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光明顶》/王晓磊/文汇出版社/2024年10月
□甘武进
公元736年，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此时，唐朝已进入全面的繁荣时期。这一年，在文学和诗歌的领域，更是一个奇迹频发之年。翻开《唐诗光明顶》这本书，作者王晓磊说：这一年，山东泰山迎来了一个青年游客，写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另一位诗人带着他的酒和宝剑，醉醺醺地来到了五岳中的另一座名山——嵩山，写下“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本书从开元盛世写到“安史之乱”，串联所有耳熟能详的盛唐诗人——冲出岭南、征服长安的“小镇青年”张九龄；失意半生、终青云直上撑起大唐一片天空的高适；徘徊在盛唐诗人圈边缘，却逆袭成为时代最强代言的杜甫……他们或昂扬或闲适或奔放或傲气，在盛世的诗酒风流中兑现着天赋，写下最好的年华。而高峰之所以为高峰，就是当遭遇从极盛的顶峰掉头向下的失落时刻，他们的诗歌依然能照见幽微、擦亮夜空。
张九龄，这位来自岭南的“小镇做题家”，以自信和坚持为笔，在大唐的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官员，可以纠结，可以挣扎，可以保身避祸，但绝不蝇营狗苟、同流合污；作为诗人，把诗歌当作功业一样去追求，一样可以成就不朽。“孤鸿海上来，池潢不敢顾”“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等，他以最简练的语言表现最阔大的境界，用最简洁的比喻传达最深远的意蕴。
即使出身平凡，只要有才华和努力，也能在盛世中闯出一片天地。在荆州，张九龄与孟浩然把臂言欢，完成了一次温暖的重逢，抒发了“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旷达心境。孟浩然自己的人设始终是一位隐士，在一个人人都拼命追求荣华富贵的盛世，孟浩然对自然的热爱与对官场的鄙夷，显得如此可贵。“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李白的《赠孟浩然》，这是一个狂士对隐士的颂歌。
王维，这位诗画双绝的才子，他的人生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写下此诗后不久的京兆府试，他高中“解元”。可数月后却坐罪被贬。接下来的十几年，王维的人生并没有什么反转。曾经在长安的繁华中崭露头角的他，最后在官场的纷争中选择了隐遁山林。“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我们看到了他对自然的热爱、对人生的思考。
开元七年（719年），蜀地。李白写下《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后，转头对山下大吼一声：“我来了，大唐！”天宝元年（742年），年过四旬的李白奉召进京：“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然而李白很快发现自己不过是一个供皇室消遣的弄臣。他昂着头离开京城，从此再也没有去过长安。实际上，李白的内心始终持有一种古代侠客的情怀。“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在今人看来，李白是真正活出了一种自由的生命样式，就连他感喟的悲歌，也充满着不可一世的青春傲气。生逢开元盛世，杜甫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他有过短暂的幸福，“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生活常常陷于困窘。他敏锐地捕捉到时代即将发生剧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杜甫的诗歌充满了现实主义精神，他用朴实的语言记录了时代的变迁和百姓的苦难，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的悲悯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此书用通俗的语言和幽默的比喻，以诗带史，书写了盛唐诗人的个人命运和情感，让我们窥见唐诗黄金时期的盛况。这些千载留名的大诗人，也不过是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和你我一样，要在具体的生活里艰难跋涉。在唐诗里，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那些世间的繁华真理，我们所要经历的颠沛流离，早就被他们写在了诗里。读读此书吧，让我们汲取诗人的智慧和力量，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