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约翰·查尔斯·查斯汀（John Charles Chasteen）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历史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拉美的文化与历史
1859年听说洪堡去世后，墨西哥总统贝尼托·华雷斯（Benito Juárez）计划为他竖立一座雕像。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国对墨西哥的干预迫使华雷斯在委托制作铜像之前就下台了。法国的干预在19世纪60年代建立了一个墨西哥帝国的宝座，并将一位奥地利大公置于其上。这是欧洲在19世纪中期对拉丁美洲进行的几次引人注目的干预之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国以牺牲墨西哥为代价，在军事上扩张自己的领土。同时，拉丁美洲的港口充斥着英国、法国和美国商船的桅杆，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商业入侵。鉴于这一切，不少观察家都说，实际上是在套用甘地关于西方文明的调侃：“拉美独立？这将是一个好主意！”
而且，霸权国家不仅是经常从外部侵犯主权。由于代表根深蒂固的统治阶级利益的专制政府，主权人民往往无法在国内行使其公民权。现在是对美洲的独立斗争进行全面评估的时候了。首先，他们并没有像美国那样很快形成稳定的民族国家，并拥有自由的制度来促进经济发展。这似乎是洪堡的失望之处。鉴于后来世界各地的经验，这样的批评似乎是短视的，但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19世纪50年代，许多人都同意这样的批评，显然包括西蒙·罗德里格斯。早在19世纪50年代之前，这位玻利瓦尔的老导师关注的与其说是外界的干涉，不如说是美洲独立未能在社会和经济上改变美洲。社会和经济革命往往需要伴随着政治革命，但它并没有。在本世纪中叶，当罗德里格斯对曼努埃拉·萨恩斯进行告别访问时，他看到他周围的安第斯共和国中，很少发生他认为能使自由主义共和国发挥作用的那种社会和经济转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玛丽基塔·桑切斯·德·门德维尔（Mariquita Sánchez de Mendeville）持更乐观的看法。在她去世前不久，有人请她写一本关于她早年生活的回忆录，她描述了将美洲殖民地与西班牙捆绑在一起的“三条锁链”：“恐怖、无知和天主教。”她所说的恐怖是指一个没有民众支持的政府，它通过暴力行动强加自己的意志，例如在18世纪80年代，图帕克·阿马鲁被四匹马车裂处决，场面极其恐怖。她回忆起殖民地的父母因担心女孩会与恋人秘密通信，而拒绝教育女孩的情况，以此来解释无知。最后，所有这些都有宗教上的理由，宗教裁判所的禁书清单就是例证。1810年5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生的革命打破了这三个枷锁，至少在门德维尔夫人看来是如此，她毕竟是其中的一名参与者。严格说来，在正式的政治体制方面，确实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一种积极的转变。这两位老革命家都有自己的道理。二十世纪仍然需要社会和经济革命。这一看法最终获得了普遍的认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拉丁美洲独立后，强大的外来者还会偶尔侵犯其主权。后殖民或准殖民或新殖民的关系仍然存在，但对美洲的直接殖民统治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明确结束了。此外，各地都建立了自由的政治机制，包括选举、代议制立法机构、有限任期的总统，以及对公民权利的保障。甚至巴西帝国也是一个严格的君主立宪制国家。无可否认，有些成果是虚幻的：许多自由主义机制在19世纪的时候运作不畅。谁会感到惊讶呢？拉丁美洲的独立斗争一开始就不是自由主义的革命。1808年，人们对“被绑架的”费尔南多七世几乎一致表示了忠诚，此后，少数共和主义思想家不得不戴上费尔南多的面具，这毫无疑问地表明，共和国在斗争的最初几年缺乏大多数人的支持。在这些年里，随着印刷厂生产出数以百计的政治宣传册和新闻报纸，各种形式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迅速传播，但在十分之九是文盲的社会里，印刷革命遇到了固有的限制。美洲独立运动的领导层之所以选择共和制，并不是因为共和主义在国内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是因为共和主义在国际上享有盛名。法国和英国的政治哲学激发了他们的异见（或至少帮助他们证明了其合理性），而美国宪法提供了一个备受模仿的范式。当建立政府的时机到来时，在没有适合君主立宪制的君主的情况下，大多数主张独立的知识分子认为，一个由选举产生的总统和立法机构组成的共和国是进步的现代人的唯一选择。但他们是在自欺欺人。总的来说，在独立之后，美洲并不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地方。大多数人似乎对政治秩序保持着非常传统的理解。值得一提的是，在1822年，墨西哥和巴西这两个最大的国家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民众热潮，他们热衷于拥护戴皇冠的皇帝登基。特别是印第安村民和乡村人口，表现出强烈的保守倾向，大庄园主也是如此，他们在各地都支配着乡村。大多数美洲人仍然按照社会规则组织他们的生活，这些规则变化缓慢。他们认为宗教真理是不可挑战的，社会等级制度是世界的自然规律。共和制模式中固有的平等公民权的新政治理想，与殖民地时期对等级和权威的强调形成鲜明对比。大量被奴役的印第安“公民”使这些社会与年轻的美国不同，在美国，大多数印第安人和有色人种被轻易地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玻利瓦尔和其他许多人认为，西班牙的暴政禁止普通人自治，从而剥夺了他们接受公民教育的机会。共和制模式意味着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对美洲的殖民统治中，宪法、选举和立法会议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这与美国的殖民经历形成鲜明对比，在美国，宪章、选举和议会一直是规范、是常态。美国宪法和它所建立的机构是相对本土化的。它们源于英国殖民者的历史经验。相比之下，美洲的新共和主义宪法似乎有点像相对哥伦比亚或智利本土的外来物种——确实与人民的历史经验相距甚远。学习新的程序只需要一点时间，但赋予它们令人敬畏的权威却需要很长的时间。美洲的“虚幻的共和国”如果脱离了当地的实际情况，显然不会有好的效果。在这方面，帝国时期的巴西与早期的西语美洲共和国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比较和对比。简而言之，巴西更保守的政治体制与殖民时期的不平等和剥削更好地结合在一起。它的君主立宪制比西语美洲共和国更稳定，但也更坦率地实行等级制度。因此，巴西所遭受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传统之间的不匹配的影响较小，而阿拉曼在墨西哥的情况则令人担忧。当墨西哥在19世纪中期从一场内战走向另一场内战时，巴西这个由前葡萄牙殖民地组成的庞大的体系保持得非常好，其出口产量逐年增加。帝国时期的巴西保留并增加了其有头衔的贵族，奴隶制在从西语美洲共和国中消失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推动巴西种植园的生产。有凝聚力、有包容性的国家，是人民主权和共和政府的基础，这一基础在独立宣言响彻整个西半球之后的一个世纪才建立起来。身份政治，即美洲人的美洲，使独立成为可能，但身份政治很快成为障碍。一旦每个人都成为美洲人，成为美洲人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作为墨西哥人、危地马拉人、哥伦比亚人、秘鲁人、玻利维亚人、智利人、巴拉圭人或阿根廷人，在日常生活中就没有什么相对的意义了。新的国家缺乏国家认同。谁真正属于这个国家？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参与虽然是不可否认的，但对精英阶层来说仍然是个问题。渐渐地，艺术家、教育家和政治家会在与听众的对话中，精心设计出可行的国家身份。共同的经验将凝结在国家叙事中，这些叙事最终以种族混合作为独特的民族性的起源。然而，这一过程在1825年才刚刚开始。事实上，他们用了两代人的时间，都没有获得发展前进的动力。在二十一世纪，世界各地的潜在国家建设者和国家决策者都应该将这一教训铭记在心，这个教训在拉丁美洲的经验中得到了有力的证明。另一个教训是：尽管建立真正体现人民主权的包容性国家和政治机构有很多困难，但从长远来看，其他任何方法都无济于事。人民主权既不是启蒙运动的独特概念，也不是法国的特有概念。毫无疑问，法国的版本在美洲得到了有效的推广，因为它与人们头脑中已经存在的信念相匹配。毕竟，1810年的美洲洪达洪达建立的基础是君主制下的传统自治诉求，具有广泛的吸引力。美洲是王室的另一个独立支柱。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即使是圣马丁和若泽·博尼法西奥这样坚定不移的君主主义者也对这个想法做出了回应。参加加的斯议会的美洲人代表也对它做出了回应。伊达尔戈、莫雷洛斯和格雷罗支持这一观点；玻利瓦尔、派斯和皮亚尔、贝尔格拉诺和奥希金斯、阿蒂加斯和阿苏尔杜伊也支持这一观点，甚至伊图尔维德和佩德罗一世也支持。如今，似乎已经很明显了，美洲的普通人，不论是来自寒冷的山区，还是蒸腾的低地，男人和女人，城镇居民和乡村居民，工匠和农民，也都对人民主权的概念作出了回应。自决是独立的最基本承诺，是永远无法收回的承诺。看到这一点，该地区后来的历史就更容易理解了。在19世纪，自由主义制度往往被认为是虚构的，特别是在外人看来，但美洲人却奇怪地下定决心要维持这种制度。众所周知，独裁者经常对选举结果进行操控，但为什么他们仍然从未忽视举行这些选举？为什么人们经常会违反宪法，但从未忽视这一根本大法，宪法经常被废除，但总是会被重新确立？为什么自由主义共和体制在理论上得以维持，而在实践中却被削弱？事实上，虽然自由主义共和制度长期被破坏，但这种顽强的坚持实际上是其具有重要性的有力证据。简而言之，选举和宪法象征着人民的同意。它们是人民主权不可或缺的象征，即使它们未能提供人民主权的实质内容。人民主权的承诺并没有帮助战后的美洲人解决许多自治的实际问题。战时以“主权人民的声音”为口号的言辞暗示了从未真正存在过意见的一致性。与战时的言论不同，实际的治理需要更精确地界定主权人民。谁应该是有投票权的公民？保守派说：“有美德、有洞察力、有财产、有社会地位的人”，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他们自己、他们的父辈以及像他们一样的人。如果莫雷洛斯还活着，他会说“任何美洲人”。但很明显，即使是莫雷洛斯也不会建议女性参与投票。人民主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统一主题，它已经成为有争议的空间和冲突的来源。因此，拉丁美洲争取独立斗争的巨大贡献就是确立了非殖民化世界的主权，不是作为一种运作的现实，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愿望，一种西方政治文化的基本原则。拖延成为一种标准策略，那些无法否认该原则、但又不希望承担实施该原则的后果的人往往采用推迟实行人民主权的战术。因此，在19世纪末，佩德罗二世对巴西需要一位皇帝的这一事实公开表示遗憾，并希望有一天巴西不再需要。当时统治墨西哥的波菲里奥·迪亚斯以类似的、可能是真诚的借口为他对选举结果的管理操作辩护。最终领导了统一的阿根廷的胡里奥·罗卡将军（Julio Roca）和拉丁美洲的专制领导人都有同样的想法。他们哀叹说，更多的民主制度是可取的，但必须推迟。老百姓“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些制度。推迟实行也是欧洲帝国主义者的口头禅，他们谈到了“白人的负担”——有责任训练世界上幼稚的非欧洲人口，他们不可否认地应该有自决权，但还没有准备好行使它。当美国在1898年从西班牙手中夺取波多黎各和菲律宾时，推迟实行人民主权的做法为其较为有限的帝国主义冒险提供了理由。在1900年左右，许多提议推迟实行真正的人民主权的人都是种族主义者，他们认为非欧洲人可能永远达不到实行的标准。但是，如果他们尊重现代西方的政治价值观，他们可以将推迟实行人民主权的做法合理化，认为这只是一段善意的临时监护期。到1945年，人民主权在美洲的确立使其成为全球非殖民化的首要原则，当时这一进程在非洲和亚洲进入了全面实行的最后阶段。今天，美洲在西方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分界线上显得有些模糊不清。美洲人在语言、宗教、物质文化和政治价值观方面绝大多数是属于西方的。大多数美洲人并不是纯粹的欧洲人后裔，他们的社会也不完全是由欧洲传统塑造的，但是如今，拉丁美洲引人注目的多种族国家是世界上最持久的自由主义共和国之一。使这些国家成为具有社会包容性的共和国，使每个人都获得公民权的全部好处，这是一场持续的战斗，而且远未结束。美洲人在追求自由主义理想的过程中走过了一条陡峭而崎岖的道路。他们争取独立的斗争构成了西方政治价值观在全球扩张的关键一步，既显示了这些价值观的革命潜力，也显示了它们被引入不同传统的社会时带来的挑战。该地区的宪法框架经常遭到破坏，但总是顽强地重新建立起来。在美洲，自由主义开始时可能是一种外来的物种，但它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本文选编自《美洲人：拉丁美洲的独立斗争》，推荐阅读。该文由出版机构授权发布，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研究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转载行为都需留言咨询，其中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