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邱华栋推出45万字的长篇小说新作《空城纪》，因其对西域历史的宏大瑰伟叙事，引起极大关注。近日，他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
三十年构思，六年写作
羊城晚报：这部长篇小说在您的写作生涯中具有怎样的意义？
邱华栋：这部小说是建立在大量史料和实地勘察的基础之上，三十年逐步构思，六年写作而成，可以说是我的代表作。
羊城晚报：为何取名《空城纪》？
邱华栋：在写作之前，我造访了很多地方，高昌古城、交河故城、库车克孜尔千佛洞、尼雅精绝国遗址、于阗约特干古城、米兰遗址、楼兰废墟等等。昆仑山以南、天山南北、祁连山边，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古尔班通古特戈壁边缘，那些人去楼空的荒芜景象，引发了我不绝如缕的文学想象。
十多年前，我曾和一些朋友到楼兰古城废墟一探究竟，若羌博物馆里展示着罗布泊地区的文物和干尸。那趟行走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让我直观地触碰到了西域大地自汉唐盛世以来所累积的历史文化的丰富性。多年来，我收集了许多关于西域历史地理、文化宗教、民族生活方面的书籍，得闲了就翻一翻。久而久之，这样的阅读在心里积淀下来，那些千百年时空里的人和事就连缀成了可以穿梭往返的世界，对我发出遥远的召唤。
在我脑海里，公元纪年后的第一个千年，汉、魏晋、隋唐史书里的记载和眼下的废墟交错起来，演绎成无数场景，一个个人物，开始有了生命，有了表情，他们内心的声音冲撞开了那些本来覆盖于其上的风的呼啸、沙的呜咽，越来越响亮和清晰。于是，我为这个世界命名“空城”，就是想复原这些废墟，紧接着，废墟之上的人们重新来到这里，就像创世纪似的，远古的精神依靠自己充沛的底气矗立起来。我为那些远古的人和事做时间刻度上的记录，是为“空城纪”。
羊城晚报：您是在新疆出生的，现在创作西域题材的小说与此有关？
邱华栋：我出生在新疆天山脚下，十来岁的时候，有一年放暑假我们一些少年骑自行车、坐长途车到处跑，喜欢探寻周边的世界。我们到了一个废墟，那里我后来才知道是唐代北庭都护府的废墟遗址。那里十分荒凉，荒草萋萋，有野兔子、狐狸、黄羊出没，我们几个少年也不知道是什么废墟。突然之间，迎着血红般的晚霞，眼前出现了成千上万只野鸽子，从废墟里飞起来，在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心中第一次留下新疆大地上的对汉唐废墟的印象。它非常美丽，甚至有点壮美感，飞起来了。那一幕给我的印象太深了。这座位于吉木萨尔县的古城废墟，当地朋友说，就是唐代的北庭都护府遗址。
当时的场景深刻地留在了我的脑海中。从十多岁开始写作至今三十余年，有一天，我忽然回忆起面对废墟的那个傍晚，我想到，围绕着汉唐之间西域地区建立的六座古城：龟兹、高昌、尼雅、楼兰、于阗、敦煌，于是，我把三十年的史料阅读积累和对汉唐西域遗址的实地探访，以及对历史想象，写成了这部小说。
用石榴结构“装配”成的小说
羊城晚报：《空城纪》的一大亮点在于其结构安排，小说如同石榴一般被分为六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里有着独立的小故事，这些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种结构安排是出于何种考虑？
邱华栋：一部长篇小说，最重要的元素是小说的结构。这就像是要盖一座大厦，必须要设计好整座大厦的结构。几年前，我的老友从新疆寄来石榴，我切开来，发现这颗石榴有六个籽房，每个籽房里有很多石榴籽。我忽然来了灵感，觉得可以这样结构一部长篇小说。
《空城纪》全书分为六个部分，由短篇构成中篇，再由六个中篇——分别是《龟兹双阕》《高昌三书》《尼雅四锦》《楼兰五叠》《于阗六部》和《敦煌七窟》，构成长篇。按照这个顺序，依次写了六座古城废墟遗址的故事。如果再拆解开来，则又能分解成30篇以上的短篇。相当于我在尝试着“装配”这个小说，由短篇构成中篇，再由中篇组装成长篇小说。
羊城晚报：这会不会变成中短篇小说集呢？
邱华栋：不会的，这是一部长篇小说，但和传统的长篇小说大不一样。一般认为，长篇小说总有一个贯穿的人物和贯穿始终的情节故事。但《空城纪》没有贯穿的人物和故事情节，读完之后会发现，小说的“主人公”是六座西域的古城，或者就是西域本身，也可以说是《西域传》的别样的写法。我采取了众多的人与物一起说话的方式，是结构长篇小说的一种新形态。
羊城晚报：近些年，历史小说作品特别火，您也曾提到“一切历史小说都是当代小说”。在这个技术飞速发展、当下转瞬即逝的时代，为什么历史小说会这么受欢迎？
邱华栋：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具有时间感觉的高级动物，因而对历史有着温情和好奇心，所以，很多读者喜欢阅读历史类的各种读物，包括历史小说。
羊城晚报：您的这部小说长达45万字，现在是碎片化阅读时代，这么长的篇幅会不会让人望而生畏？
邱华栋：部分出于这样的考虑，这部小说采取了石榴式的结构叙事，读者可以有几种阅读方式：一是从头读到尾；二是可以选择一个“籽房”，也就是一个中篇阅读；三是随便翻开书，随机选择一个“籽房”中的几个“石榴籽”，也就是其中的小短篇进行阅读，都可以。不论是哪一座城池，哪一种类型的故事，相信读者能在其中找到共鸣。
羊城晚报：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曾流行“新历史小说”，您也在历史小说创作领域浸淫多年，相比过去，您认为当下历史小说创作有哪些显著的变化？
邱华栋：现在的历史小说的写作观念，和“新历史小说”的观念大为不同。他们更多是在解构，在拆解历史的宏大。而我是在重新建构一种宏大叙事，比如，《空城纪》中的历史主人公出场时，我更侧重于描绘人物的内心声音，那些背景式的，脆薄的、窸窣的、噪钝的、尖锐的声音，让位于鲜活的历史人物，以此表达出他们在汉唐盛代中发出的元气充沛的初始强音。
把历史转化成“想象的甜蜜”
羊城晚报：您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写作，写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激情不减？支持您写作的动力是什么？
邱华栋：我很早就进入到比较自觉的写作状态了。比如，我把自己的小说分成两类，一类就是刘心武早年说的，我的那些“与生命共时空的文字”。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把自己的经验重新清理一遍，把对当代生活的观察写进作品。
另一类小说，我把它称之为带有“想象的甜蜜”的小说。2000年之后，我进入而立之年，具有了历史感。我看了大量的书尤其是历史典籍，觉得写作不能完全跟着生命体验走。在阅读历史著作的时候，我萌发了写新历史小说的念头。几个历史小说家的观念对我影响很大，比如法国的尤瑟纳尔，意大利的翁贝托·埃科。
因此，我写了不少历史小说。从汉到唐的历史材料以及西域的历史，我一直想把它们转化成一种带有“想象的甜蜜”的小说。最终，我写出了《空城纪》。支撑我不断创作的动力，就是那种创造的快乐，写作过程总是十分愉快的。
羊城晚报：您如何看待文学在这个短视频时代的意义？
邱华栋：我很少看短视频，短视频肯定是吸睛的，不过，我觉得人类还是要有更高级的精神需求，那就还是需要去阅读纸质书。另外，最近我很关注人工智能，我觉得这个问题比短视频带来的挑战要更加复杂。但短视频也罢，人工智能生成文本也罢，虽然对作为母本的文学产生了挑战，但人是一种非常高级复杂的生物，人的文学艺术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以个体独特性来呈现的，只要足够独特，文学就还是能够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羊城晚报：您此前在媒体也当了很多年记者，新闻从业经验对您的文学创作有何影响？
邱华栋：新闻从业经历对我影响巨大，那就是新闻人有一种关心当下社会的职业本能。于我而言，新闻结束的地方就是文学出发的地方，我觉得，对新闻的处理不能把新闻事件进行简单的罗列，而是需要进行审美化的更深层次的加工和创造。这方面，其实，加西亚·马尔克斯、海明威等作家都是典范。
羊城晚报：您的写作通常都会按计划进行吗？
邱华栋：我有一个创作计划本，有想法就在里面写几句，不断地优化，调整。1994年，我在北京的某个博物馆，看到了西域出土的一件文物，就萌发了附着在这件文物之上的文学想象。我确实有很多的写作计划，因为梦想必须要依靠计划支撑。但我写小说，没有详细的提纲，只是写历史题材需要消化一些材料，会事先做一些资料卡片，主要是依靠音乐调动情绪，让那些死去的资料活起来，活动起来。
羊城晚报：接下来有什么创作计划？
邱华栋：其实2022年我就完成了《空城纪》，这两年新写了一本非虚构的书，是关于西北的一座山脉的传记，可能明年出版。
文｜记者 孙磊
图｜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