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未去——遇见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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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雨:过去,未去——遇见钱穆 | 新华走笔

(一)

“我决定北上了。”他摆了摆青灰大褂,苏州的湿气仍黏在周身,而此时北平的初秋应是清朗舒畅的。

钱穆最后还是拒绝了中山大学的邀约,接受顾颉刚的推荐,去了燕京任教。

许多年后,在钱穆先生作品集《中国历史精神》中,我再次遇见了钱老,问及“北上”原由,他答曰:江浙沿海一带,虽是今天经济文化之重要地区,一切人才集中,然而像一树繁花,已经发到烂漫极盛之时,快该凋谢了。“早宜积极寻找新生命,诱导成新力量,决不当苟安姑息,只顾目前。”

“我们该再来复兴北方!”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南方人,钱穆还未踏上北方的土地就已豪情万丈,迫切希望北方人可跑上舞台扮演新的角色。

在他眼中,历史好像演戏,地理是舞台,人物是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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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钱穆故居中的钱穆先生铜像(9月14日摄)。新华社记者 鲁鹏 摄

——宾四,你想扮演什么角色?

——田园将芜胡不归。

——归哪里?

——今天的中国人,应该拉过头来,向内地跑,跑向内地。在国家立场上,至少该用些力量,引导文化经济逆转跑回黄河流域,由此继续向西北前进。在这里,我们一定可以得到新刺激,一定可以产生新力量!

船靠岸了,钱穆下了船,立在民国十九年的那个码头。这是他第3个本命年。

(二)

入春来,值雨季,连旬滂沱,湖水皆盈,一派蒙自春光。

空袭的警报总是划破静谧时光,来不及放下手中的讲义,钱穆跌跌撞撞地往防空洞走去。路遇一同赶路的联大师生只能眼神交汇一下,旁的也顾不上了。

不时,土坡下传出教师的讲课声,像是清华的冯芝生。这让众人逐渐平复了下来,钱穆摊开手中紧握的通史随笔,找到刚才打算添写的部分,又研读起来。

自那日陈梦家离开,关于《国史大纲》的撰写框架就一直盘踞着他的大脑,支配着可以利用的一切空闲。

“史学是生命之学。”钱穆从《中国历史精神》的纸堆中探出头来,镜片后的双瞳闪着光芒,似乎比桌前的台灯还亮几瓦。“犹如要消灭一个人的生命,必先消灭他的记忆般。要灭亡一个国家,定要先灭亡他们的历史。”

泉声嘤噎且入夜愈响,老钱最近总梦见自己在苏州无锡乡下之水船中。梦里不知身是客,钱穆以往生命之积累演变,又开展到下一个平面。“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他唠叨着《孟子》书中的话,想为今天的自己做一个注解:历史就是要我们看这一段人生的经验,看这一番人生的事业,直从过去透达现在,再透达到将来。而历史精神,就是要把握这一点,从过去透进现在而直达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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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钱穆故居中展出的钱穆著作(9月14日摄)。新华社记者 鲁鹏 摄

这是生命才有的力量。

“若要认识自己,则该用沉静的理智来看看自己以往的历史。中国历史知识的复活,才是中国民族精神的复活,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复活。”我捻着书页的手仿佛被扼腕一握,感受到那份恳切。

从抗战到胜利,钱穆一直坚信中国历史的独特精神,那是中国不亡的原因。

(三)

“中华民族是一个和平的民族,但中华民族也极有战斗精神。富有很坚强很优越的战斗精神!”钱穆在《中国历史精神》中反复与我诉说。层层叠叠的文字,讲国防、讲军队、讲制度,就是想告诉我,不该看轻了我们民族传统的强韧战斗精神。

书生亦有报国志。在抗战的紧要关头,《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的万言长文已为钱穆言明,同时坚定了无数知识青年投笔从戎的信念。

“我们很盼望在此知识青年从军的大潮流里,再出几个楚霸王与霍骠姚,或是再来几个周公瑾与诸葛孔明,或是再有几个李英公(李勣)与李卫公(李靖),或是再有几个岳武穆与王文成。此乃国家民族前途祸福所系,全国知识青年其速奋起。”

要是再早几年,钱穆是不会这么说的。彼时他曾与冯芝生争辩,学生的任务就是读书,前线的事情自有前线的人去负责。凡属时局国事之种种集会与讲演,他皆谢不往。

但自抗战军兴,钱穆对时局国事屡有论评,刊载于报章杂志。在学生眼中,钱穆已不再是“世外人”。

惨烈的战事让钱穆的思想产生了重大转变,他在后方著书立说、奔走讲演,以民族意识为中心论旨,激励民族感情,振奋军民士气。

“可知每一个好制度,必须有一种良好精神来维持。若精神一衰,最好的制度也要崩溃的。”钱穆在书页上写道。

他心底有一个声音:一个国家武力之根源,必然归宿到这一国家之文化整体,与其民族性之独特优越处。

(四)

在香港的夜月下赶路,隐隐能尝到海风的湿咸。转过街角霓虹闪烁的小舞厅,经过结束白日喧嚣的纺织厂,钱穆止步于九龙桂林街61号,门口的“新亚书院大学部”的牌匾,给他疲惫的神经带来了一丝安慰。

楼梯间三三两两睡着一些回不去的学生,钱穆撩起长褂,小心翼翼跨过他们上楼。回到宿舍,将外出授课用的公文包收好,他坐在桌旁,为正创作的《新亚校歌》补了两句: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

白手起家,创办大学,并非不顾现实,而是认清了现实——救国要从教育着手。

钱穆从民国元年便开始教书,50来年的教学生涯,一直没有离开过天真活泼的青年人。初次接触,他总给人以严肃的导师感,但在他操着无锡官话的课堂上却又不乏畅快的笑声。

“见到许多流亡青年,到处彷徨,走投无路。自己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们失学?”钱穆知道,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局势中,迷途的青年人若走进教堂,或可有暂时慰藉;但倘能走进书院,则能让整个心灵获得寄托。

在最艰难和烦闷的日子里,钱穆又拾起戒了十几年的烟斗。吐出的氤氲伴随愁绪升腾、弥散,他叹息:若不能给青年人一个正确而明朗的人生理想,各自找不到他们的人生出路,所谓文化传统,将变成一个历史名词,渐渐烟消云散。

“教育之失败,便失败在把教育看得太狭义了。教育与整个人生脱了节。”钱穆在此后不久的讲演中说道,从中国历史上,看中国自己传统下的“广义”教育吧。中国文化,是一向看重“人文精神”的。中国任何一派学术思想,莫不以教育哲学为其最高的核心。

钱穆谈及教育的话被整理改定,收录在《中国历史精神》中。虽不同其以往学术性论文,但均是人生经历、肺腑之言。

(五)

“民族”“文化”“历史”,这三个名词浓缩于钱穆的一生,这些他死死守卫的珍宝,终成为我们走向未来的通行证。

擦身而过时,他微笑着回应我们的致敬:历史时间过去的未过去,依然存在;未来的早来到,早存在着。

过去,未去;未来,已来。

作者: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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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