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 李长需
一个贫困生，被人举报去了十五六个地方旅游，甚至还包括日韩等国外一些地区，这事儿炒热以后，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才“后知后觉”，“经查属实，根据学校的资助文件相关规定，学院决定取消其受助资格，停止困难资助”。
对于学院来说，这事儿挺尴尬的。自己资助的贫困生，“出现了一些不合理消费”，闹得满世界都知道了，自己才知道。这事儿即便别人不批评，自己也会心里不得劲儿。怎么会这样呢？
要说怨谁？怪那位贫困生不知轻重，偏要发朋友圈炫旅游照，最终惹得有人不满给捅了出去？要说怪贫困生，也能怪得着，明明“钱包”不同以往了，已经可以有钱到处逛了，偏偏还要吃着贫困资助不消停，给学校“制造”麻烦。但要把大帽子都扣在贫困生的头上，似乎他也觉得冤枉，我都有旅游的钱了，你学校咋还给我戴个贫困生的帽子？
说了一百圈，还是校方的贫困生管理出了问题。当初涉事学生被评为贫困生，似乎没有多大问题，父母离婚，父亲欠下巨债，母亲鞋厂务工，入不敷出，没人给生活费和学费，学校给与其资助，也合情合理；这孩子进入大学之后，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拿奖学金，勤工助学，家教，把一个学生可能获得报酬的通道都走了个遍，不仅能交学费和养活自己，加上助学金还有不少的剩余。这剩余的钱，就是他出去旅游的钱了。
但涉事学生能有钱出国旅游了，若不是他自曝形成引起舆论关注，恐怕学校还“蒙”在鼓里。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校方在贫困生认定和管理上的“教条主义”，“一日贫困生，四年全是贫困生”，即便他中途“一夜暴富”，我也不改变。这么干，被打脸，是一定的。这也体现了校方在贫困生事后监管方面，存在着不小的漏洞；更彰显了校方在贫困生的动态管理上的不足。
资助贫困生的资金，一定要花在刀刃上，花在最需要的同学身上。所以，在贫困生的认定和管理上，一定要做好认定，也要做好认定后的事后监管，将之前是贫困生但之后不符合贫困生条件的学生，及时调整出去；将之前并不贫困但因家庭变故出现贫困的学生，及时调整进来。这才符合资助金的使用要义。
大数据时代，做好事后监管和动态管理并不困难。别说这有多大难题。目前，有不少高校通过分析学生在食堂和超市的消费数据，将每月消费低于规定的学生列为受资助对象，这都是现成的例子，没什么不好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