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李沁桦 张奕丹
11月14日，江西的初冬已经开始有了寒意。下午六点多，十多个背着书包、戴着黄色小帽的小孩，排成一列走过来。满头银发的黄梅生站在德仁苑的铁门前，弯下腰，笑眯眯地挨个和孩子们击掌。
前不久，一则关于黄梅生的短视频在网络上走红。有人说黄梅生是“江西的张桂梅”，因为从2008年建立德仁苑开始，他免费养育了348个“困境儿童”。今年高考，德仁苑的12个孩子考上了大学。
2008年，黄梅生和孩子们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这些年，德仁苑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孩子，也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孩子，孩子们最早叫他“校长爸爸”，现在叫他“校长爷爷”。最开始，他们都是“野孩子”，后来，孩子们长大走出德仁苑，社会和生活在他们脚下徐徐展开。
有人说黄梅生傻，黄梅生却说，这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
01
封面新闻：您为什么创办这所学校？您是怎么关注到这些孩子的？
黄梅生：我的人生轨迹是以十年为单位的。20岁当老师，30岁当中学校长，40岁调到教育局做副局长，同时兼任分宜县第一小学校长。到了快50岁，2008年，我创办了德仁苑。至今16年，德仁苑一共有348个孩子。
一个人，总是要有自己过去的人生经历才会去做一件事。1959年11月9号，我出生在分宜县一个偏僻的农村，家里有八个兄弟姐妹，小时候总是吃不饱饭。上初中，我没有钱去食堂，每周的口粮就是从家里带来的一罐子干菜。有一次，我的老师看到我吃着已经发霉的菜，夹了两块霉豆腐放在我碗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两块霉豆腐。我对自己发誓，等长大了一定要当老师，帮助有困难的孩子。
高中毕业后，我先从村里的代课老师开始做起，1978年通过高考读了本地的师范。到了毕业分配，那个时候我很天真也很淳朴，觉得农村孩子更需要老师。因为自己在农村长大，我应该到农村去，到乡下为这些孩子服务。我很喜欢孩子，很快就和孩子们打成一片。那时候，我才刚满20岁。
我最早关注到困境儿童是在2000年，那时我已经调任教育局副局长。一个刚毕业的年轻老师哭着对我说，要开除班上的一个“野孩子”。我当时想，一个孩子调皮，肯定和家庭有关。我们去家访，矮矮的房子里空荡荡的，什么家具都没有，锅里只有萝卜和白菜。孩子的爸爸出车祸去世，妈妈患癌去世，与他相依为命的奶奶是盲人。作为一个老师，看到这个孩子好可怜，我就抱抱孩子，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灾难，降临在这么弱小的孩子身上？
直到2008年建立德仁苑，中间的八年，我都在频繁地家访，发动我们的小学教师统计每一个孩子的家庭情况，想要了解这些农村孩子的规模到底有多大。我首先关注的是孤儿，后面我又发现更多的、没有被看见的孩子，比如爸爸死了、妈妈改嫁到很远的地方，或者父母是残疾人，又或者父母双方有人入狱，这些都是最需要帮助的孩子。
最开始我们的想法是呼吁和走访，但是这样的看望毕竟是有限的。我每年都会去特别困难的孩子家里家访，用自己的工资和奖金买一点米、面和油。我走了，下一次再来看，孩子还是一样的。
这是非常无奈的八年，我觉得自己很无能，帮不了孩子。政府关怀这些困难家庭的孩子们，救助资金都会打到孩子的实际监护人账户上。但本来是给孩子用来吃饭的生活费，可最后就被监护人用来抽烟和打麻将了。我觉得很心痛，政府的这笔钱并没有实际改善孩子的生活状况。
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孩子们最缺的不是钱，而是健康、快乐和照护，最好的办法是把孩子们集中起来，一起管理和照看，让孩子们能吃得饱，穿得暖，有人爱。
黄梅生的办公桌上，摆着他和孩子们的合影。李沁桦 摄
封面新闻：刚开始创办，遇到了哪些质疑和阻力？
黄梅生：德仁苑收的这批没人照顾的孩子，从定性上就有很大的难题。实际上，那个时候既没有“困境儿童”的说法，也没有“事实孤儿”的说法，我本能地觉得他们就只是“没有人管的孩子”。最开始，民政和教育上都没有政策，我确实找过很多领导反映情况，记不清跑了多少个部门。
2008年，刚好有一个契机，有几个爱心人士愿意跟我携手来帮助这些孩子。政府专门成立了德仁苑领导小组，拨款20万元，在锻压厂社区建校。3月份办手续，4月份动工，9月份就建好了。我是迫不及待的，我们早一天建好，就可以多帮一个孩子。10月份，第一批34个孩子正式入住德仁苑。
很多人都说他们是“野孩子”。但是他们没人管，每天吃不饱，就只能去做一些出格的事。我就担心这些孩子，我们不去爱他，不去关心他，他走上社会就可能危害社会。
当时创办德仁苑，有人说我是傻瓜，有人说我在为自己贴金。最开始受了很多委屈，有人说这是民政局的事情，和我无关；有人要我把校长当好，不要给自己争荣誉。要实实在在地办好事，很难。
但我想自己有能力，只有我最了解这些孩子，让孩子能在我身边健康快乐地成长，就可能少一个危害社会的人。这就是我下决心要做的一件事，只要爱孩子，我自己问心无愧。
我今年65岁，这一辈子都在做老师，其他的工作我做不了。我的348个孩子都很阳光都是好孩子，长大的孩子经常回家来看我，给我一个拥抱一个问候，这就很让我快乐。
黄梅生和孩子们在一起。张奕丹 摄
02
封面新闻：什么样的孩子会进入德仁苑？孩子们怎么适应这里的生活？
黄梅生：进入德仁苑的孩子，首先都是贫困的孩子，其次我们还需要出具派出所证明，父母双亡，父病逝母改嫁，父在押母改嫁，或者父母双残。我们一家家去走访核实，找到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孩子。
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去爱孩子是我的本能。孩子缺父爱、缺母爱，在家里没人管，家里又贫穷，很调皮捣蛋，我就想让他到我身边，让我来教他和养他，让孩子改变他的坏毛病，不会成为社会的累赘。只要是能为社会做点什么，都是孩子们的好出路。
我会鼓励我的孩子们，做一个普通的人、遵纪守法的人、感恩社会的人。根据你的爱和你的能力，只要用心去做，能帮到别人的事，你都可以去做，可以说这是德仁苑最核心的教育理念。
孩子们都在正规的学校上课，我会亲自跟每一个孩子的老师说，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请你们多关心一下，多帮助一下。我把孩子的情况告诉老师，是想要老师和同学更爱他，让原本自卑的孩子在班上有一个好的环境。尤其是失去父母的孩子，他本来就有很深的创伤。如果老师能多给他一点微笑，可能他会更快乐一点。
德仁苑是一个大家庭，我跟我的三个生活老师都是真心爱孩子的人。我去校门口接孩子，和孩子们击一下掌，摸一下他们的头，陪他们玩耍。
首先是要保障孩子们的基本生活。我每天都要过来陪孩子吃饭，这样我才知道他们吃得好不好。我对工作人员的要求是，食堂的每一餐都要有剩饭剩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说明孩子吃饱了。剩饭和剩菜还可以喂鸡喂鸭子，不会浪费。
黄梅生和孩子们一起在菜地拔萝卜。李沁桦 摄
我对孩子的教育，就是每时每刻都要发现孩子的优点，对孩子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睁一只眼看孩子的优点，闭一只眼看孩子的缺点。表扬孩子又不花钱，孩子最需要的就是表扬和肯定。我们的工作人员工资也不高，但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必须要喜欢孩子，真正喜欢孩子的人才能做好这份工作，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让孩子更阳光。
最早一批孩子们进来之后，年纪还太小，寝室里全是打架和哭闹的，还有孩子扒在德仁苑铁门哭不肯离开爷爷奶奶的，那个时候很头痛。教育孩子要有方法，我晚上就住在德仁苑，和孩子们住在一起。我们先把大的孩子管好，让他们关心照顾弟弟妹妹，这样一路走过来，慢慢形成一个良好的家风。
封面新闻：德仁苑日常运作开支的经费从哪里来？
黄梅生：2008年创办德仁苑，我的目的就只是帮孩子。我对家长们的承诺就是，我不收孩子的一分钱。2019年，民政部推出了一个关于事实孤儿的规定，每个事实孤儿每个月大概有1600元的补助。我没有要这个钱，也没有要政府的低保补助。钱还是打到孩子的监护人账户上，这些钱是要给孩子读初中、高中和大学用的。
有些领导也建议我收这个钱，但我拒绝了。因为如果收钱，那就是一种工作了，和我的初心不一样。2008年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就是靠我自己。2020年之后，原本稳定资助的上海德仁基金会，也因为受疫情影响，中止了项目。
我原来是老师，也是校长，很多了解我的朋友和以前的学生，知道了这些孩子们，也会自愿地帮我，买一点米买一箱牛奶都是帮忙。有一年账上实在没钱了，孩子们要吃饭，我只好打电话给已经发达的学生，让他帮帮德仁苑。
一方面是开源，另一方面是节流。德仁苑现在自己有好几亩地种菜，养了一百多只鸡鸭，尽量把所有的钱都用在孩子身上，其他可以节省的就尽量节省。总的来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在关注我们，我很感动，谢谢你们。
封面新闻：德仁苑现在最大的压力是什么？您对未来的期望是什么？
黄梅生：最大的压力是安全压力。消防安全、食品安全、交通安全，孩子在寝室里的安全，每时每刻，我都要特别关注。来自各方面的检查，比2008年时的压力要大很多。孩子们有任何问题，我没有办法向自己、向他们的父母、向党和国家交代。
很多人会问我对张桂梅和她的华坪女高怎么看，我想我不愿意成为她，因为这样成名之后，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在照顾孩子以外的事情上，我觉得太累了。有时候，我又会想，如果我能力再强一点，再多一些宣传；让别人更多了解我在做什么事，可能对孩子们会更好。
晚上放学后，黄梅生和孩子谈心。张奕丹 摄
希望大家都能去关注身边的孩子，如果有能力，能帮一个孩子是一个。我期盼着全社会都关心自己身边的困境儿童，我们的社会会更和谐，我们的国家会更强大，我们的后代会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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