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拿终身成就奖是40岁，在洛迦诺。当时我特别伤感……”
洛迦诺国际电影节是世界影坛历史上最悠久的大型国际电影节之一，最早可以追溯到1946年。
贾樟柯告诉环球网文娱这句话的时候，他最新的电影《风流一代》刚刚定档2024年11月22日，这部电影不久前入围了戛纳国际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
戛纳国际电影节同样创办于1946年，是当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最顶尖的国际电影节之一，而这是贾樟柯第6次被提名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棕榈奖，他也是中国大陆提名该奖项次数最多的导演。
今年戛纳电影节期间，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记者告诉中国媒体，贾樟柯是他们眼中中国电影的“顶流”。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如今获奖无数、扬名海外的贾樟柯，考了3次才考上北京电影学院。
“我第一次高考的时候，数学考了17分，英语差1分及格，但是当时洋洋自得。”
多年以后，贾樟柯坐在自己的电影工作室接受环球网文娱专访，回忆起他艺术生活的开端。命运的齿轮也许就是从“显然是考不上大学”的那次高考开始转动的。那是一个和现在不一样的贾樟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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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候已经是个艺术青年了”
贾樟柯1970年5月出生于山西省吕梁市汾阳市。
在贾樟柯的回忆里，他还在读小学和中学的时候，“精神生活并不多，但是精神需要非常蓬勃。”
“正因为很难读到小说，《当代文学》《十月》《收获》这些文学杂志非常抢手，大家在传阅。电影院永远挤满了人，电影院放什么，大家就看什么。”
“街头书摊上出现了一些哲学书，大家就抢着去读，人们也都在谈论哲学、诗、小说。在今天，这好像是只有文艺青年才干的事儿。”
“今天回想起来，我觉得我拥有非常漫长的艺术生活，从高中组诗社就开始了。”
贾樟柯告诉环球网文娱，80年代在汾阳中学读高中时，他就留着长发、跳霹雳舞，还和几个朋友一起组建了名叫“沙派”的诗社。
“我每天心不在焉，激情都在写诗上，这不就是艺术生活吗？那个时候，我们一起办诗会，朗诵别人的诗，也朗诵自己的诗，然后自己印刷、出诗集。没有读者就送给我们同年级的同学。”
但贾樟柯偏科得厉害。
“我第一次高考的时候，数学考了17分，英语59分，差1分及格，那显然是考不上大学的。但是当时洋洋自得，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是个艺术青年了。”
高考失利后，贾樟柯一度整天混迹在县城老街的各个店铺里虚度时光，直到他的父亲给他报名了山西大学美术系培训班。考艺术院校文化分要求比较低，再加上能够离开汾阳去往更大的城市太原，贾樟柯同意了。
贾樟柯最早关于电影的记忆是1970年代末去汾阳县城看的《平原游击队》。
但真正激发他成为导演的，是在太原学画时，偶然在电影院看到的《黄土地》。
由陈凯歌执导的电影《黄土地》，在1985年的洛迦诺国际电影节获得银豹奖。也许贾樟柯自己也没想到，这是他第一次和后来给他颁发第一个终身成就奖的国际电影节产生了冥冥之中的联系。
出了电影院，他就立志要当一名导演。但他父亲却问他：“你懂电影是什么吗？”
于是贾樟柯在太原跑了一整天，但只搜罗到一本关于电影的书。后来，贾樟柯带着这本书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
连续考了3年，贾樟柯才终于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开始了他的电影之路。
2
“电影这个东西我可能不是太在行”
1993年，贾樟柯“带着几十块钱就来北京上学”。
“那时候是闯一闯的年代，大家兜里都没钱。我靠写专栏生活了好几年，每星期写4篇，基本上够了。”
贾樟柯在北京电影学院读的是文学系，当时那个专业与“拍摄”有关的只有两个5分钟的短片作业。
不过，贾樟柯和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青年实验电影小组”。
成立这个小组最初只是为了交换电影的录像带，但一群喜欢电影的人聚在一起，渐渐就决定自己拍短片。
贾樟柯在小组里拍了两部短片，他印象最深的一部叫《小山回家》。
由于是课堂外的作品，贾樟柯等人很难获得学校的资源支持。贾樟柯甚至为了筹集拍摄所需要的费用“在电视台演过动物”，还“给人写电视剧、当枪手”。
“那个短片被人骂惨了，我自己都很讨厌那个短片。我觉得拍的好烂，但是我能原谅自己，因为第一次拍这很正常。”
贾樟柯的电影生涯差点就此打住：“我正准备进行新的职业选择，然后也掺杂着对自我的怀疑，我想电影这个东西我可能不是太在行。我要不要去写小说，或者去当个编辑什么的。”
“当时我有一个香港留学生同学，她说有一个叫香港独立短片展的比赛，问我有没有兴趣。我说有兴趣，她就帮我报了名。”
到现在，贾樟柯已经去过数不清的国际电影节、获得了不少奖项，甚至他自己还是平遥电影展的创始人。但香港独立短片展在他心里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因为那是贾樟柯第一次因为自己拍摄的电影获奖。
“得奖之后我特别高兴，因为有奖金，我开心死了。然后我就开始深信艺术是可以变成钱的，可以养活我。也觉得我还是有一点才能、能做电影的。”
3
“我接受不了，我才40岁”
在香港得奖的第二年，贾樟柯就开始拍摄自己的第一部电影长片。
1997年，27岁的贾樟柯和“青年电影实验小组”的朋友们每天工作近16个小时，用21天时间就拍完了《小武》。第二年，《小武》获得第4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亚洲电影促进联盟奖，又在同年9月获得第3届釜山国际电影节新浪潮奖。
接下来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了。
2000年，贾樟柯执导的电影《站台》不仅入围了第57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还获得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亚洲电影促进联盟奖。
接着是2002年，《任逍遥》在入围第55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2004年，《世界》入围第6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2006年的《三峡好人》获得第6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
2008年的《二十四城记》让贾樟柯再度入围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他又在2013凭借《天注定》获得第6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
40岁那年，贾樟柯拿到了第一个终身成就奖：2010年第 63 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荣誉金豹奖。
“当时我特别伤感，因为我觉得这是在骂我。难道我已经七老八十了，要终生了？”
“然后我就给他们影展的主席写信，我说我接受不了，我才40岁，我觉得我的职业生涯才刚刚开始，而金豹荣誉象征着一个人的终身成就，但我的职业生涯很长。”
“他给我回信说，其实我们就想打破这种看法。如果你有某些影片，足以不断启发人们，你已经有这个成就了。我一听，他这个说法也不错，另外一方面，确实也是个荣誉。年轻还是喜欢荣誉的，我就接受了。”
到45岁，贾樟柯拿到戛纳国际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终身成就奖金马车奖，他也是中国首位获得此奖的导演。
那是2015年，距离贾樟柯回到老家山西、创办平遥国际电影展还有两年。
从1995年拍第一个短片开始，贾樟柯的步伐越走越远，镜头却始终对准当年想要离开的家乡汾阳。
但2015年的《山河故人》罕见的拍摄了村庄、县城之外的故事，故事的画面不仅延展到了上海，还到了澳洲。
而拍完《山河故人》的贾樟柯却在2017年从北京搬回了贾家庄。他发起创立平遥国际电影展，第一届在2017年10月28日开幕。
他回想到自己在香港的第一次获奖，“在1996年就有5万港币的奖金”。
“我就说我们这个奖一定要给钱，不给钱的奖都是耍流氓，一定要给现金，因为确实年轻人需要。我是从来不忌讳谈钱的，没有经济的独立，很难做到创作的独立性。”
4
“涛声依旧”？
贾樟柯最新的电影《风流一代》也回到了山西。
“海报上就是大同市儿童公园的一个雕塑。电影最开头唱歌的场景也在大同的一个公园拍摄。我看到有很多人在唱歌，就过去问能不能拍，然后拍了下来。”
虽然直到2024年才上映，但这部电影从2001年就开始拍摄了。
“千禧年代整个社会氛围特别活跃，人特别生动，我感觉到处充满了热情和能量，到处是唱歌的人、跳舞的人。我很想记录新世纪这头几年，我想用一种游历的方法，带着演员，在我喜欢的城市走到哪拍到哪。这么即兴地去捕捉我们能遇到的人、场景、片刻、空间。”
“主要的拍摄集中在2001、2002年， 2005和2006年，还有2011和2012年。”
“那时候我30多岁，肯定对爱情故事是感兴趣的。于是一边拍一边构思，一个女性怎么样困在自己的情感里。”
这时候，30多岁、对爱情故事感兴趣的贾樟柯已经遇见了他电影的固定女主角赵涛。
1999年，贾樟柯为电影《站台》去太原师范学院舞蹈系挑学生演员，却挑中了舞蹈老师赵涛。
2011年，贾樟柯和赵涛宣布结婚。
《风流一代》入围戛纳电影节的消息官宣后，有网友做过统计：除了拍《小武》时还不认识赵涛，贾樟柯职业生涯10部长片，赵涛是其中9部的女主角。
网友用“涛声依旧”来调侃，媒体报道里也常将赵涛形容成贾樟柯的“缪斯”。
但贾樟柯却在接受采访时说两人能够长久合作，是因为赵涛有时候的疑虑和不配合，反而能给他带来新的创作灵感。
“电影的英文名字叫做被浪潮所困（Caught By The Tides）。赵涛演的巧巧这个人物，在2001年的时候很年轻，她是一个非常依赖感情的人，同时当然也依赖男性。”
“在我们拍摄过程中，我们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所以到2006年就拍出了巧巧分手的场面。到了当代，赵涛的外貌和内心都在成长，巧巧就变成一个非常独立坚强的女性。”
“到了2020年，我自己觉得它应该完成了，因为我觉得好像一个时代要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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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往矣，不回头”
贾樟柯没有定义过去的是一个什么时代，但他把“俱往矣，不回头”写在了电影《风流一代》的海报上，也把目光投向了未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开始思考物理、太空、科技，还主持了科学节目《不要回答》。
“我慢慢的觉得，艺术跟科学在某个阶段一定会握手，或者是在当你创作到一定深度的时候一定会握手。”
“我也可能会拍科幻片，但是我觉得我更多是在一种新的科技条件下去观察，科技条件下人可以被怎么改变。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科技的背景，但是还是在讲人怎么被重新塑造。”
也是在这个时候，贾樟柯有些后悔当年没有好好学习理科。
但如果能和当时的自己对话，贾樟柯还是“会鼓励他叛逆，因为我觉得叛逆是一种精神。”
“那个时代，这种精神只能放在日常生活里，那就放在日常生活里。慢慢的有一个表达渠道，可以把你的锋芒放在创作里面，你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不那么叛逆，也可以用一种更柔软的方法去面对周遭。但是创作不可以，创作要把你最锋利、最敏感、最想讲的东西全放进去。”
如今坐在工作室接受采访的贾樟柯十分平和地对环球网文娱说话。
而精神叛逆、却用更柔软姿态面对世界的贾樟柯也成为很多年轻人的精神楷模，很多人转载他说的“我们始终要保持一种方法跟世界沟通”。
“我觉得跟世界沟通是非常简单的，又是非常难的。”贾樟柯补充道，“非常简单是因为现在是一个互联网时代，也是一个全球化时代，你可以得到非常多的资讯，你可以分析、分享全世界的文化成果。”
“但有时候我觉得，思想的固化是我们的禁锢，就是不太能接受自己认识之外的事物。我觉得我们要打开一个缝隙，让新东西能钻进来。”
“现在大家都很自我，就是会捍卫自我的判断、自我的认识，这是没错。但是同时要留一个缝隙去听听别的观点，留一个缝隙去看看其他人对世界的读解跟认识。同样一个世界、事件，你的判断跟别人的判断之间有什么差异？另外一种文化怎么去理解现在的情况？”
“我觉得打破思想固化就可以跟世界沟通，其实现在跟世界沟通的障碍真的很少，最大的障碍就是你愿不愿意去跟世界沟通，还有没有好奇心。”
贾樟柯另一句被广为转载的语录是：“我不相信，你能猜对我们的结局。”
这句话来自贾樟柯的随笔，他在随笔文集中还记述过他广为人知的绰号“贾科长”的来源。
那是贾樟柯已经凭借《站台》在国际上崭露头角之后，他在北京小西天一家盗版店里一遍又一遍翻找箱子淘碟片，老板忽然问他：“有一个“贾柯樟’的《站台》你要吗?”
此前他曾怀疑自己拍的电影到底有没有人看，盗版店里的这对话或许给了他回答。
从高考数学17分的小镇青年到中国电影的“顶流”，匆匆40多年过去了。
但就像贾樟柯所说的，“俱往矣，不回头”，我们的结局在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