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克勤：论明清小说的党争书写

明清时代，党争频仍、严酷，著名的有明代东林党与阉党党争、清末帝后党争等，对明清政治社会造成极大影响，许多明清小说表现了党争题材，其党争书写反映了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朋党观念。

本文论析明清小说的党争书写，尝试从特定的角度理解古代的朋党观念，说明古代朋党观念对明清小说创作的影响，从而加深人们对这类小说的认识。

表现明代东林党与阉党党争的明清章回小说主要有《梼杌闲评》《樵史通俗演义》《警世阴阳梦》《皇明中兴圣烈传》《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等，表现清代帝后党争的清末章回小说主要有《绣像捉拿康梁二逆演义》《痴人说梦记》《党人碑》《未来世界》等。这些明清小说的党争书写，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一、小说人物设置

 自北宋欧阳修等人作《朋党论》以来，人们普遍将深受士大夫忌恨的朋党分为“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对君子朋党寄予同情，给予赞扬，对小人朋党表达憎恶，进行鞭挞。

明清小说的党争书写，其朋党人物分别隶属于君子朋党和小人朋党这两个对立的群体，体现出君子与小人、忠良与奸佞的区别，表达出忠与奸的道德倾向和爱憎感情。明清小说的党争书写，深受欧阳修等人的朋党观念的影响。

明末清初小说《梼杌闲评》《樵史通俗演义》《警世阴阳梦》《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和《皇明中兴圣烈传》等，写东林党和阉党的政治斗争，都将东林党称作君子之党，将阉党（小说称为“魏党”）视为小人之党。

《樵史通俗演义》第七回写道：“且莫说崔呈秀、阮大铖、杨维坦、倪文焕这一班儿结拜的结拜，歃血的歃血，只图富贵终身，且做权珰鹰犬，一时正人君子束手无策。虽是这般说，小人有小人之党，君子有君子之朋。……（杨涟）他做掌院，与一班好人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李应升、顾大章，都是文章道义的朋友，平日只以忠君爱国为心。见魏忠贤、客氏如此欺君罔上，败坏朝纲，个个想动本，先劾去了腹心大逆魏忠贤。”[1](P48)

作者显然以欧阳修《朋党论》中“小人之朋”“君子之朋”的标准来塑造阉党和东林党的形象。

《警世阴阳梦》第十五回“朋奸窃柄”写道：魏忠贤和崔呈秀、刘贞、刘嵎、魏良卿商量怎么对付大臣们，“杜绝得他们谏诤之口”。崔呈秀献策，在内要固结皇帝的欢心，与奉圣夫人串通，里应外合；在外要“破他们一党，树我们一党，放出辣手，箝制人口，施些小惠，微结人心”。

其实崔呈秀明白，那些大臣“讲学这一党都是方正的人”，拥立两朝皇帝登极，“是个有功劳、有肝胆、全忠义的臣子”，但要上本弹劾他们，诬蔑他们是“邪党”，“今日捏出句话来，弹他们一本。明日撮出件事来，论他们一本。老的，说他衰迈误事；少年，说他浮躁使气。陷个‘门户’二字，指他是邪党，托这依附我们的，做篇巧文字，说个‘不忠不孝’污蔑他”。

其所谓“破党”，即“里面须要奉圣夫人蒙蔽住了，批道假旨，先弄倒几个大臣，余党陆续处他。勘问时，再嘱三法司用心锻炼成狱。坐赃拟罪，即发镇抚司监候追比非常极刑拷打，限定死期。是这一党不死自死，不散自散了”；其所谓“树党”，即让魏忠贤建立魏党，“我们如今也自立一党起来，做了心腹，结成党类，牢不可破，去攻他们”，“依附我们的，教他一日三迁，骤居显要，赐蟒赐玉，封妻荫子，自然都入我党，一日盛一日了”[2](P69、70)。

崔呈秀提出“破党”、“树党”的说法，实际上就是要铲除东林党这一君子之党，“都是方正的人”，“是个有功劳、有肝胆、全忠义的臣子”；树立阉党这一小人之党，回目“朋奸窃柄”即说明了这一点。

《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第十一回的开头也写道：“自古贤奸不两立。有时贤进奸退，君子做事，保养元气，还不已甚。一到奸进贤退，把那些邪人布在言路，或管着刑名，攻人阴私，诬人赃罪，口舌与鞭朴并用，定兴大狱，定空善人。到得是非明时，贤人已死亡尽了。”[3](P55)这里说的“贤奸”，“贤人”、“邪人”，就是指小说中对立的两党——东林党和阉党。

清末小说《绣像捉拿康梁二逆演义》，作者将康有为夤缘、蒙骗或推荐、提拔的官员，明确地称为“朋党”、“逆党”、“奸党”。

小说共四十回，有八回回目明确指出了康有为等人为“党”，如第十七回“结朋党会参守旧人”、第十九回“锢私党任意保门生”、第二十四回“恃党恶羞恼激堂官”、第二十七回“逆党奸媒假传圣旨”、第二十八回“崇提督奉旨拿奸党”、第三十一回“送信音党人谈近事”、第三十三回“逆党潜逃查抄私室”和第三十五回“逆党株连市曹伙法”；小说中的“朋党”、“逆党”、“奸党”等词，比比皆是。小说显然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视为小人朋党。

明清小说常将君子朋党和小人朋党比照写出，造成鲜明的对比。例如：称呼相反，对东林党人常以“正人君子”称之，对阉党常以“小人、奸人、奸佞、奸雄、权奸、贼”等呼之。

回目相对，如《樵史通俗演义》第八回回目“奸计成一网打尽，正人败八面受敌”、第十五回回目“应风云众正齐纠，震雷霆巨奸南窜”等。

人物评价对立，如《樵史通俗演义》说东林党人杨涟，“是湖广一个大豪杰、真圣贤。……百姓敬他爱他，竟如神明一般”；却说阉党中人阮大铖，“原是江南桐城一个才子，只是为人势利，性子又极阴毒”。作者对分属于不同朋党的人物的感情也不一样，对东林党遭受迫害，心怀同情，写得悲壮；对阉党中人遭到镇压，大快人心，写得痛快。

明清小说还写出了君子朋党与小人朋党发生矛盾冲突的必然性，主要源于名利、权利之争。比如阉党要贪污纳贿，遭到了东林党的阻挡、揭发和弹劾；阉党要篡权，作威作福，却被东林党揭露和阻止了。“魏忠贤便与这班人尽情绝义，再没指望了。……他老羞变成怒，越发与朝臣做对头了。”[1](P56-57)

《绣像捉拿康梁二逆演义》写康有为组织保国会、上书言事，却遭到礼部尚书许应骙的反对，为此，康有为支持其朋党中人上书弹劾徐应骙，势若水火。

二、小说情节设计

（一）利用“朋党”之名攻击政敌

宋代以前，传统的朋党观念大体是：“朋党”是贬义词，是“中国专制社会普遍诅咒、憎恶、畏惧的字眼”，是“君主专制诅咒、憎恶的对象”[4]；人们对“朋党”，畏之如虎，避之如仇，深怕与“朋党”沾上关系，因为在统治者看来，“朋党”会危及君王的统治，于是深受君王的忌恨，君王会残酷地打击、迫害他们；士人普遍认可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是：“君子不党”（《论语·卫灵公》）。

明清小说受到传统朋党观念的影响，叙写党争时，常利用“朋党”之名攻击政敌，这几乎是朋党之间最便捷有效的斗争工具或者说借口、手段。谁沾上“朋党”之名，谁就会遭受迫害，甚至消灭，落得个悲剧下场。

初刻于明代崇祯元年的小说《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其第十回写道：魏忠贤和一干党羽商议怎样对付那些上本弹劾他们的大臣，李永贞道：“这无如一个‘党’字。向来原有东林党一说，如今邹元标聚众讲学，正是一个立党的证佐。有不快意的，都揿入去党字，是个海，怕这些人还填不满哩。”

于是，魏忠贤抓住机会，借“朋党”之名，打击、迫害正直的东林党大臣。在六部都察院科道官会推吏部尚书的本上，他票旨，“道左都御史高攀龙，所推都系赵南星私人，俱系东林邪党朋比为奸，也着削了职为民。”“此时魏忠贤把一个党字，逐走了高左都，那个还敢救他？”并且如法炮制，“不两月之间，连逐五个大臣，一个台谏”，“数日中，不待追逐，去了数十人，台省为之一空。魏忠贤好不得志”。

魏忠贤想对“东林党”斩草除根，向李永贞等人说：“须得做他些结党横行光景，再坐他些赃私，方可绝他后来做官的门路，遮天下耳目，这等才好。”李永贞、崔呈秀等人就编撰出“东林衣钵图”，把吏兵二部、都察院、吏科都给事和河南道御史等紧要衙门与赵南星相好的大臣都列入黑名单。

“自撰这图出来，弄得这些在图上的恐怕陷入党去，好生不安；那些不在图内的，好不忿恨……这边要参东林，那边要劾东林，朝内乱乱的，都把东林为仇。若说是个东林党人，便一齐来攻。若一诬他做东林党人，再也爬不起。这些官岂真是忠贤鹰犬，只是为他愚弄了。……一时如简讨缪昌期与崔御史周宗建、李应升，这干都被揿入东林谱中，都立脚不定，只得告病乞归。他又批着追夺诰命为民，真是一网打尽了。这些人既把‘东林衣钵谱’激怒这些做官的，却又撰一本，又说这些东林党人自比宋江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把李三才做个晁盖，赵南星比做宋江，邹元标是卢俊义，缪昌期是吴用，高攀龙是公孙胜，魏大中是李逵，杨涟是八骠骑中的杨志，左光斗是五虎将中的关胜，只拣名宦。及魏忠贤崔呈秀所恼的，都配入里边做强盗。又留二十五名道：‘这些尚未查确，姑隐其名，以存厚道。’这都是崔李两人奸处，正留这酒碗儿，他若是出了二十五人名字，倒有限，以后不可增入，惟这等空起，令人人自危，人人求免。正是一个大网罗，连外边这些百姓见了这册书也都道：‘这些东林果然成党了。’也指指搠搠他们。只是魏忠贤这三个人，不惟蔽了朝廷聪明，又乱了百工的是非，颠倒了百姓好恶。”[3](P51、52、53-54)

小说条理清晰地写出了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如何利用“朋党”之名网罗、打击、迫害不愿意与他们同流合污却与他们作斗争的正直的大臣们。阉党利用“东林党”的名号，炮制出“东林衣钵图”，将东林党人比作“强盗”梁山一百单八将，致使人人与东林党为仇，阉党趁机贬逐、迫害东林党人，党争极其残酷，致使“台省为之一空”。

写作于明末清初、刊刻于清代康熙雍正年间的小说《梼杌闲评》，其部分内容依据《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改写而成，其中关于魏忠贤及其党羽谋划陷害东林党等大臣的情节，二者表达相似。

《梼杌闲评》写道，李永贞说：“若要一网打尽，莫如加他们一个党字最好，这就同宋时章惇、蔡卞弄伪学的法子。向来原有个东林党。如今邹元标、高攀龙聚众讲学，就是结党的明证。是有不快意的，都牵他入内，何难！”

魏忠贤让手下的门客编撰出一个《东林衣钵图》，还有一本《天罡图》，将东林党人比作《水浒传》上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小说作者用一首诗表达了他的憎恨之情：“可恨权奸心太恶，倾谋正士如猱攫。欲将盗贼陷东林，不思忠义梁山泊。”

阉党诬陷左都御史高攀龙、检讨缪昌期、吏部周顺昌、御史李应升和黄尊素等人，给皇帝写的奏章道：“为欺君灭旨，结党惑众，阻挠上供，亟赐处分以彰国体事。内中参苏州巡抚周起元，莅吴三载，善政无闻，惟以道学相尚，引类呼朋，各立门户。而邪党附和者，则有周顺昌、缪昌期、周宗建、高攀龙、李应升、黄尊素，俱吴地缙绅，原是东林奸党。每以干谒，言必承周起元之意。曰此项钱粮只宜缓处，将太、安、池三府协济袍缎银二千两铸钱，尽入私囊。然黄尊素更为可耻，辄与掌案司房黄日新，因其桑梓，甘为叔侄，往来交密，意甚绸缪。俾日新窃彼声势，狐假虎威，诈害平人等事。”[5](P370-372、398)

“朋党”，是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大作文章、迫害正人君子的好借口、好手段。《梼杌闲评》最末回即第五十回再次交代了魏忠贤及其阉党对其政敌诬蔑为“朋党”的手段。

翰林院编修倪元璐在上书中指出：“杨涟之死，为劾忠贤；缪昌期为代杨涟删润本稿；万燝为论忠贤；李应升为申救万燝并阻忠贤陵土叙功；魏大中为不肯与阉奸通谱为侄；周顺昌为魏大中寄子；左光斗、袁化中、周朝瑞皆为触奸；高攀龙为劾崔呈秀贪赃；夏之令为奸细傅孟春之事，与呈秀相忤；周起元、黄尊素俱是太监李实谋害。此数人者俱系为国锄奸，无辜受害，并无赃证，何为朋党？况魏良卿招词内说是因挟私枉害，极是明白。”[5](P558)

小说再一次指明，魏忠贤及其阉党陷害杨涟、高攀龙等大臣，纯粹是“挟私枉害”，而“朋党”之说，纯为借口，即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二）君子朋党斗不过小人朋党，反遭到小人朋党的迫害

明清小说写君子朋党与小人朋党作斗争，其情节常是君子朋党落于下风，遭受小人朋党的迫害、打击。

《樵史通俗演义》写掌堂都察院杨涟奋身独出，上本历数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天启皇帝“有些疑惑”，当面质问魏忠贤。

魏忠贤在皇帝面前“巧语花言，一件件说得天花乱坠，天启又不恼他了”；接着，魏忠贤上本乞赐罢斥，天启皇帝把杨涟的本留中不发，把魏忠贤的本付阁票拟，内阁却耽搁了两日；魏忠贤早已串通天启的乳母奉圣夫人客氏，让她同几个内里心腹，去皇帝面前甜言美语，说魏忠贤的许多好处。

于是皇帝传旨慰留，让魏忠贤依旧管事；并在杨涟的本上批旨道：“一切政事皆联亲裁。……毒害等语，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杨涟寻端沽直，姑置不问。”

传出了圣旨，让朝中大小官员，不论君子小人，个个惊骇。小人见皇帝偏护魏太监，都一心一意奉承他；君子三三两两，议论纷纷：“魏贼这般罪恶，杨大洪老先生发觉出来，皇上全然不恼，反道他忠勤干事。眼见得邦家倾覆，社稷丘墟，怎么了，怎么了！”

众正直大臣便纷纷上本。吏科魏大中，拉了六科的同心朋友十余人，共上一公疏，直道：“忠贤不戮，客氏煽处，恐左右尽忠贤、客氏之人。皇上真孤立耳。”

群臣们上本，弹劾魏忠贤，“你一本，我一本，连连的参劾，忠贤恰像惯偷汉的妇人，惯偷摸的贼盗，凭人说的说，骂的骂，就如没有耳朵的，只当不听得罢了，本竟留中，概不批发”。

郎中万璟“上一本劾魏忠贤盗权擅利，奸甚于曹操、董卓，乞按律将忠贤种种不法事，悬示国门，立斩之以谢天下”。魏忠贤却毫不畏惧，仗着皇帝撑腰，还咒骂上本的官员“如邪狗一般，只管乱咬”。

天启皇帝面对群臣弹劾魏忠贤的奏章，或者推搪，“联自有主张，卿等不必过计”；或者为魏忠贤求情，“杨涟非无因而发，卿等或见其肺腑。追惟往事，联何忍忘忠贤之劳，听其陈请乎？”或者惩戒上书者，“万璟违旨渎奏，好生无状，着廷杖一百”，竟将万璟打死了。小说此回末评道：“小人志满，君子气夺，写来历然可观。”

由此可见，君子朋党要打击小人朋党，是十分艰难的。其原因正如苏轼《续欧阳子〈朋党论〉》所说：“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散之而疏；小人唯予言而莫予违，人主必狎之而亲。疏者易间，而亲者难睽也。”

魏忠贤、客氏长期服侍天启皇帝，深得皇帝的宠信，魏忠贤、客氏的花言巧语，很容易欺骗皇帝，将他蒙蔽。小人朋党有了皇帝的撑腰，君子朋党徒唤奈何。明清小说作者看到了这一点。

《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第八回写道：“‘宁得罪天子，莫得罪权臣。’这是攻奸的难。都因奸雄内外都有党与，平日又把小忠小信耸动了天子，他又进见容易，我进见艰难，他把一偏之辞，在君前折辨诋诬，反道是卖直沽名，不能有济于朝廷，而身家先自不保。虽是如此说，在忠臣原不计利害，而其实可怜。”[3](P40)

在皇帝的授意下，魏忠贤掌握了发本、票拟的权力。他将不利于阉党的大臣们的奏章不给发票，扣住，不让皇帝知晓；他又能擅自拟旨，借皇帝的“旨意”，去打击政敌。

大臣们上了本，无法保证皇帝一定能看到，也无法对票拟的“圣旨”表示反对，唯有接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这正如苏轼《续欧阳子〈朋党论〉》所说：“有党则必争，争则小人者必胜，而权之所归也，君子安得不危哉！”

在东林党与阉党的党争中，阉党一直占据了上风，东林党遭到残酷的迫害、镇压，有的东林党大臣被削职回籍，有的东林党大臣被逼自杀，大多数东林党大臣被逮捕入监狱，遭受各种严刑拷打，被活活地折磨致死。明清小说生动地描写了君子朋党在党争中遭受小人朋党的迫害和摧残，陷于落败的境地。

三、思想内容设定

（一）君子朋党和小人朋党在党争中的胜与败，实际上皆由君王操控

《警世阴阳梦》《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皇明中兴圣烈传》《梼杌闲评》《樵史通俗演义》等小说，写东林党和阉党的政治斗争，其斗争的主要手段，就是给皇帝上本，希望由皇帝来裁决是非曲直，希望凭借皇帝的权威来打击政敌。

东林党上本给皇帝，是他们唯一与阉党作斗争的手段，他们上本，希望得到皇帝的支持，同时唤起舆论的力量。但是，由于皇帝要么受到魏忠贤的蒙蔽，没有看到奏章，要么看到了奏章，却并不支持他们，东林党想要借皇帝之手打击阉党的希望是落空了。

但是他们仍持之以恒地上本，他们坚信欧阳修在《朋党论》中所说“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哪怕是皇帝对东林党有一丁点儿支持，即使不能够打击阉党，也能保护正人君子少受一点伤害。

《樵史通俗演义》第八回记叙阉党中人御史崔呈秀、李蕃先后上本，参劾巡关阁部孙承宗欺君误国，擅离讯地，拥兵逼都，乞赐罢谴，甚至当诛。好在天启皇帝平日早知孙阁部为人忠诚，不信谗谤，同时职方司郎也是正人君子，不肯杀人媚人，多次向部堂申救，阉党无法得逞。

魏忠贤又想以糜饷来消灭孙承宗全家，但天启皇帝又始终不依，只同意将孙承宗休致回家，这才保住了他的性命。崇祯皇帝后来登基上台，众大臣纷纷上本要弹劾魏忠贤及其阉党，新皇帝一颁发圣旨，阉党就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新皇帝发话了，阉党就毫无招架之力，顷刻间土崩瓦解了。众人赞叹：“新主英明，除这大奸不费一些气力！”[1](P134)由此可见，皇帝威力之大，皇帝才是决定党争胜与败的关键因素。

魏忠贤打击东林党，也利用阉党爪牙上书给皇帝作为斗争手段。《樵史通俗演义》第五回写道，阉党中人傅櫆、倪文焕、张讷等各呼朋引类，奉承大监魏忠贤，每人给皇帝上一本，攻击东林党人赵南星、左光斗、魏大中、邹维琏等，满朝里真如聚讼，连体统都没了。

第八回写道，阉党爪牙纷纷大献殷勤，都摩拳擦掌，争先上本。御史杨维垣诬奏侍郎王之寀，大理寺徐大化诬奏杨涟、左光斗，御史倪文焕诬奏李邦华、周顺昌、林枝桥。东林党人已削籍的，严旨诘责；未去位的，削夺不恕。一个朝廷被弄得空荡荡，没什么正人君子了。魏忠贤手握实权，其党羽吴纯夫管理工部，田吉掌管刑部，李夔龙协理院事，崔呈秀掌握兵部，六卿以及各镇守都是阉党中人。

魏忠贤在天启皇帝的信任放纵下，蒙蔽皇帝，依靠矫旨来打击、迫害、消灭政敌，无往而不利。以至于朝臣们都说：“皇帝也是魏老公做，阁老也是魏老公做；皇帝不发票，阁老不票本，不知终日何所事事。况且阁里的人都是老公的干弟、干侄、干子，何必又设这内阁做什么。”[1](P68)

实际上，这是皇帝利用魏忠贤来打击东林党的阴谋活动，却壮大了魏忠贤及其阉党的势力，这是这一阴谋的副作用。魏忠贤在天启皇帝的宠信放任下，甚至有了摄政、篡位的念头。但他的阴谋很快在百官包括众宰辅的反对下破产了。

崇祯皇帝一登基，在皇帝授意下，魏忠贤及其阉党就被轻易地彻底而全面地铲除了。崔呈秀知道大势已去，决定自杀，其妾萧灵犀劝他将银子送给当权者以赎身，崔呈秀绝望地说：“如今圣天子在上，财、势两字用不着了，还说什么银子。”[1](P118)

崇祯批下旨意道：“奸逆盗权，阴谋叵测，凡厥党羽，所当严惩。五虎、五彪，既会议确的，李夔龙、吴淳夫、倪文焕、田吉行原籍抚按追赃，照数解助边饷，克日发附近卫所充军；田尔耕、许显纯即着原籍监候处决；崔应元、杨寰、孙云鹤行原籍抚按发边卫充军。各犯诰命通行追夺。以为附权蠹之戒。”[1](P154)

圣旨一下，刑部将他们一一发向各原籍抚按，监候的监候，发遣的发遣，将阉党彻底地铲除干净了。

清末小说《绣像捉拿康梁二逆演义》写康有为、梁启超等“逆党”遭到了惩除，虽然不是由光绪皇帝而是由慈禧太后安排的，党争的操纵者好像不是皇帝，然而实际上，光绪皇帝只是个傀儡，慈禧太后才是当时真正掌握君王权利的人。

在政治舞台上，朋党们你方唱罢我上场，走马灯式表演，实际上一切皆由君王操控着。朋党们毕竟都是君王的臣仆，其命运捏在君王的手中。

这种君王掌握了朋党们生杀予夺大权的党争书写模式，完全符合封建时代皇权至上的现实特征，也揭示出党争的根源在于君主专制制度的本质，它鲜明地体现了古人的朋党观念。

（二）朋党双方最后均遭受迫害甚至消灭，结局悲惨

朋党人物的命运皆由君王控制，他们的命运是不自由的，悲惨的。这在古代社会是真实的存在。明清小说将朋党们的悲剧命运真实地表现了出来，即朋党遭受迫害，甚至被消灭，其结局极其悲惨。

《警世阴阳梦》《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皇明中兴圣烈传》《梼杌闲评》和《樵史通俗演义》等明末清初小说，都写出了东林党遭受阉党打击、迫害甚至杀戮的悲惨境况，这是这些小说书写的主要内容之一。

《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写阉党折磨抓入监狱的“东林党六君子”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场面相当惨烈：“两旁走过许多人来，把这六个揪翻在地下，老实打了四十。又叫拶，把这六个拶了两拶，又夹了两夹，把几位官员……拶打得也有叫冤枉的，也有叫神明的，也有叫神宗皇帝的。打得这几位皮肉皆开，拶夹得手足将折……用刑完了，把这几位血污满地，或是驼，或是扛，送到北镇托司监监了。” [3](P64)“东林党六君子”最后都被残酷地折磨死去。

《梼杌闲评》写东林党人吏部周顺昌等被阉党爪牙许显纯摧残致死的情景，极其悲壮：“（周顺昌）骂得许显纯哑口无言，几乎气死。又叫敲他的牙，把个周吏部满口的牙齿几被完。周公立起来，竟奔堂上，校尉见了，忙来拉时，他已走到公案前，把口中鲜血劈面喷去。许显纯忙把袖子来遮，早已喷了一脸一身。连忙叫扯下去打，又打了一顿……才收监。……禁子便来递犯官周顺昌、周宗建星夜身故的病呈。……发出尸首，周御史还是全尸，只是压扁了。周吏部身无完肤，皮肉皆腐，面目难辨，止有须发，根根直竖，凛凛犹有生气。许贼奉忠贤之命，一夜摆布死了两人。”[5](P411)朋党被摧残的命运，可见一斑。

清末小说《绣像捉拿康梁二逆演义》写康梁“逆党”中的六人市曹伏法，康梁二人被迫逃亡海外的命运，相当悲惨。

同样，《警世阴阳梦》《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皇明中兴圣烈传》《梼杌闲评》和《樵史通俗演义》等小说也都写出了同为朋党的阉党的覆灭结局。崇祯皇帝实行新政，众大臣纷纷上书，揭发魏忠贤及其阉党的罪恶。阉党恶事做尽，最终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梼杌闲评》写魏忠贤、崔呈秀，最后被迫上吊自杀，死后，魏忠贤被开棺凌迟，崔呈秀被开棺枭首。客氏也被拿进监牢，活活被打死。阉党党羽，如五虎、五彪等人，都受到了严惩：追赃，处决，“不惟驱除了几个大奸，又剪除了一班羽翼，朝廷肃清，一时整理”[5](P557)。《警世阴阳梦》甚至虚构出魏忠贤及其阉党下地狱遭受惩罚的情节。

（三）有的明清小说客观上写出了“党争亡国”的思想

“《樵史通俗演义》在反映晚明党争方面堪称是一部集大成的作品，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准。”[6] (P194)它真实地书写了东林党、复社同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以及阉党余孽进行的党争，同时穿插了与党争相关联的辽东战事和李自成起义，全景式地展现了晚明在党争中一步步走向灭亡。

一方面，小说带着憎恶、贬斥的感情书写了魏忠贤及其阉党怎样迫害东林党人以及复社成员，“好好的江山，坏于魏、崔、马、阮之手”[1](P308)；另一方面，小说虽然对东林党遭受阉党迫害的悲惨境遇深表同情，但是也客观地、毫无隐晦地写出了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在晚明、南明政权陷于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际却毫无办法、毫无举措的无能和漠然，他们只一个劲儿地给皇帝上本，跟阉党以及阉党余孽作斗争，让朝政纠缠于无休无止的内斗中，耗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和物力，对此，作者显然是持批评态度的。

小说写道，新皇帝崇祯刚刚登基，幸存的东林党人和同情东林党、憎恶魏忠贤及其阉党的大臣们，纷纷上书皇帝，要扳倒魏忠贤，彻底清除、惩办阉党，却没有一个人去关心迫在目睫的李自成起义和满清入关这关乎明朝生死存亡的大事，没有一个人为之出谋划策，殚精竭虑。

“且把朝里新政铺张扬厉一番，使那天下后世也知崇祯皇帝是个英明的天子，原非无道之君，只为用的大小臣工不肯同寅协恭，替朝廷出力，却终日攻击邪党，各立门户，弄得朝政纷纭。”“几个新阁老在家的，已乘传到京，弹冠相庆。朝夕商议的，只是死的忠良未蒙旌表，黜的贤才未能升擢，摩拳擦掌都要干这两件正事。”[1](P169-173)

从这些不多的叙述中可见，《樵史通俗演义》客观地书写了明末党争导致亡国的现实，小说已经触摸到了“党争亡国”的思想。这在明清小说的党争书写中是难能可贵的。

总结上文，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对朋党及其党争的认识有着较丰富的内涵，逐渐形成了朋党观念。明清小说体现了古代朋党观念的各个层面，其党争书写具体表现为以下特点：

小说人物分别隶属于君子朋党和小人朋党两个群体，正邪对立，正反相映。其小说情节主要是：利用“朋党”之名攻击政敌；君子朋党斗不过小人朋党，反遭到小人朋党的迫害。在党争中，君子朋党和小人朋党的胜与败，实际上都由君王操控；最后，朋党双方都会遭受迫害甚至消灭，结局悲惨；有的明清小说客观上写出了“党争亡国”的思想。

明清小说迅速反映时代思潮，生动地体现出朋党观念，这是它值得肯定的价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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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嘉应学院学报》2024年第5期，经作者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