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更重要的是明年或更长时间，我们的经济保持什么样的增长速度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上午好。首先祝贺首届中国自贸战略论坛召开和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自贸战略研究院成立。今天，我从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切入，重点讲一下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当中面临需求不足，特别是服务消费不足的问题，如何通过制度型开放解决这个方面的问题。

宏观经济回升向好，但总需求不足

中国经济最近两年疫后复苏的过程有曲折，总体是回升向好。去年增速是5.2%，在全球各大经济体当中是比较靠前。今年前3个季度，增长速度分别为：一季度5.3%，二季度4.7%，三季度4.6%，逐步有所回落，所以现在经济的增长面临比较大的压力。中央今年的增长目标是5%左右，有一定的挑战，需要我们努力一下才有可能实现。但更重要的是明年或者是今后更长一段时间，我们的经济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增长的速度，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近两年中国的总需求水平在下降。宏观经济分析中有一个指标，就是GDP平减指数，我们已经连续七个季度负增长，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长时间的负增长。中央很重视，政治局今年9月26日开会专门研究经济形势。几个重要的中央主管部门也相继出台了一些稳定经济的增量政策。但中国经济总需求不足会带来什么问题，总需求不足的原因是什么，这两个问题有联系，但区别很重要，要搞清楚什么原因造成了总需求不足。

增加有效消费需求，理解现阶段消费需求新特征

目前的总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费需求不足，而消费需求的不足更多的是服务消费不足。

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的关系

什么叫生存型消费？解决温饱问题，吃饭穿衣，就是以商品消费为主的温饱问题。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基本解决了。但是消费还需要增长，增长的源泉在什么地方？应该在新的一块，在结构升级。这一块的内容是什么？主要是教育、医疗、保障型住房，社保、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讯等等，称之为发展型消费。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现阶段的消费不足，主要是服务消费不足。中国目前居民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大概是40%以下，美国这个比重67%，比中国高29%左右。亚洲的几个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比中国也要高20%左右。

从服务消费占GDP的比重来看，中国大概是26%，美国的这个比重是55%，亚洲几个主要发展中国家平均为33%，也比中国高。所以说目前我们的消费比较低不是一个边际性的，是结构性的。中国的消费水平低是一个结构性问题，边际调整是不够的。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需要深入分析。

消费实现方式的差异，基本公共服务与发展型消费密切相关

要搞清楚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在实现方式上的差别。所谓的生存型消费基本就是以自己消费为主，比如吃饭，穿衣，自己就解决了。但是发展型消费比较多的采取集体消费或者是公共服务的方式，比如说医保、社保采取互助共济的方式。学校教育是集体学习的方式，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怎么样，均等化的水平如何，这和发展型消费为主的服务消费的发展的关系很密切。靠个人努力不够，要政府搭台子，建制度，出资金，是政府消费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的组合。

这么多年我们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有很多的工作，有一些进展，但是总体是滞后的，直接拖累了发展型消费增长。城市居民这几年抱怨比较多的就是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欠账最多不是城市居民，是近3亿农民工，是近2亿外出进城的农民工，他们的基本公共服务欠账更突出。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有人送外卖，有人做餐饮，这些人都是谁？都是农民工，他们在这个城市待了几年、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农二代农三代出来了，但他们的公共服务问题还没有解决。

中国现在有四亿中等收入群体，在这之下是9亿低收入的群体，过去我们计算这两部分人收入差距的时候，一般是用可支配收入这个指标，这是不够的，如果把政府财政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加进去的话，这两部分的人的收入差异水平更高。

有一些数据可以说明问题，比如经济事务支出占GDP的比重。中国与英国、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相比，比例是高的（图一）。但是医疗支出占GDP的比重，我们是最低的（图二）。养老的基础部分，就是第一支柱，占GDP的比重，我们也是低的（图三）。

再举几个数据，2021年，我国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平均养老金是6000 元左右，而企业退休的人均养老金是3000 元左右，相差 一半。还有参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广大农村居民和个体工商户（农村居民占95%，城市里面这些个体工商户占5%）。这些人的人均养老金的水平是多少？190块，不到200块。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没有社保，还没有进入这个体系。做一个比较，城市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与农村居民月均养老金相差31倍，城市企业退休职工与农村居民月均养老金相差15倍。

从国际上来讲，中国现在整体的养老金的规模占GDP规模是10%，英国这个数据是124%，日本是74%。人均的水平，我们差距是比较大的。社保体系水平上不去，就影响了服务消费，特别是发展型消费的增长。

服务消费较多依赖于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

这与城市化水平直接相关。比如搞一个基础设施，像上下水工程，如果在一个村庄，他们住的比较分散，费用很高，但在城市里这个成本就大大降低。这就回到一个基本的问题，为什么要搞城市化？城市化就是集聚效应，增加人口密度，达到规模经济。现在搞发展型消费、服务消费也是如此。教育、医疗要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让好的医生、好的老师给你看病、上课，不要说农村了，许多县城的水平也是较低的，所以还是要推动较高水平的城市化，要发展都市圈和城市群。

规模经济是一个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我们过去讲规模经济，一般是讲的生产领域，讲生产的集聚效应、规模经济，所以叫做工业化、城市化。现在的消费领域特别是服务消费，同样需要规模经济，需要一定的密度。没有一定密度的城市化水平，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社保、养老、文化、娱乐等等领域的较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就没有可及性，很难实现。

与中国相同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现在的城市化率是偏低的，其他国家在70%以上，有一些超过80%。我国目前的常驻人口城市化水平是66%，户籍人口城市化水平是48.3%，其中还有很多人所得到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比较低。

制度层面存在不利于提高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制约因素

城乡之间存在不利于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的制约因素，主要是“三个不平等”：一是户籍制度和它所包含的身份和居住迁徙权利的不平等；二是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权利的不平等；三是财产重点是不动产的权利不平等。

举例说明，中国土地的只有公有制，要么是国有，要么是集体所有，没有私有制。但是城市居民在国有土地上盖的房子基本上是可以自由交易的。但农村居民在集体土地上盖的房子只能在集体组织内部流转，这个集体组织内部多大？也就是村的范围内，甚至一个居民组的范围内。真正的需求在外面，但是不能流转。这个里面也引出一个经济学的问题，比如说房产或者是物品，可流动、可交易、可抵押、可担保的范围大或不大、可以或不可以，所带来的财产的市场估值和价格差距很大。过去我们搞股权分置改革，流通和不流通的股票，其价格至少差十几倍，有的差几十倍。中国的农民财产性收入很低，虽然有土地，但是土地的权利有很大的限制，价值被低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现阶段扩大消费需求要找准重点或痛点

现阶段扩大消费需求要找准重点或痛点：一是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的发展型消费；二是以农民工为重点的中低收入阶层；三是以人为中心、发展权利平等的城市化和城乡融合发展。

目前扩大消费的有些想法和做法值得商榷。一种流行的主张是仿效发达国家进行“直升机撒钱”。用消费券等方法促销无可厚非，通过消费补贴等方法，对短期消费增速也会有直接影响。但普遍发钱的办法，亿万富翁也可能拿到。即使把钱发到低收入人群，但这部分人群吃饭穿衣等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拿到钱多买几个面包并不能解决他们面临的真实难题。就城市以农民工为主的低收入阶层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住房、上学、医疗、社保、养老等难题。在这些难题面前，通过撒钱拿到的那点收入无疑杯水车薪。

为了稳定经济增长，防止价格和产量的短期内负向螺旋下行，有必要采取适度规模的刺激措施。但刺激是有代价的，并不是规模越大越好，要有必要的中期平衡框架。更重要的是，刺激是为结构性改革赢得时间和空间。但有一种倾向，谈刺激多，谈改革少，对刺激感兴趣，对改革不大感兴趣。如果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难以解决的。要用“刺激加改革”的方法，花钱建新制度，理清思路，理顺关系，明确目标，破立结合，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集中解决制约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扩大的深层结构性体制性问题，为中国进入高收入社会经济稳定持续增长创造条件。

扩大制度型开放促进服务消费发展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制度型开放。说到开放，可以回顾一下历史，一开始是商品进出口，以后是服务业可以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管理方法也可以学习。现在是制度型开放。过去的观念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别人的东西可以拿过来用，但是制度不能学。现在讲制度型开放，比如说像CPTPP等国际上高标准的区域经济规则，过去我们有抵触，为什么？因为有一些担忧或者是顾虑，特别是涉及到国企定位问题，环境问题，劳工保护问题等。

现在已经讲清楚了，很多开放中的问题不是别人让你怎么干，我们自己国内也是必须要解决的。我们现在讲高水平的市场经济，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高？就是与过去的水平不一样，要向前走、向上走。自贸规则是在WTO规则之上的，意思就是标准提高。在这个问题上要和国际靠拢、接轨。要搞全球化，像火车一样，一个宽轨，一个窄轨，无法对接。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占领制高点，要发挥引领作用。

国际上这是一个博弈过程。特朗普的一些做法，从大的方面来讲把国内的矛盾国际化，总体就是往回收。美国历史上相当长一个时期搞关税保护。如果再加征关税，对我们有冲击，但也可能是一个机遇。他往回收，我们往外走。要把全球化这个旗帜举的更高，要引领这个潮流，这对中国发展是有利的，对全球发展长期看也是有利的。

对外开放要增加前瞻性、主动性、引领性。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逐步的缩短负面清单。制造业可以开放的基本开放了，服务业略有特殊，但也要争取要把服务业开放到和制造业类似的程度。中国服务业现在处在一个往上爬的阶段，多开放一点对我们有好处的。好处在什么地方？通过对外开放促进国内的改革。

自贸区可以先行一步， 增加包容性，允许试错纠错，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做法，因时因地单边开放、主动开放。要看长远，算大账，最后算下来并不吃亏。要有全球视野和长远谋划。

还有一点就是学习，这两年对“追赶”这个词用的不多了，因为中国发展不错，有的人认为中国已经世界领先了。目前我们人均收入的水平1.3万美元，我们提的目标是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大约是3到4万美元，还有2万美元的差距。有些事情发达国家已经做了，我们有条件做但还没有做。这方面的经验，我们直接学，成本低，确定性强。中国也有后发优势，数字经济、绿色创新等领域，我们的差距并不大，有些方面并驾齐驱或局部领先，有机会有条件创造一种可称为学习加创新的双重竞争优势，这样也将为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形成更多新的增长动能。

来源丨新经济学家智库     

 编辑丨王茅   

责编丨兰银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