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反对派的自白：我们需要夺回象征自由的三色旗

三色旗的象征

11月17日，流亡的俄罗斯反对派在柏林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集会。许多参与者挥舞着俄罗斯的三色旗，但这一象征却引发了集会中部分抗议者的不满。有人高声呼喊：“我们反对三色旗！”对此，俄罗斯政治活动家季莫费·马丁年科发表了看法，认为反对俄罗斯官方国旗是反对派的一个战略错误。

马丁年科指出，关于国旗的讨论远不止是对一个符号的简单争论。这不是仅仅决定用什么标志装点我们的行动、视频封面或衣服，而是关乎反对派想要传达的核心信息、面向的目标群体，以及未来希望塑造的思想、价值观和国家形象。换句话说，反对派在塑造自身未来的过程中，这场讨论的重要性不容小觑。反对派能否获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作者：季莫费·马丁年科

编辑：阿K

这场对话已经开始，无法回避，也不能像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扎和伊利亚·亚辛所建议的那样，以 “制宪会议 ”和 “未来俄罗斯议会 ”为依托。此时此刻，这项任务就掌握在我们手中。

我始终坚信，俄乌战争全面爆发之初，俄罗斯反对派选择拒绝三色旗是一个严重的战略失误。尽管这一决定的情感动机可以理解——毕竟，当时的震惊、羞愧、愤怒和恐惧笼罩着许多人。然而，作为政治家和舆论领袖，他们的责任不仅是回应这些情绪，还应积极引导民众将部分情绪转化为建设性的力量，同时帮助他们克服那些可能带来破坏性的情绪。这些复杂情绪中，以三色旗为象征的愤怒和否定并未被有效疏导，反而被简单地接纳或搁置了。

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许多反对派组织在没有深思熟虑的情况下，仓促决定以白蓝白旗取代三色旗，作为自身活动的象征。然而，这种行为不仅未能带来预期的团结或希望，反而使反对派与俄罗斯主流社会的距离进一步拉大。这种选择间接削弱了反对派的影响力，让“未来的美丽俄罗斯”变得更加遥不可及。因为没有普通民众的支持，民主理念便失去了其生命力——它不可能靠自上而下的武力或强制推行。

当然，问题远不止三色旗这么简单。这背后反映的是一整套复杂的议题，其中包括对三色旗的拒绝、对俄罗斯社会集体罪责的苛求、对外部观点的过度迎合（先是对乌克兰社会的抽象认知，后是对欧洲观点的模糊追随），以及一种徒劳无功的忏悔情结。这种做法不仅未能实现道义上的赎罪，反而让反对派显得更加疏离和无助。

更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并非所有反对派成员都深陷其中，但即使是最有组织、最有资源的力量，也常常无法在关键问题上提供明确的回答，更不敢直面那些尖锐的话题。身份认同、民族尊严、爱国主义以及俄罗斯和其公民的切身利益，这些至关重要的议题往往被有意或无意地回避。这种羞于或怯于探讨的态度，使得反对派的声音显得格外脆弱，甚至无法团结内部，更遑论赢得主流社会的支持。

阿列克谢·纳瓦利内、妻子尤利娅和弟弟奥列格在斯特拉斯特诺伊大道上参加悼念鲍里斯·涅姆佐夫的游行。2019年2月24日，莫斯科。照片：塞法·卡拉坎/ 阿纳多卢通讯社 / 盖蒂图片社

例如，“让我们的士兵回家”这一原本简明、有力、易于传播的口号，由于缺乏反对派的广泛支持，逐渐被扭曲成了充满敌意和讽刺意味的“我们的孩子”式流行语，令人倍感无奈。同时，关于俄罗斯分裂、战争赔偿等问题的争论层出不穷，却缺乏建设性的分析和讨论，而“清理血迹”这种带有浓厚情绪化的说辞（尽管事实上血迹永远无法真正清理干净）更是推波助澜。相比之下，旨在呼吁停止暴力的声音则显得微弱甚至无力，完全被湮没。

结果，“俄罗斯不是他的，而是我们的”这一标志性口号，渐渐失去了原本的分量，甚至开始显得虚伪。当权者继续在三色旗的象征下巩固权力，而反对派中的涅姆佐夫、纳瓦利内、雅辛，以及多年来无数为民主奋斗的俄罗斯人，却恰恰是在三色旗的象征下受到压迫、监禁甚至牺牲。这种历史的错位让三色旗承载的意义变得格外复杂，但反对派直接放弃它的做法，无疑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合法性和感召力。

拒绝三色旗，再加上这些以羞愧与忏悔为主旋律的言论，彻底在反对派与更广泛的俄罗斯社会之间划出了一道清晰而深刻的分界线。反对派希望通过与普京的侵略划清界限，来凸显自身的正义性，但这一策略的代价是无意间与国家本身疏远。

更令人遗憾的是，部分反对派选择主动迎合这种情绪，而另一些人则被动接受。他们没有努力寻找那些具有建设性、能够触动更广泛受众的积极主张，而是沉迷于羞辱与忏悔的论调，甚至放弃了打动普通民众的努力。

我常听到有人主张必须放弃三色旗，但仔细分析后，这些理由显得颇为牵强。“这是侵略的旗帜”——这样的说法经不起推敲。俄乌战争早已被赋予了新的标志性符号——“Z”和“V”，这些才是直接与战争相关联的符号。如果询问普通俄罗斯公民对三色旗的看法，大多数人并不会将其视为战争的象征，而更倾向于将其理解为国家的标志。

至于“三色旗象征全世界的法西斯主义”这种说法，进一步显得夸大其词。在国际范围内，西方社会的普通人很少会如此解读三色旗的意义。实际上，许多人甚至无法在地图上找到乌克兰在哪，更遑论将某一面国旗与复杂的政治符号挂钩。相较于这些外界的解读，真正影响我们对三色旗认知的，往往是我们自身的情绪反应和心理暗示。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公共领域中那些试图强加罪恶感和羞耻感，并呼吁埋葬三色旗的人（甚至连同俄罗斯及其公民一起），有些并非出于善意。这不仅仅是网络机器人操控舆论的问题，更是有意打击俄罗斯反对派的人在暗中推动的结果。他们的目标是让反对派变得被动、微弱、不具吸引力，甚至被内部矛盾所瓦解。这种策略可能是出于某种所谓“为了世界更好”的动机，但我们绝不能轻易受骗。对反对派而言，真正重要的是重新树立对自己以及同胞的信心，而不是被无端的羞耻感所绑架。

关键问题在于，我们的优先任务是什么？是取悦部分关心俄罗斯问题的西方政治人士，还是通过有效的策略（包括符号层面的策略）赢得俄罗斯民众的支持，并与他们一道争取一个和平、民主、繁荣的俄罗斯？答案显而易见：只有赢得本国人民的心，反对派才能真正有所作为。外界的评价固然重要，但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如何开展这场斗争。要想实现和平，我们必须忠于自己的价值观和目标。

对于三色旗被误解的问题，解决方案并非遥不可及。我们可以在旗帜上添加清晰的反战象征，比如和平鸽、红罂粟等符号。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仅可以继续与国家的象征保持联系，还能体现反对派自身的独特抗争传统，传递“俄罗斯不是他的国”的信息，同时强调国家和公民的福祉是我们的优先事项。重要的是，这样的做法不会让反战议程被罪恶感和羞耻感侵蚀，而是以更加明确的态度反对战争与现政权。

与此同时，反对派需要找到力量，克服那种无助的内疚和羞耻，积极应对那些看似棘手但却迫在眉睫的话题。例如，如何实现士兵回国、如何推动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真正的胜利，而非当权者版本的“胜利”），如何挽救同胞生命、打破国际孤立、提升生活水平，以及如何让国家在世界上重新赢得尊严。我们必须摆脱自嘲的陷阱，将注意力集中在尊严、自身利益和充满希望的未来上——唯有如此，反对派才能提供真正具有吸引力的政权替代方案。

美国的反越战运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范例。那场运动不仅声势浩大，还善于巧妙地使用美国国旗、“我们的孩子”这样的口号，以及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呼吁，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尽管这场运动未能完全阻止战争，却在舆论上和社会层面取得了巨大成功。

1964 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园内，妇女们举行反对越南战争的示威游行。标语牌上写着 “让我们的男人回家”。照片：泰德·斯特雷辛斯基/科里斯/科比斯通过盖蒂图片社

然而，正如历史所示，战争本身通常不会因为反战运动而终止。反战行动几乎从未实现直接停止战争的目标——即使一些美国专家（包括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认为，反战运动确实对美国政府决定退出战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停止战争不应是我们唯一的追求，因为战争只是某些体制的一个表象。我们的真正目标应该是实现一个和平、民主且繁荣的俄罗斯。

至于放弃三色旗的议题，它反映了一种深刻的情感挣扎和复杂的生活过程。而重拾三色旗则象征着一种治愈和重生的过程，这不仅是对我们自身力量与声音的重新确认，也是对身份的回归——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永远会是谁——也就是我们国家的爱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