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28日晚，英国首相张伯伦在唐宁街十号官邸召开了一次深夜战略会议。
尽管出身于政治世家，但张伯伦早年其实是个商人，42岁才弃商从政当选伯明翰市议员。
和特朗普类似，张伯伦个性务实、直言不讳，希望把主要治国精力聚焦在国内事务，不愿意过多干涉欧洲大陆上的危机。
可当时的形势千钧一发，希特勒发表愈来愈好战的声明，扬言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德语区苏台德，欧洲大陆国家无不心惊胆战。
作为大英帝国的掌门人，该怎样处理这场地缘政治危机呢？
28日深夜的小规模会议上，张伯伦做出了自己的决断——亲自飞往德国与希特勒谈判，尽全力避免世界大战爆发。
在当时的欧美人眼中，希特勒是个很神秘的人物，像罗斯福总统、斯大林以及后来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等，他们均未见过希特勒本人，因此张伯伦“深入虎穴”的想法在政界人士看来多少有些离经叛道。
不过根据民意调查，高达70%的英国人支持张伯伦访德以促成和平，这种民意基础给了张伯伦谈判妥协的底气。
希特勒竞选期间发表演说，1930年
1938年9月14日，英国驻德国大使发了一封电报给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电报内容很简单：是否愿意安排希特勒与张伯伦见面。
出乎英国人的预料，德国外交部当天即给予明确回复：可以安排。
考虑到形势千钧一发，9月15日上午，张伯伦乘坐飞机离开伦敦，飞往慕尼黑。
在慕尼黑机场，德方组织了数千人规模的盛大欢迎仪式，尔后张伯伦乘奔驰轿车到火车站，再乘专列前往远郊的一座别墅——希特勒将在那里宴请张伯伦。
会晤期间，希特勒带张伯伦一起到他的私人书房，全程只有一名翻译员跟随。
根据张伯伦回忆，希特勒情绪不是很稳定，有时语调激昂地表示“准备占领苏台德区，不管全世界怎么想”“已准备好面对一场世界大战”云云。
张伯伦则注释着他的眼睛，问他“想要的是否就只是如此”（只要一个苏台德就罢手）。
第二天上午，张伯伦飞回英国，在机场停机坪发表简单演说：
“昨天下午我与德国元首进行长谈，我们对彼此心里的想法已有充分的了解。我们还会再见面，但下一次将在更靠近英国的地点，那是为了让一个老人家不必再长途跋涉。”
张伯伦所说的“老人家”自然是指他自己——1869年出生的张比1889年出生的希特勒大了整整二十岁。
张伯伦与希特勒在1938年时的会面。
首次见面之后，张伯伦又飞了两次德国，与希特勒一起谈话、争论、用餐、散步，他是那段时间里唯一与希特勒进行过长时间接触的同盟国领导人。
张伯伦向内阁成员表示：希特勒没有疯狂的迹象，他是理性、意志坚定的，他清楚自己想要什麽，并决心达成它，而且会坚持到一定程度。
这种判断绝非张伯伦一人之印象，时任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与长期观察希特勒的英国驻德大使Henderson，均认为希特勒“跟所有人一样厌恶战争”“不排除透过协商谋求和平”。
1938年9月底，张伯伦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德国。
在确认好这是希特勒的“最后一次领土主张”后，他与法国总理、意大利领导人一起，在慕尼黑元首行馆同德国签署《慕尼黑协定》（全称《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地区给德国的协定》）。
该协议规定了德国将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那里居住着300多万人，主要是德国人。
由于英法之前跟捷克斯洛伐克签有军事协议，所以《慕尼黑协定》被视为是一种背叛。
张伯伦回到伦敦，1938年9月30日。
签字当天下午，张伯伦飞回英国，接受英雄式的欢迎。
在一群新闻记者的簇拥下，他从胸前口袋中拿出协定，向群众挥舞：
“朋友们，这是历史上第二次有人从德国带着和平与荣誉回到唐宁街，我相信这将为我们的时代带来和平，现在我建议你们回家，安稳地上床睡觉。”
根据当时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数据，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大多数受访者均支持该协议（法国境内唯一反对协议的政党是法共——受苏联态度影响），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内斯还被提名了1939年的和平奖。
苏台德的德国人为德国军队进入苏台德地区欢呼，1938年10月
希特勒开车穿过苏台德区海布市（今属捷克），1938年10月3日。二战后，位于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德意志人遭到驱逐。
1938年9月30日《慕尼黑协定》签字当天，波兰驻德国大使从里宾特洛甫处获悉慕尼黑会议的结果。
波兰方面最初十分震惊，认为这次会议是“大国理事会试图将具有约束力的决定强加给其他国家”，不过随即就宣布支持德方立场。
当时波兰跟德国一样都觊觎捷克斯洛伐克的土地，得知德国成功拿下领土后，9月30日晚11点45分，波兰也照猫画虎，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发出最后通牒。
10月2日，波兰正式向捷克斯洛伐克出兵，吞并了801.5平方公里的土地和23万人口，将其划为自己的两个县。
德国人对波兰的一番操作感到十分高兴，为此还主动放弃了一小块原本属于德占区的领土给波兰。
在希特勒和戈培尔看来，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宣传素材，可以极大混淆国际视听，分散外界对于德国的指责。
就这样，波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德国瓜分捷克斯洛伐克的同谋。
实际上，1938-1939年间波兰曾多次效仿德国，用武力威胁的方式对付捷克斯洛伐克和立陶宛，以恢复旧领土。
这些侵略作为让波兰在欧洲的形象急剧恶化，国际地位日趋孤立，也为德国入侵波兰埋下伏笔。
波兰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Trans-Olza，1938年。波兰陆军是有坦克的，只不过数量仅为德国的十分之一。
如果说《慕尼黑协定》在欧洲其他地区赢得了一片赞誉，那在莫斯科引起的就是恐慌与不安。
1935年5月，苏联曾跟法国签订《法苏互助条约》，目的是共同遏制德国的侵略，而《慕尼黑协定》让斯大林对于法国人的承诺感到忧心忡忡。
在苏联看来，英法与希特勒一定是有勾结的——通过把中欧的利益部分让渡给德国，借机挑唆其对苏开战，所以“联法抗德”之路已然走不通。
怎么办呢？只能对德和解。
1920年代期间，苏联与德国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毕竟列宁本人就跟德国渊源匪浅。
然而随着希特勒上台，苏德关系走向破裂，1934至1935年两国贸易额急剧下降接近于零。
《慕尼黑协定》签署后，希特勒思索着进行下一轮大战，急需能源和各种原材料；斯大林则想着赶紧缓和与德国关系，不能任由德国滑入英法的轨道，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时，后排的斯大林面带微笑。苏台德危机期间，苏联曾坚定支持维护捷克斯洛伐克主权与领土完整，谴责英法对德妥协。当然，这种“坚定支持”也是出于自身利益考量。
从1938年底开始，苏德之间的贸易迅速恢复，德方提出用苏联原料换德国武器的方案。
1939年1月，苏联方面向德国递交了订货清单：苏方提供石油、棉花、磷酸盐、铁矿石、鉻矿石、锰矿石、有色金属等战略物资，德方提供海陆空军新式武器装备样品以及通讯设备、机床、发动机、气轮机等。
伴随着军事能源领域的合作全面铺开，双方的政治关系也缓和下来。
此后半年多时间里，英法、德国、苏联三方纵横捭阖，彼此出价要价，最终（国内领袖）可以乾坤独断的德国与苏联于1939年8月23日（入侵波兰战役前的一周）率先达成《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1939年9月至1941年6月间，苏德双方按协议瓜分了欧洲，苏联的后勤支持为德军大杀四方提供了坚实物质保障。
直到苏德战争爆发的前一天，德国始终按照协议要求供给苏联军事工业装备与相关技术，苏联也忠实履行协议给德国提供石油和原材料，整列整列的货物停在边境地区，等待西运。
法国战役期间，时任第7装甲师师长的隆美尔在指挥作战。
1938年9月29日，英国首相张伯伦连同法、意领导人一起，同希特勒签署《慕尼黑协定》，满足了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的领土要求。
他回国后向人们宣告：“我给你们带来了和平”。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1939年3月，德军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其他省份，公然破坏《慕尼黑协定》，英法被迫向波兰提供安全保障，以威慑德国不要继续妄动。
1939年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两天后，英法对德宣战，但未派一兵一卒，史称《西线无战事》。
直到1940年5月德国发动进攻法国的战役，二次大战才真正升级至大国搏生死的阶段。
西线开打当月，主和派张伯伦辞职，主战派丘吉尔上台。
6月，法国亡国，绥靖政策彻底破产。
二战结束后，当人们进行复盘时，1930年代英法执行的绥靖政策首当其冲成为背锅侠。
一种观点认为，国际政治中的挑战者会小心隐藏其真实意图以麻痹对手，所以坚决的遏制和要比妥协/合作更可取。
还有人基于军事视角出发做推测，认为如果英法决心1938年对德开战，效果要比1940年被动应战好得多。
不难体会，冷战时期西方对苏联的坚定遏制战略，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美国的“多米诺骨牌”思维，冷战后美国对于俄罗斯和中国的提防（大于合作），以及小布什时期对伊拉克等国先发制人的出兵，多多少少都有吸取绥靖教训的意味。
可见慕尼黑这一隐喻在西方决策界影响之深远。
不过当抛开固有视角后，我们不禁要问，当初张伯伦等人执意推行对德妥协，真的只是战略短视、被希特勒蒙蔽吗，还是其他复杂因素作用下不得已的结果呢？
1935年的巴黎街头。
在唐世平主编《历史中的战略行为》一书中，作者对于英法绥靖政策的原因做了以下几点解释。
1、一战带来的惨烈损伤让欧洲弥漫着和平倾向，民众从心理上无法接受再打一场世界大战。
2、《凡尔赛协议》的苛刻条件让一些欧洲人对德国颇感同情。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作为战败国承受了《凡尔赛条约》规定的巨额战争赔款，魏玛共和政府不得不大量印钞以偿还赔款和战争债务，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经济混乱。
1923年1月，因德方未能完成款项偿还，法国出兵占领了德国鲁尔河沿岸的工业区，这让很多德国人觉得自己国家遭受了极其恶劣屈辱的对待，希特勒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崛起的。
3、1930年代大萧条爆发，英法国内经济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无暇顾及外部事务，即使对外干预也优先处理本国殖民地的事情。
4、法国政局动荡，内阁如走马灯一般更换，对德政策领域几乎完全跟随英国——相对于法德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英德矛盾其实要小一些。
5、苏联的建立。
一战前协约国“铁三角”是英、法、俄，在制衡德国的战略问题上，俄国向来是关键一环。
可1917年之后俄国成为敌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英法与苏联的矛盾某种意义上已经大于英法同德国的矛盾，这使得英法更希望德国与苏联开战。
1936年7月29日，时任英国首相鲍德温对主战派丘吉尔说：
“假如一定要打仗的话，我希望看到布尔什维克和纳粹打起来。”
英国学者米德尔马斯在《绥靖战略》一书中写道：
“英国默默地怂恿德国在欧洲东部和东南部扩张，这种迹象表明，苏联指责英国打算使德国和俄国作战以指望出现‘持久的均势’，是有道理的。”
6、英国首相张伯伦的个人因素。
张伯伦是商人出身，对和平的执念超过其他政客。
1938年3月，德国进兵奥地利，德奥合并；在内阁紧急会议上，张伯伦认为这一事件是不可避免的，英国不能因为一定会发生的事情而放弃和平希望。
丘吉尔与张伯伦，1935年。一战后英国执行裁军政策，政界弥漫着对战争的松懈氛围，丘吉尔是少有的警惕派。
不难体会，1930年代英法对德妥协有着十分复杂的历史背景，并不是决策者单一因素导致的，套用唐世平教授的一句话：
“我们在制定政策时总是喜欢说‘历史上……’，但我们通常都是使用简单化的类比来思考历史和我们所面临的选择，全然忘记了历史事件的背景。
人们总是去追求简单化的‘铁的规律’，但‘铁的规律’往往是不存在的。”
实际上，所谓“战略博弈”，其实是要预判对方的底牌，而对于权力高度集中型政权来说，就是要判断其主要决策者的决心。
具体到慕尼黑事件，一种观点认为张伯伦等人被希特勒蒙蔽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张伯伦等人意识到了希特勒的危险，但却无法准确评估这种危险的程度。
很明显，后者更加符合事实，即准确判断对方决策者的决心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回顾人类战争史，发生战略误判的情况比比皆是，有鉴于此，人们习惯于用对手上一次的行为去预判他下一次可能的反应。
比如：越战期间，美国因中国在朝鲜果断出兵的历史，认为中方存在极高的可能性出兵越南，故进行了必要的克制。
再比如：俄罗斯通过美国在阿富汗撤军期间的表现，判断拜登政府对外军事干预意愿不强。
总而言之，除非能拿到战略级情报，否则想评估对手行为是很难的，单纯从结果去倒推张伯伦等人的失败多少有失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