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政治委任官同事

引子

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大选，向来如一场旷日持久的角逐，胜负往往要到最后一刻才见分晓。2024年的大选，特朗普力挽狂澜，成功重返白宫，成为第47届美国总统。这一结果不啻为一枚重磅炸弹，掀起国内外舆论波澜。而与此同时，选后繁忙的政治任命工作也拉开帷幕，随着特朗普紧锣密鼓地组建其执政团队，无数助选者正屏息静待。他们既是这场民主盛宴的参与者，也是权力游戏的玩家。而这场权力与恩赏的博弈，既映照出美国政治的现实，也凸显了民主制度的复杂魅力。

往年每一次的总统大选，民主与共和两大阵营彼此角力，背后凝聚着无数助选者的心血。他们中有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各显其能。而胜者往往慷慨回馈，投桃报李。驻外大使、部级首席顾问等高官职位，便成了这种“政治赏赐”的重要形式。即便是那些无意谋取官位的人，总统也不会让他们空手而归——白宫晚宴、戴维营小憩，甚至出访随行，皆是“慰功”之举。

而那些苦于囊中羞涩的助选者，另辟蹊径，用双脚丈量民意，用时间和汗水为总统奔走基层，深入选区，劝说选民。这份默默无闻的奉献，最终也会换来一个“小登科”的机会——或是办公室主任，或是各部特别助理，这些职位虽不显赫，却也足以为其职业生涯添彩。美国总统换届，这一周期性的权力更替，俨然成了无数人翘首以盼的“晋升大戏”。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清朝的“捐官制度”。捐银之多寡，决定了官阶之高低。《官场现形记》对此描绘入木三分，令人莞尔。

特朗普重新执政，政治委任官的挑选工作亦再次彰显了这种机制的独特性。这种体制虽夹杂着人情与利益，却有着鲜明的两面性。优点在于，许多社会精英得以进入政府，为政策制定注入新视角、新活力；然而，由于助选者鱼龙混杂，总统对这些人需要有所交代，难免出现一些低效甚至轻微的腐败现象。好在美国分权制衡的政治架构和较高的透明度，使这一体系保持在可控范围之内。

政治任命的诱惑，不仅在于权力，更在于它所带来的“镀金效应”。那些风华正茂的年轻助选者，常将短暂的政治任职视为职业跃升的跳板。数年任期结束，他们往往带着亮眼的履历，转战公务员的终身职位，或是进入私营企业的管理层。而对那些年长助选者来说，这份职位更像是通往丰厚福利的捷径。联邦政府是美国为雇员提供养恤金的大雇主，公务员不仅有退休金，工作5年之后，还有权享受养老金、医保等。

预期特朗普在上任后，会大刀阔斧缩减政府开支，这份“安身立命”的保障或许会随之消失。本文介绍多年前曾与我一起工作的一位政治委任官鲍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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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鲍勃去世了！”

星期六一早，接到桑德拉的电话时，我吃了一惊。那天，我在给一家机构当义务评委，正与其他几名义工在一间办公室里，埋着头阅读申请材料。桑德拉告诉我，鲍勃是在当天清晨6点辞世的，鲍勃的太太伊丽莎白一时找不到我的电话，便委托她通知我。

鲍勃是我的一名雇员，也是新总统第一任上台时由白宫派来的“政治委任官”(Political Appointee)。美国的政府部门有两类雇员，一类是公务员系列，级别从GS-1到GS-15，然后到“高级管理”（SES），不随总统更换而变更，以维持政府的正常运作。另一类就是所谓政治委任官，他们虽然也按公务员系列排序，却是合同制度。“一朝天子一朝臣”，总统下台时，他们也同时失去了工作，以便为新总统安插新人马腾出位子。

美国政府设立政治委任官的初衷是为了方便总统执政，提高工作效率，为各政府机构输入新鲜血液，使之不至僵化，不至近亲繁殖。然而在操作的层面上，政治委任实际是为新总统偿还政治人情债提供了方便。

四年前，鲍勃与他的太太伊丽莎白被白宫指派到我们署。这对夫妇可谓意气风发，鲍勃更是满怀信心，认为自己能轻松谋得一个助理部长之类的高位。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颇为骨感。我们单位的高层早已人满为患，个个还在挤破头为自己的官位打拼，哪里有多余的“金椅子”留给这位从天而降的政治委任官？但白宫的旨意就是硬道理，再难也得接受。最终，部门高层虽顶住了压力，但还是费尽心机将最大的经济发展司的助理部长位置“守”住，继续由埃米博士担任。埃米是一位刚刚升职的农业专家，有着终身职业保障，这种背景简直是“铜墙铁壁”。鲍勃年纪偏大，又没有专业对口的背景，被推太极拳，最终被安排挂职到我的办公室，担任“高级顾问”。他的太太伊丽莎白则被安排去欧洲司。人在屋檐下，只得听天由命。

鲍勃落座之后，我心里不免有些复杂。他是个资深的企业执行官，却得向我这个资历明显比他浅的人“汇报工作”，心里恐怕多少有些不是滋味。更何况，他和其他雇员一样，只能蜗居在我办公室外的一小格子间里（我的办公室则换成埃米被提升后留下的更大的）。看着他不太宽敞的办公空间，我也不免替他感到几分尴尬，甚至有些过意不去。毕竟，在我的团队中，鲍勃是唯一一个由白宫直接指派过来的员工，显得格外“扎眼”。

我的雇员们大多是年轻的白人男性（我自己倒成了“少数派”），他们要么比我年纪小，要么和我年纪相仿，虽然气场各异，但都还算服从管理。资历更深、年纪更长的倒是有几个，却大多是咨询公司派来的长期合同工，这些人虽谈不上难管，但也缺乏稳定的归属感。相比之下，鲍勃的身份让我的领导责任显得更加微妙且棘手。

在这样的背景下，鲍勃既要适应自己不如意的职位，又得隐忍周围的环境，还要在一众年轻人中保持风度，这其中的酸甜苦辣，或许只有他自己清楚了。

(二)

初次见到鲍勃，我以为他至少是古稀老人。他的体型几乎可以与相扑运动员媲美，厚厚的脂肪把那件本就勉力扣上的雪白衬衫撑得鼓鼓囊囊。偏偏他的腿还因不久前受伤而一瘸一拐，走起路来活像一只摇摇晃晃的企鹅。其实，鲍勃的五官颇为俊朗，仿佛米开朗基罗手下的雕塑作品，可惜那张本应棱角分明的脸已被层叠的赘肉无情吞没，原本刚毅的下巴竟拖成了三四层，怎么看都让人联想到火鸡脖子下的垂袋。

“我的年龄以下巴为界，上半截是十八少年，下半截是八十老翁。”鲍勃半开玩笑地自嘲，弥来佛一般的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鲍勃的履历无可挑剔：毕业于美国知名的雷鸟国际管理学院，职业生涯横跨多家跨国企业，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还在多个国家常驻过。正巧，我办公室里负责亚洲事务的雇员即将离职，而联邦政府招聘新人的流程一向繁琐漫长，一时之间，我别无他选，于是将亚洲这块复杂的摊子交给了鲍勃接管。

亚洲事务经理的工作堪称琐碎繁杂，每天要处理堆积如山的文件和往来公函，还得频繁与亚洲司协调，出席各种大大小小的会议。没多久，就有人向我反映，鲍勃的身体状况根本无法胜任这份工作。他坐在办公室8小时已是极限，更不用说游走在文山会海之间，或是登上飞往亚洲的长途航班了。光是路上的几天行程和时差反应，就足以让一个年轻人筋疲力尽，更何况是鲍勃这样年过半百、步履蹒跚的老人。

鲍勃那年不过62岁，按现代标准，顶多算是中年人。然而，他走路的姿态仿佛一位小脚老太，步履蹒跚，浑身病痛，却从不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拿糖尿病来说，按照常理，他该注意饮食才对，可他偏不。桌上总是摆着一堆垃圾食品，爆米花、薯片类的零食成了他的常客。更别提我办公室里那个糖果罐了，那几乎成了他的专属。他每次经过，总是忍不住拿一把糖果，而且几乎每次都会补充新的库存。到了中午，他准时和夫人伊丽莎白一同出门吃饭，晚上也常常外出用餐。每次看见他和伊丽莎白在远处滚滚而来，像两颗圆滚滚的“合肥”一样走过，我不禁为他感到既好笑又担忧。

尽管鲍勃的工作效率不高，但他依然有一定能力。他起草的文件常常几乎完美无缺，但他总是要让我过目确认后才肯发出去。这样无谓的拖延占去了我大量的时间，最后我只得告诉他，除非涉及重大问题，不必事事都让我审阅。然而，尽管如此，我仍深深佩服鲍勃的成熟稳重，真正的“大丈夫能屈能伸”。他特别擅长与同事们打交道，待人和蔼可亲，柔声细语，从不急躁，也不固执己见。常常我会用他来教育孩子，告诉他们：尊重他人，待人友善，最终会换来意想不到的回报。

显然，亚洲关系经理的职位对鲍勃来说过于吃力，我只得重新调整工作安排，不再让他担负全职的重担，而是分配一些琐碎的工作。其实，这种调整对其他员工来说并不公平。政府部门对员工有名额限制，人人都有自己的岗位责任。你少做了，其他人就得分担额外的工作。大家都知道鲍勃的身体状况，因此也都自愿承担了更多的工作，甚至得忍受他打盹时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呼噜声。尽管如此，大家心里都默默希望他早些退休，好腾出位置，引入新血液。

(三)

鲍勃不是傻瓜，他暗示我，他为事业奉献了一生，年轻时也是个工作狂，现在该是“摘桃子”的时候了。听着他的言外之意，我只得无奈地苦笑一声，毕竟，谁不想享受点晚年生活呢？然而，在我这儿，工作堆积如山，哪儿有时间为闲人腾出地方？鲍勃的想法虽能理解，但现实却让我不得不顾及更多的责任。

除了工作上的交情，鲍勃和我还有另一层联系——我们是国际演讲会同一区的会员。在这个国际社团里，我们先后都担任过义务职务。鲍勃曾负责会员管理，但因精力逐渐不济，最终辞去职务；我曾负责公关，花了不少时间来吸引新会员。国际演讲会，顾名思义，是一个致力于培养与锻炼人们演说与领导才能的组织。会员通过遵循总会提供的演讲手册和各类训练资料，完成一系列演讲要求后，便能获得资格证书。我们所在的俱乐部每两周举行一次活动。例会时，会员们根据事先的安排轮流担当会议的不同角色，包括主持人、单元主持人、演讲人、讲评人等，也会有即兴演讲环节。这个社团既是锻炼口才的舞台，也为各类人才提供了展现和提升领导力的机会。

每当鲍勃上台演讲时，他总是准备得尤为充分，丝毫不敢马虎。有一次，他提前拟好了讲稿，特地让我挑刺修改。那次演讲讲述的是他在国防部任职期间，带领团队为科索沃运送物资的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故事情节紧张刺激，扣人心弦，仿佛能把听众一举拉入那个险象环生的世界。我记得那次演讲的要求是要巧妙运用声音与肢体语言，而鲍勃毫无疑问地将这些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尽管他本可以用更为深沉的表演才华加分。尽管我早已知晓这段故事的每个细节，但坐在听众席上，依然被他的演讲深深吸引。鲍勃果真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他的每一个词句都充满了幽默与温暖，他讲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一份真诚的亲切感。

鲍勃喜爱音乐，与我又多了一份共同点。年轻时，他曾组建过一个四人乐队，担任吉他手。从那张旧照片里看，他的身形比现在小了一半，背着吉他，英俊潇洒，气质非凡。那时候的他，真不愧是吸引伊丽莎白的原因之一——她当年可是雷鸟大学的校花！

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鲍勃的体型所带来的不便，是在一次与他共同出差的途中。那次我指定鲍勃与我同行去斯里兰卡。我们的航程经过阿联酋迪拜，那里有一个两小时多的转机时间。如果是我独自旅行，除非遇到突发情况，两个小时绝对绰绰有余。然而，这次转机的步伐却被鲍勃的行动拖慢了。在从一个登机口到下一个登机口的路上，约有一公里的距离，走了五分钟后，我便意识到，我们很有可能错过接下来的航班。于是，我让他继续数他的碎步，而我自己则如风一般疾步赶到下一个登机口，恳请工作人员务必等我们一下。然后，我匆匆转身回去接应鲍勃，最终在飞机起飞前的三分钟，我们艰难地赶到了登机口。我本可以要求服务员为鲍勃准备专车接送，但怕这样会伤了他的自尊心，我还是选择了亲自迎接他。

如果鲍勃是个特别敏感的人，那么那次出差无疑会让他心里不太舒服。首先，虽然我乘的是商务舱，他却只能坐经济舱。根据部门规定，只有飞行时间加上转机时间超过14小时，雇员才可以向上司申请乘坐商务舱，但必须事先获得批准。这并不意味着自动升舱，而是必须经过上司的同意。商务舱的票价通常是经济舱的三到五倍。也许是考虑到费用太高，也许是担心我不同意，鲍勃并没有提出申请，而我也没有特别注意，直到我们分别找到了自己的座位。那一刻，我心中感到十分不安。按照常理，他的年纪应该享有商务舱的优待才对。接下来的三十多个小时飞行中，我们大部分时间都站在商务舱与经济舱的交界处聊着天。

公差中，也有一些尴尬的时刻。那次在科伦坡，我们与一位当地的高官及其下属见面。那位官员瞥了一眼我们，便迅速根据我们的年纪推测我是鲍勃的下级。没等我开口介绍，他直接把我撇到一边，开始专心盯着鲍勃的脸讲个不停。我心中不禁暗骂了一句“势利鬼！”然后随便找了个座位坐下来。偏偏鲍勃又不争气，那瞌睡虫又爬上来了，听着听着，在人家的鼻尖底下不可救药地打起呼噜来。这时，那位官员才转脸看着正低着头记笔记的我。同行的其他美国官员告诉真相后，弄得人家虾公掉进了油锅里--闹个大红脸。

开了一天的会。傍晚时分，鲍勃建议一块儿吃晚餐，地点由我挑。我看中了一家名叫Golden Dragon的中餐馆，餐馆开在印度洋海边沙滩上的Taj Samudra酒店里。我平时独自出差时，只要没应酬，晚餐很简单，从宾馆房间里订一份热汤完事。为了不扫鲍勃的兴，我心里决定，这一次一定要陪他愉快地度过这一餐。晚餐一直吃到晚上十点多，远远超过了我平时的晚餐时间。鲍勃点了一份最大份量的龙虾，我则选择了一份干煸四季豆，两个菜在数量和价格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一开始有些担心，怕鲍勃会觉得尴尬，抬头瞥了他一眼，发现他似乎完全不在意。他依旧专心致志地大快朵颐，并没有因为我的等待而感到急躁。看到这一幕，我倒是松了一口气，却不禁开始担心他的身体，心想他那样的吃法可不太健康啊。

(四)

善良的鲍勃没有不高兴，他说这是他去过的第95个国家，后来证明，也是最后一个国家。此后他的身体就一天比一天差，我一直不理解他为什么不愿退休。

“你和伊丽莎白都在工作，孩子也都长大了，你每天来上班是为了？”鲍勃来了1年以后，我们成了朋友，我终于忍不住问了他这个问题。

“你看，还有两年我就满领取社保金的年龄，能拿到社保金我就可以退休喽！”

然而，转眼两年过去了，鲍勃依然没有退休。后来，他又找出了一个新的理由：“再过几个月，我在政府的累计工作年限就满五年了，到时候我就能领到政府的退休金。”

几个月过去，鲍勃依旧没有提起退休的事。此时，我心里有些着急，因为人事部门非常官僚，雇佣新人的流程繁琐，从申请到各层批准，最后到新人的报到，可能会拖上好几年。我必须尽早知道鲍勃的退休日期，好为后续做好准备。

“我母亲住在家里，我要把她送去养老院，那里一个月的费用是3000美元。我是独生子，这笔开销太大了，我恐怕还得继续工作。”他这样决定，我也没辙，只要同事们能谅解就好。

不久后，鲍勃动员母亲去养老院的过程异常艰难，从安排到办理，几乎让他筋疲力尽。更不幸的是，母亲不适应养老院的环境，心情郁闷，住了不到一个月便去世了。鲍勃一面处理母亲的丧事，一面陷入了深深的困境。

料理完母亲的丧事后，鲍勃的身体也出了问题。医生诊断他因糖尿病引发了肾衰竭，必须进行肾脏移植，否则就只能依赖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肾脏移植排队的人很多，据说美国大约有几万名病人在等待肾脏移植，而每天大约有17人在等待的过程中去世。医生告诉鲍勃，他需要做好两手准备，一边等待移植，一边为血液透析做身体检查和必要的准备工作。

鲍勃仍然坚持上班，拖着虚弱的身体尽绵薄之力。他脸色苍白如纸。每周都有许多医生约诊，工作效率越来越低。我已经不指望他做成什么事了。然而，生命到了危急关头，他在饮食上仍没按医生要求严格限制钾、钠、蛋白质的摄取。糖也舍不戒掉，三天两头给我的水晶罐里添糖果。

有一天，鲍勃告诉我，萨拉主动提出捐一只肾给他。萨拉是他太太伊丽莎白的上司，跟我挺熟。我俩曾在署里组织的同期高级行政官员培训班里滚打过三个星期。萨拉特别能干，待人真诚，同事们都喜欢她。萨拉和鲍勃并不熟，缘何作出如此重大的决定？我想萨拉提出捐肾一定有她的道理，可能她特别满意伊丽莎白的工作业绩，想以此做回报。但我想，此举更可能出于她的无私与善良。这可不是一般的牺牲！萨拉才40岁，拥有一个4岁的儿子，她坚持说，这个捐肾的决定不会影响到她的生命，因为她的母亲天生只有一只肾，却一直活得很好。

没想到，萨拉的建议遭到她家人的坚决反对，加上根据鲍勃的身体状况，手术风险太大，这事也就不了了之。非但换肾的事放下来，连洗肾鲍勃也不急着做。每次医生问他，他都说身体感觉还不错。洗肾的事就这么拖了下来。

鲍勃终于解除了经济负担，最大的开销变成了医疗费用。只要伊丽莎白继续工作，作为配偶的他依然能够享受同样的医疗保险。然而，如果总统在第二次竞选中落选，各政府部门将会经历一场大换血，伊丽莎白的职位岌岌可危。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鲍勃让我们的人事部门请律师调查，确认他退休后能够享受的退休金和医疗福利是否都能得到保障。我不得不佩服鲍勃未雨绸缪，提前安排好了这一切，才终于松了口气，告诉我他决定下半年退休。

然而，正当我这边与人事部门讨论招人的事宜时，鲍勃又改变了主意。他说：“我想再推迟几个月退休，最后挣点钱，给伊丽莎白买辆新车。”

(五)

去年深秋，鲍勃总算跟我敲定他的退休的日子：今年1月31日。他计划上班到11月底，之后的两个月将通过病假来充抵。然而，我心知肚明，他的病假余额早已所剩无几。果然，年底前，伊丽莎白给我打了电话，询问是否能帮鲍勃争取一些别人捐赠的年休假。12月17日，我给经济发展司的全体同事发了一封邮件，请求那些年底将要过期的休假捐给鲍勃。

我本人每年就要浪费一些的休假，在联邦政府工作满三年后，年休假就增加到四周。这还不包括10天的节假日、两周病假和机动作息制带来的隔周一天的休息日。由于工作繁忙，常常是年底才意识到还没使用完假期，结果只能把多余的休假白白浪费掉。部门里像我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我的那封邮件发出去没几天，鲍勃便收到了远远超出他需要的假期。

那时，鲍勃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病情的严重性。直到2月底，伊丽莎白从波黑出访归来后，鲍勃迫不及待地将她带到佛罗里达度假。直至3月初，尿毒症突然恶化，他被紧急送往迈阿密的一家医院。住院三周后，病情稍有稳定，鲍勃被救护机送回华盛顿，转入离家不远的医院，开始了漫长且曲折的血液透析治疗。

伊丽莎白告诉我，鲍勃每周一、三、五的下午洗肾，洗肾治疗中扎针的痛苦及抽筋、恶心把鲍勃折磨得全身倦怠，手无缚鸡之力。加上背部的血肿，他不得不依赖大剂量的止痛药来缓解痛苦。就在他去世前的最后30小时——也就是星期四下午5点，我从办公室打电话给他的病房。鲍勃听起来精神还不错，我告诉他周末我会去看他。

“我在这家医院要再住好几个星期呢，然后会转到康复中心，你一定要来看我哦！”他声音中透露出一丝期待。

我答应了他，心中却不禁感叹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在中国，病人即使渴望别人探望，也常常会说：“您这么忙，就不要来了！”这份谦逊与关怀的方式，与鲍勃的直率与期待形成鲜明对比。

我正忙着安排花篮，准备周末送去，却突然收到了鲍勃去世的消息。鲍勃的直接死因是肺炎和心脏病突发，人的生命竟是如此脆弱！

办公室同仁集体订了花，直接送到了殡仪馆。周五我参加了他的葬礼和下棺仪式。葬礼应该和中国的追悼会相当，只是称为“庆生会”大概更准确一些。宗教音乐在空中流淌，悠扬而悦耳，是那冷飕飕、阴沉沉的哀乐无法比的。鲍勃躺在合了棺盖的灵柩里，默默地接受着牧师为他做的弥撒。

“上帝召唤他先走一步，未来我们将在天堂与鲍勃再度相见”，牧师总结了鲍勃的一生之后说。

伊丽莎白一身素黑，安静地坐在第一排，两个儿子陪伴在旁。葬礼在全体齐唱圣歌《O Love That Will Not Let Me Go》中结束。我走向伊丽莎白，看到她眼中布满了细红血丝。走近她，我轻轻地搂住了她的肩膀，赞扬她是一位坚强的女性。那一刻，我感受到她的身体微微颤动。

葬礼结束后，我们的车子随队伍从教堂开到墓地，车队足足拉了一里路长。所有汽车按要求统一闪着紧急车灯。整队车队由警察摩托车队护送，每一个红绿灯前都能看到警察站岗，确保其他车辆无法通过。沿途的司机纷纷探出脑袋，看着这一场盛大的阵势。那种威严和庄重，甚至让人想到了总统的葬礼。

我在美国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盛大场面。鲍勃生前或许未曾料到会有这样的哀荣。私下里，同事们猜测，鲍勃能够得到如此礼遇，或许是因为他曾经担任过政治委任官员的职位。事后我问伊丽莎白，她告诉我，事实上，这一切都是根据家属的要求，由殡仪馆安排的，并没有额外收费。唯一困难的地方在于协调各地警察机构的配合。

鲍勃的猝然离世恰巧与教皇保罗二世的病逝发生在同一天。不同的是，保罗二世的去世引起了媒体长达17天的报道热潮。直到德国枢机主教约瑟夫·拉青格当选为新教皇本笃十六世，保罗二世的名字才逐渐从电视和报纸上消失。然而，即便是大教皇如此，鲍勃这样一个平凡的“草民”呢？在办公室里，他的名字很快被遗忘。最令人惋惜的是，鲍勃本人。尽管他精心规划的退休生活和养老金才刚刚开始，他却匆匆离去，仅享受了两个月的社保金和养老金。鲍勃的离世，真是过于匆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