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作者：James Greig
翻译：一块红布
校对：何裕徵、zadd
编辑：罐头笑声
题图作者：Louise Grojean
全文长约5200字，完整阅读大约需要25-30分钟
原文题记：“在（巴勒斯坦地区）目前的条件下参与文化活动——哪怕只是作为一名听众——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我们采访了阿尔哈拉（Alhara）广播电台、达尔·贾西尔（Dar Jacir）、雅布斯（Yabous）文化中心和阿伊达（Aida）难民营背后的运营团队，请他们谈谈正在进行的抵抗运动。”
针对沙迪的指控是，作为现职业足球运动员的他曾参加过一场抗议活动，据称一名定居者在抗议活动中受伤。除了两名年幼儿童的陈述外，没有其他证据支持这一指控。这两名儿童后来在法庭上翻供，声称他们遭到以色列士兵的殴打和骚扰以被迫提供虚假证词。他最终被判处一年软禁。“你被迫成为自己孩子的监狱长，”埃利亚斯说。“你必须签署一份文件，说明你将对他一周7天、每天24小时都待在家里负责监视他，这意味着你根本不能离开家。”在工作了25年后，她被迫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辞去雅布斯的职务——这是一个多功能场所，拥有展览空间、耶路撒冷唯一的巴勒斯坦电影院和音乐厅，并全年为巴勒斯坦年轻人组织各种活动和研讨会。
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自1967年以来一直处于以色列控制下的巴勒斯坦领土的一部分——几十年来一直饱受暴力、压迫和侵犯人权之苦。自去年10月7日以来，占领区的生活变得更加糟糕了。除了对加沙进行种族灭绝攻击外，以色列去年还在约旦河西岸杀害了至少747名巴勒斯坦人，逮捕了10,000多人，并通过强制拆迁和定居者暴力使数千人流离失所。巴勒斯坦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攻击，文化部门也不例外。“行政拘留”政策——巴勒斯坦人即使没有犯下罪行也可以被无限期监禁——已经用于对付几位文化界人士，包括杰宁难民营自由剧院的制片人穆斯塔法·谢塔（Mustafa Sheta）。拉尼娅和她的丈夫、爱德华·萨义德民族音乐学院院长苏海尔·库伊（Suhail Khoury）也曾多次被捕——有一次，她说她因“宣传巴勒斯坦文化”就被拘留。
在耶路撒冷，文化活动经常被以色列国防军叫停。上个月，雅布斯组织了一场由导演阿斯玛·贝塞索 (Asma Bseiso) 执导的纪录片《七波浪潮》（Seven Waves）的放映会。埃利亚斯说，在电影开始前两分钟，以色列士兵冲进文化中心，要求先看电影，以确定它是否构成安全风险。《七波浪潮》是一部对加沙海洋的抒情沉思，通过两个平行的叙事，讲述了一位年轻的赛艇冠军为比赛训练，以及一位渔民和海上救援人员的故事。即便士兵们也会声称这与暴力或恐怖主义无关。但在看完电影后，他们告诉中心的代理主任，如果他放映这部电影，他们第二天就会把他送上法庭。他们不需要合法依据来关闭雅布斯中心：在西岸，占领者做的一切都会被法律所“正当化”。
电影《七波浪潮》海报
由于以色列花了数十年时间将约旦河西岸分割成碎片，巴勒斯坦城镇之间往往无法通行。“人们在检查站必须经历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羞辱不应该被忽视，”阿尔哈拉广播电台（Radio Alhara）的联合创始人尤素夫·埃利亚斯（Yousef Elias）告诉Dazed。“约旦河西岸有巴勒斯坦人定居点，但这些定居点正被以色列公民占领。所以，当你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时，你必须经过那些被占领者和巴勒斯坦人混用的公路，而那附近的占领者当下及其暴力。”
在这样的条件下参与文娱活动——即使作为观众参与其中——也是极其危险的。如果你住在利物浦，想去曼彻斯特看一场展览，一个小时就能到。耶路撒冷和拉马拉之间的距离大致相同，但这段旅程可能需要一整天——如果你能到那里的话，而且很有可能被困在路上过夜。你可能会在路上被占领者用以色列政府提供的枪支射击；你可能会在检查站被任意逮捕，最终被关进监狱——监禁时间全然未知，同时可能在其中会遭受暴力殴打、尊严践踏和性虐待。如果每次你想去附近城市听音乐会时都要考量这些风险，你还会去吗？
“有时候，当我想到我们工作的条件，并向巴勒斯坦以外的人大声说出这些条件时，我感觉简直太疯狂了，”文化研究中心“达尔·贾西尔”（Dar Jacir）的联合创始人兼主任艾米莉·贾西尔（Emily Jacir）告诉Dazed。“我们的团队成员来自伯利恒、耶路撒冷和希伯伦，他们有几天甚至几周都不能来这里。有时伯利恒本身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的街道非常动荡，不得不疏散人们——大门打开，军队进来，他们开始逮捕人。”
“达尔·贾西尔”位于伯利恒一栋历史悠久的住宅内，该住宅恰好位于西岸隔离墙旁边，以色列国防军士兵每次突袭该市时都会经过该入口。以色列军方不再像过去那样仅仅依靠催泪瓦斯和臭鼬水来驱散巴勒斯坦人，而是安装了人工智能操作的机器人枪支，它可以俯瞰附近的阿依达难民营（Aida Refugee Camp），并旋转跟踪经过的人。自2018年成立以来，艾米莉说“达尔·贾西尔”曾多次遭到以色列国防军的突袭：士兵们砸毁了建筑物，破坏了一些历史遗迹，并烧毁了位于屋顶的城市花园。
“达尔·贾西尔”中心的城市农场遭到焚烧。（图源：艺术新闻，Aline Khoury摄影）
自10月7日以来的一年里，艾米莉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一直致力于将人们从加沙带走，而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代价高昂而极其复杂的过程。“最让我难过的是，我们本可以在自己的空间里庇护所有与我们合作的加沙艺术家和他们的家人。但作为西岸人，我们甚至不被允许维护我们自己的社区。这太令人发指了，”她说。“达尔·贾西尔”通过多种方式支持加沙艺术家，包括组织展览和海外驻留，以及为当地社区的人们举办讲习班，其中一些讲习班专注于音乐、录音和农业实践。
艾米莉说，与“达尔·贾西尔”合作的一些艺术家受到持续不断的种族灭绝的影响太大，无法继续创作；但其他人希望继续创作，文化中心也决心支持他们。“现在发生了很多事情，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处理，”艾米莉说。“有些人从事更多的基于社会活动的工作，其他人则致力于保护文化遗产；一切工作都很重要，因为一切他们正努力保护的都面临着威胁。有时当我们工作时，我会想，’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我们就是他们的下一个目标。生存的危险越来越迫近了，而世界上的其他部分却无动于衷。’但不管怎样，我们会一直工作到最后。”
与“达尔·贾西尔”密切合作的阿依达难民营的生活一直很动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01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它是世界上被使用催泪瓦斯最多的地方——去年的情况也有所升级。军事袭击次数显著增加，其青年中心执行主任阿纳斯·阿布·斯鲁尔（Anas Abu Srour）被行政拘留了九个月，没有受到任何正当指控，也不被允许与律师甚至家人接触。在狱中，斯鲁尔在半岛电视台写道，他被以色列军队断食、羞辱和殴打。阿伊达难民营的几名教师、培训者和儿童被捕，两名董事会成员也被监禁。
阿依达青年中心开展了一系列创意项目。年轻人正在学习演奏不同的乐器，并进行实地研究以保护周边地区的传统音乐。阿依达青年中心主任穆斯塔法·阿拉吉（Mustafa al-Araj）告诉Dazed：“他们正在拜访老年人并进行采访，试图收集1948年以前巴勒斯坦文化的故事、歌曲和诗歌。我们设法收集了一些我们以前从未听说过的歌曲。”
穆斯塔法表示，阿依达的音乐项目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文化遗产或娱乐活动，也是为了保护难民营中年轻居民的安全。“我们试图让他们远离街头的暴力。如今，所有难民营都遭受着以色列军队的大量暴力。我们试图为年轻一代寻找更好的未来，所以我们试图让他们为之忙活起来。”
几十年来，涂鸦在巴勒斯坦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发生的第一次加沙大起义期间，在墙上写字是传播新闻和传递信息的一种方式——穆斯塔法将其与今天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的方式进行了比较。由于涂鸦在以色列军事法律下是非法的，因此它成为了一种反抗行为。这一传统在今天的阿依达的年轻人身上得以延续：他们在墙上写诗歌和口号，画画，有时画的是那些政治犯。在去年10月7日之前，营地的居民还通过向路过伯利恒的游客出售手工刺绣工艺品来赚取收入。
但此次加沙战争给阿依达的人们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就像巴勒斯坦其他地方一样。“他们是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有家人和朋友在那里，我们与他们站在一起，”穆斯塔法说。伯利恒的经济主要以旅游业为基础，现在已被摧毁，再也没有游客来购买阿依达礼品店出售的商品。过去在以色列境内工作的巴勒斯坦建筑工人被禁止工作，这意味着周边地区的许多人现在失业了。
这些严峻的形势迫使阿依达的主管们改变工作重点。“我们的大多数创意项目不得不停止，取而代之的是救济项目，比如医疗或食品项目，”穆斯塔法说。“现在我们与艺术相关的活动越来越少，因为重要的是先得养活人们。”不过，虽然阿依达的文化项目被大幅缩减，但它们并没有完全停止。“孩子们在我们的同事入狱期间为他们写短信和画画，出狱后我们会把这些送给他们”，穆斯塔法说。
阿尔哈拉广播电台是一家位于伯利恒的在线广播电台，由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于2020年共同创立，其中包括埃利亚斯·阿纳斯塔斯（Elias Anastas）和尤素夫·阿纳斯塔斯（Yousef Anastas）兄弟。该电台以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这在其音乐策划及其表现出的政治倾向中亦有所体现：如果你随意打开它，你听到爵士乐、说唱和创新性声音艺术的可能性与听到阿拉伯音乐的可能性一样大。2020年，该电台发起了首次在线抗议活动，以抗议以色列加紧非法吞并约旦河谷：“声音解放阵线”召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85位音乐家、DJ和音乐爱好者，通过每人贡献一小时的内容来抗议以色列的非法行为。
阿纳斯塔斯兄弟还在伯利恒经营一家名为“神奇柜子（Wonder Cabinet）”的文化中心，该中心为广义上的创意创作提供空间，包括设计、手工艺、音乐、美食和电影。今年5月，奇异内阁组织了“地方之声”活动。这是一场年度聚会，汇集了来自巴勒斯坦和世界各地的声音艺术家和DJ，他们一起用一个月的时间创作与特定地点相关的作品。今年的活动重点关注克雷米桑谷（Cremisan Valley），这是伯利恒西北部的一块领土，有被以色列吞并的危险。“（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存在受到了严重威胁。”
“神奇柜子（Wonder Cabinet）”内部。（图源：Dezeen杂志）
去年战争爆发后，阿尔哈拉广播电台团队决定关闭电台一天，然后要求世界各地的居民根据当时的情况调整节目。“在电台，每个小社区开始表达他们自己对抵抗的感受，这些抵抗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斗争息息相关。这些事情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更加强大、具有更多共同点的社区。它给世界带来了一种全球性的东西，这种东西的形成是超本地化（hyper-local）的，”尤素夫说。“我们有来自印度尼西亚、法国、美国、巴勒斯坦、日本、南非、阿尔及利亚的现场直播……它创造了一种共同的认同，我认为这就是电台抵抗当前局势的方式。在伯利恒，即使在情感层面上，团结也是有益的。这种团结不是居高临下，而是让你能够与其他人找到共同点。”尽管尤素夫对文化本身就是抵抗的观点持怀疑态度，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营销口号”，但他相信，建立这些国际网络可以产生更有意义的抵抗形式，文化可以在其中发挥作用。
当我问雅布斯的埃利亚斯，加沙种族屠杀对约旦河西岸人民有何影响时，她告诉我，她认为这不是一个正确的问题。“我们是一个民族。很难说它对约旦河西岸有何影响。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它都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上，”她说。我采访的大多数人都以某种方式表达了这种观点。巴勒斯坦确实被以色列瓜分和分裂（包括约旦河西岸本身），巴勒斯坦人可能会因居住地不同而受到截然不同的条件的影响，即使他们只相隔几公里。但这使得我们在谈论它时不要强化这种分裂变得更加重要：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并不是截然不同、可分离的实体。
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认为艺术和文化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也能经久不衰或许会让人感到安慰：也许这会让我们对政府支持下犯下的罪行感到不那么愧疚；也许这会唤起一些关于人类精神不屈不挠的感伤观念。就巴勒斯坦而言，这种想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人们仍在创作艺术，仍在保护自己的文化，仍在为解放而战。巴勒斯坦人并不是被动的受害者。你不必费力寻找就能发现令人谦卑的勇敢行为或集体关怀。但现实要复杂得多。正如艾米莉所说，有些人非常痛苦，无法继续正常生活，这并不是他们软弱或失败的表现，而是对大规模屠杀的深刻人性反应。
在一些地方，比如阿依达青年中心和加沙本身，文化项目受到阻碍或无法开展；情况恶化到除了基本生存之外的任何事情都成为奢侈。将遭受无法忍受的痛苦的人们的坚韧不拔浪漫化是一种错误。虽然人们常常对这种坚韧不拔充满钦佩，但期望巴勒斯坦人拥有无限的决心和忍受暴力、创伤和悲伤的超自然能力本身就是一种非人性化。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最近的一项研究估计，加沙的死亡人数可能估计会超过186,000人。在如此可怕的情况下，你不可能不试着去寻找一线希望；尽管如此，你也无法编造一个关于艺术力量的温馨故事。
“说实话，人们都陷于瘫痪了。我们没办法继续正常生活”，埃利亚斯说。“天气太热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加沙街头的人们过得怎么样，他们现在没有住处。我们吃饭的时候，就会想到那里没有东西吃的人们。我们不再被自我认同为人，我现在觉得自己像个机器人。一想到我们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仍有住处，头上仍有遮蔽，我就睡不着。我的孩子们在我身边很安全，而加沙的母亲们，她们的孩子大多已经不在了。她们寝食难安，却也无能为力。我们无法在这里（安心的）生活，我们每分每秒都在受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