机会？双方能否继续在气候变化上保持沟通与合作的势头？
斯特恩：我认为合作可能不会在国家层面继续，但会在其他层面继续。我这么说，不仅是因为它确实有意义，而且是因为在过去大概一年时间内，我与很多中方人员交流，其中包括一些高层人士。我们双方都表示即使特朗普胜选，中美也会在次国家层面或者非正式的二轨层面保持联系。这里说的二轨层面，是指前政府官员之间会进行交流和接触。中美双方都想这么做，这种接触会继续下去。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经提到，《巴黎协定》签署后，中美之间形成了“令人难忘而决定性的伙伴关系”。你所说的这种伙伴关系是如何形成的？
斯特恩：我与解振华先生见过很多次，可能有上百次。我们经常见面，注定成为很好的朋友。我至今感到遗憾的是我在美国国务院工作的那些年，他曾经邀请我去参观秦始皇兵马俑，但是我当时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去。现在悔不当初，我当时应该去的。
我们曾经是好朋友，现在也是。他曾经带我去过他的家乡天津，我带他去了我的家乡美国芝加哥，在那儿，我带他去看芝加哥小牛队的一场棒球比赛。
实际上，我们将二轨会面与国家间的正式会晤相结合。我们双方都曾经在多种不同场合邀请私人伙伴参加类似的二轨制对话。当然，2014年，我们非常努力地促成了中美之间的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我一直认为这是推动《巴黎协定》向前推进的重要一步。双方发表的这个联合声明让外界震惊，因为之前的交流基本上是在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
事实上，从1995年开始，全球190多个国家用了近20年的时间持续谈判，就是为了能达成具体的减排行动方案。但一直以来，全球对达成协议充满悲观情绪。2014年11月，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当中美一起发表联合声明，不仅震惊了世界，也带来巨大信心，推动超过180个国家在巴黎气候大会上提交了各自的国家自主贡献（NDC）。
所有这些都非常重要。这一切可能发生是因为除了国家层面的互动，相互交往的双方人员也有很好的关系。这种良好的关系不仅仅是观摩一场棒球比赛那么简单，更是因为双方可以做到相互理解，相互倾听，并设身处地与对方换位思考。我和解振华先生，都可以相互尊重对方的需求与底线，继而找到双方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在气候谈判中，一些重要议题争议很大，因此也是谈判的胶着和举步维艰的症结所在。谈判最终达成，和我们双方之间建立了信任是有关系的。
我们在许多问题上都有分歧，但找到了一种可以和解与妥协的方式。这不仅是对于美国和中国来说，而且对于许多国家，不论是小国、大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一点都非常重要。我还要强调的是，气候变化谈判不仅关乎美国和中国。
《中国新闻周刊》: 你认为有什么办法保持气候变化谈判的态势，以及让所有参与谈判的国家都继续朝着《巴黎协定》的目标去努力？
斯特恩：某种程度上，这将会很难。关键问题在于，特朗普政府对气候变化议题毫无兴趣。至于我们是否能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我认为这取决于很多方面。
《巴黎协定》中最重要的是它有一个五年为周期的体系，要求每五年各国都提交一份最新的国家气候行动计划，即国家自主贡献，而新目标要力度更大，才能体现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雄心。现在，又迎来一个五年周期的节点。拜登政府曾经努力提出了美国下一个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但是目前看未来无法实施。我认为，各国都在努力制定各自的雄心目标。
自从2013年以来，中美两国还达成一些相关协议，并展开联合行动。很难想象，接下来美国会在国家层面上继续推进这些合作。但我认为，最大的推动力可能发生在次国家层面的互动。
这真的很重要，我们应该尽可能从多方面保持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和承诺，因为气候变化切实在发生。气候变化并不在乎哪个领导人执政，无论特朗普怎么看待气候变化，政府和民众做出何种判断，气候变化的形势都只会越来越糟。
除非我们以有效的方式处理气候变化问题，否则这个问题不会消失。我希望我们能在次国家层面保持强有力的联系，我个人也期待能参与其中。特朗普政府的任期只有四年，并不代表永远。中美之间的联合行动，依然会存在。
作者：王妍
编辑：徐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