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恰是垃圾货，而不是更值得尊敬的物品，构成了我们的世界 | 书摘

文｜温迪·A.沃洛森 (Wendy A. Woloson)

我最爱的电视剧《阴阳魔界》（The Twilight Zone）有一集精准描述了垃圾货是怎么运作的，没有比这更好的解说了。这集是《给天使们的推销话术》，和蔼可亲的街头销售员卢·布克曼（Lou Bookman）试图阻止死神先生带走可爱邻家女孩的灵魂，展示了一段堪称人生巅峰的推销话术。布克曼就像魔术师从帽子里掏出兔子一样，从随身携带的旅行箱里拿出了一连串商品，引得死神先生的注意。死神先生一开始是个冷漠而又疑心重重的顾客，但由于布克曼的销售技巧高超，死神先生变得格外感兴趣起来。小贩卖的领带，原料不是化纤，而是“原子能以来最激动人心的新发明”,一种“能骗过古代中国丝绸匠人”的材料。缝纫线就更厉害了。“现场演示抗拉强度……如钢铁一般坚固，又如山东绸一般柔顺丝滑……由特别训练可以越洋飞行的东方小鸟偷运进来的，每次只能带一点，放在它们红色喉咙下面挂着的小袋子里。要飞832趟，”布克曼极力兜售着，“才够绕一个线圈的线。”死神先生被深深折服，疯狂翻口袋找钱，大喊着：“你有多少我全要了!”

就像死神先生一样，美国人面对商品市场时，既有精于世故的那种厌倦感，又令人惊讶地容易轻信。新鲜事物定会层出不穷，还会更加便宜易得，这样的确定感令人着迷。与之相伴的风险也很低，因为商品的单价并不算高。但结果就是，这个物质世界充满了稍纵即逝、用完即弃、无甚意义的商品。这是一个垃圾货的世界，而且有着非常实在的成本，从物质到精神，从环境层面到情绪层面，各个方面都有成本。

美国的垃圾货进程始于几个世纪前。以前的村子里当然也有做劣质钉子的铁匠，给黄油掺假的农场女工，还有偷工减料的裁缝，这些先按下不表。大多数东西都出自技巧娴熟、口碑良好的匠人，他们有着良善的初衷，制造出来的东西是为了满足本地社区居民的需求。始于18世纪中期的消费者革命则改变了一切。更加广阔，也更为匿名化和平民化的市场催生了更多需求，于是打柜子的木匠们刻意给柜子外面贴上假的贴皮，模仿珍贵木材和镶嵌，金属匠人们研究出了制作镀金镀银等仿制品的方法，珠宝匠人们开始把流动态、较黏稠的含铅玻璃垫在锡箔上做成闪闪发光的宝石。但即便在那个年代，仿冒品也只有精英阶层和幸运的平民奋斗者才能用上，因为毕竟它们还是手工制作的。仿冒品往往颇受好评，因为它们是巧妙的模仿品，让人们可以物超所值地买到，向其他人炫耀自己物质上的充裕。

但垃圾货——审美低劣、具有欺骗性的模仿，粗制滥造且不指望经久耐用——很快就跟着出现了。这些低劣的东西也开始有了魅力，因为人们总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想要购买它们，比如单纯因为方便易得、便宜无负担，想跟朋友攀比、让邻居羡慕，或者仅仅是渴望新奇事物。然而，如果不是因为有无数巧舌如簧的推销员助长销量，垃圾货也不会变得这么受欢迎。这些早期推销员就像自耕农和独立手艺人一样对国家崛起至关重要，他们的前辈是走街串巷的货郎，至少从18世纪晚期开始，他们就用夸张的表演手法把一件件迷人的玩意儿从包裹里拿出来。虽然他们很早就从商业格局中销声匿迹，但他们的传奇依然在延续。诱人海妖之歌向我们许诺，无数宝藏正在超值特卖，这歌声来自10美元店满当当的货架，来自易贝（eBay）这类电商网站上无穷无尽的购物清单，来自数不胜数的资讯广告，也曾经来自奔走街头、寻求下一个推销机会的那些卢·布克曼和威利·罗曼（WillyLoman）们。

一旦美国人接触到廉价商品（crap）A——通常是在货郎和推销员的帮助下——他们就开始将自己的生活“垃圾化”，起初只是浅尝辄止，后来逐渐乐在其中。美国独立后不久，国内市场就被海外商品淹没。大不列颠是在美国沿海地区倾销的主力，其中许多商品都可以算是劣等的：损坏的，仿冒的，过时的，陈旧的，用易褪色的颜料染的，用不耐用的材料做的……各种五花八门的东西，既无甚意义，也大抵不会持久。

这些都不重要。经历了国内市场的抵制和阶段性的禁运之后，各种类型的美国人——有钱人或中产者，城里人或乡下人——不仅拥有了这个新的市场，成为消费者，同时也将自己视为生产者。19世纪早期的那几十年，给超值商品打广告的零售商和专营平价百货的店铺，开始出现在大城市和小村镇中。卖廉价产品有利可图。作为我们现在1美元店的前身，它们提供的商品选择多，而且价格还低，这个组合非常俘获人心。无数走街串巷的货郎是这些零售商的辅助，他们把“洋基玩意儿”及其体现的国际化观念，带到了内陆地区。美国消费者有史以来第一次开始重视便宜且寿命短暂的物品，而不选更耐用的，迷恋于这些新产品的价格低廉，有规律地大量推陈出新，以及它们貌似可以在物质和情感层面上许诺的满足感。美国人很快就享受起了廉价商品的周期性流失，避免对少量、高质且贵价产品的长期投入。美国这种毫无歉意的一次性文化，正是根植于这一时期的这些商品。

逐渐拥抱廉价商品的这个过程值得探讨。物质如此简单易得，使美国消费者得以全面地参与市场活动——不仅仅是商品的世界，更是其体现的理念和可能性。同时，对廉价商品的品位促进了制造商的产出，由此也提升了整体生活水平。生产商雇用更多工人投入生产，批发商扩展销售网络来分发商品，零售商雇用更多店员来卖货等。促进廉价商品流通也刺激政府投资建设基础设施。由收费高速公路、运河、铁路组成的交通网络，不仅让人们与一度遥远的市场产生联结，也让新的商业模式成为可能，比如做邮购起家的企业：西尔斯百货（Searsand Roebuck）和蒙哥马利·沃德公司（Montgomery Ward）。从个人层面来说，大多数美国消费者得以仅凭新鲜好玩的乐趣而追求新鲜事物，因为他们不再需要把少数物品凑合用一辈子。这就使“拥有”这件事少了很多负担：可以轻易丢弃、替换，不再需要费心维护自己拥有的物品。坏掉的水壶或碎裂的盘子本来算是一场危机，但自从有了垃圾货市场，这场危机就轻而易举地变成了生活中的一点不便，买个新的就能立马改善。

廉价商品也通过其他方式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多功能玉米研磨机、神奇灭火器之类的小装置，或者说“家居神器”（gadget）越来越多，其数量在南北战争后更是呈指数型增长，补充了人们生活中可靠而常用的工具。家居神器体现了美国人无穷无尽的创造力，也大大提升了效率。这些新花样为洗衣服、削苹果之类的活计带来了更快速、更简单、更好玩的体验。但这还不是全部。家居神器似乎是以佣人的身份出现的，意图让工作的重负变成有趣的娱乐活动。人们现在仅凭自己就可以创造奇迹，只需几个小妙招，就能把普通的土豆变成完美的薯条。从过去的多功能工具到现在的神奇园艺锄，这些家居神器用较低的成本带来极大的奇观，也只有它们自己如此极端的超强功能可与之匹敌。

更诱人的是，垃圾货不只廉价，还有免费的。早在19世纪初期，商人们就开始用赠品和奖品来回馈忠实的消费者，这比“好家伙”（CrackerJack）玉米花送的纪念币和麦片盒子上的奖品要早多了。就算是用最普通的东西——苍蝇拍、日历、圆珠笔——也能营造出卖家和买家之间的温情，提高忠诚度。现在的商业美誉体现在T恤、帆布包之类的东西上面，而19世纪则是日历、有浮雕的尺子还有便宜的珠宝等。全是垃圾货，但是不要钱，这就够了。

垃圾货也给美国的家庭带来些许活力。早期走街串巷的货郎兜售便宜的雪花石膏像，让廉价的小饰品、小玩意儿变得平民化。富人和穷人现在都能享受装饰品带来的快乐。虽然这些人（比如19世纪的廉租房住户）的居住条件“肮脏、潮湿又晦气”，但他们也可以在壁炉上摆满廉价的小雕像。不管这些小饰品有多么劣质，它们装点了家居，也让人们在窘境之下得以暂时喘息。有时候廉价仿品反而还更优越：人造植物和水果，用塑料或石膏制成，就算“笨拙可笑，涂抹着绿色黄色的颜料”，也比真实的更生动，更持久，无惧腐坏和死亡。

“可作礼品之物”——高级的小摆件——的贸易增长让美国人拓展了关于装饰品的视野，其种类更繁多，风格更鲜明。这些平价物品——吹制玻璃花瓶、小木雕、手工蜡烛——在专卖店出售，使其拥有者得以用微妙的方式表达自己，彰显品位乃至政治倾向。礼品店在20世纪熹微之际开始出现在美国各地，服务到了越来越多开着新车全国自驾游的休闲游客。这些独立商店的数量与日俱增，店主通常是女性，给消费者提供了似乎独一无二的商品——爱尔兰亚麻茶巾，印度产烟灰缸，手绘木质餐巾夹。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购买这些特别的物件，这似乎与他们的性格、往事和个人艺术品位相契合。但由于这些可做礼品之物总是大批量生产的，它们只可能是非原创的衍生品，绝非独一无二。其挪用的风格化外表，常被称为“样式”，比如殖民复兴风、乡村风、现代风，只能体现出一种假冒的真实性。

还有一种美国人彰显鉴赏品位和社会阶层的方式，就是通过大批量产、销售的收藏品。“刻意的”收藏品是特别为收藏而生产的，最早出现在19世纪晚期，餐具公司开始制作纪念品汤匙。但这个市场真正腾飞起来还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的瓷器制造商极力营销纪念盘。自然而然地，收藏界开始纳入小雕像、古物仿品、玩偶之类，号称值得日渐富有的美国人花钱投资的东西。

这些东西的制造商让收藏这个本来具有排他性的活动变得平民化了。有收藏癖但没什么门道的人们，过去的选择很有限：要么集邮，要么集火柴盒和行李箱贴纸。针对正经藏品的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收藏——古董拍卖、艺术品市场和赞助博物馆这样一掷千金的世界——在经济和社会阶层上只属于顶级精英阶层。而刻意制造的收藏品则使普通人得以享受搜寻的快感，获取和陈列的满足感，展示的自豪感，同好之间的陪伴与情谊，以及（名义上的）经济上的投资回报。20世纪60到70年代，从喜姆瓷偶（Hummel）、军品模型，到纪念硬币、限量版玩偶，各种收藏者都有自己的俱乐部、杂志甚至特别开设的垂类交易市场。

毋庸置疑的是，垃圾货在每个时期都给人们带来不同形式的乐趣。欢乐蜂鸣器、放屁坐垫和模拟呕吐物大概也是如此。这些东西也有很悠久的历史：批发商们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开始出售类似于会爆出假蛇的罐头、假蜘蛛、假胡子、复活植物、惊喜盒子之类的恶作剧用品。美国人此前从未见过如此怪异又稀奇的东西，更不知道要拿它们怎么办。但没关系。这些东西好像总能给人带来无数的乐趣、机遇乃至谜团，特别是对于小孩子或者富有童心的恶作剧爱好者来说。

新奇玩具的市场自萌芽以来持续扩张，一方面是由于技术创新使得新玩意儿爆炸的动静在可控安全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则是靠广告的发展。在20世纪早期，低俗杂志、邮寄商品目录甚至泡泡糖的包装纸，都成了透视眼镜、假狗屎、手指陷阱的黄金广告位。虽然新奇玩具的黄金年代早已过去，但一个多世纪以来，它们在轻佻和玩闹的伪装之下，让年轻的消费者探索了性爱与死亡这类禁忌话题。

如果没有这些垃圾货，美国不会堂而皇之地成为现在这副物质拜金的可憎模样，而垃圾货也让几乎所有人都能过上“美好的生活”。但是这一切都是有代价的。人们用排泄物的同义词这种最贬义的方式来指代廉价商品，这可不是无的放矢。垃圾货在很多方面都算得上是累赘——很快就被用完了，被扔掉的时候带着些许喜悦甚至自豪。它们可能玩世不恭，虚与委蛇，还缺乏诚信。更重要的是，垃圾货往往通过谎言销售，基于那些花言巧语的推销员和营销者们做出的各种虚幻的承诺，他们和巧舌如簧的卢·布克曼别无二致。然而，我们并不总会轻信。我们买垃圾货的时候，完全清楚它到底有多垃圾。

垃圾货遍地都是，而且超脱了各种分门别类的限制。虽然大部分垃圾货不会很贵，这是其优点之一，但低廉的价格并非其先决条件。有钱人也买垃圾货——只是更贵一点。虽然大部分垃圾货用的都是低劣的原料，本来也不指望经久耐用，但也不能仅用劣质来定义垃圾货。比如说很多家居神器就利用了最上等的材料、最高级的科技，但要评价它们的实用性，委婉点来说只能是差强人意。

垃圾货不是具体某种物品，而是一种存续状态：物体的属性，而非物体本身。构成垃圾货的因素非常个人化，而且要放在历史语境中。我的垃圾货并不一定是你的垃圾货。对我而言没什么必要的家居神器可能在你那里就是必要的工具。我收藏的纪念盘子看起来是无价之宝，但可能有价无市。某个不知名公司随便送的赠品卷尺，要是出现在奶奶的针线篓里，可能就是珍贵的传家宝。同理，物品的垃圾属性可以切换，时有时无。有的设备本来是为了省力，但如果用起来反而更麻烦，还增加额外工序，那它就失去了原本的价值。纪念品汤匙的装饰价值和货币价值，会随着流行品位和市场波动而起伏。新奇商品一旦被用过，就不再能提供惊喜价值。物品的相对“垃圾性”在于它提供多少虚假的希望，是否会加速本身的淘汰，有无明确的目的性，以及情感、实用或市场层面上的价值。我们通常不需要，用不上，甚至也不想要这么多垃圾货。进一步来说，垃圾货并不完全是同等的垃圾；它们的相对“垃圾性”取决于它们有多么自相矛盾、南辕北辙、虚情假意、画蛇添足，甚至根本就是大错特错。

还有，垃圾货不是刻奇（kitsch）。有些刻奇是垃圾货，反之亦然，但两者完全不同。刻奇物品主要是由其审美意义上的属性定义的，拥抱“极繁”和“多即是多”这样的理念。在之后的章节中，刻奇的东西确实会偶尔客串出现，包括驴子造型的潘趣酒杯、女性胸部造型的咖啡杯，但这些都不是重点。如果要从审美角度讨论垃圾货的形式，比如某些刻意制造的收藏品和可做礼品之物，刻奇就会起到更为核心的作用。这些东西的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基于热情的“刻奇男女”，他们喜欢浅显易懂的艺术，用意大利艺术评论家吉洛·多福斯（Gillo Dorfles）的话来说，因为“他们认为艺术应该只创造愉悦、甜蜜的感受”而不是“严肃的话题，令人疲惫的练习，需要投入身心、具有批判性的活动”。这就刚好形容了“艺术盘子”、古物仿品甚至类似“宝贝时光”水滴娃娃这类东西的收藏者。这些收藏者喜欢在已知款式数量的情况下，接受集齐一整套的挑战。但刻意收藏品背后的生产方也迎合了只看外表的那些人，工艺品对他们来说是装点生活的“调味品”，或者审美意义上的“背景音乐”。

理解我们占有垃圾货的动机非常重要，不管我们占有的是小瓷像、胸部造型的咖啡杯、假呕吐物，还是的家居神器。精工细作的物品不言自明；垃圾货则需要好好解释一下。这就是为什么本书既是垃圾货的历史，又是消费者心理学的历史。为什么美国人从一开始就很欢迎垃圾货来到自己的生活中？为什么我们允许甚至鼓励它们留下来，何况其敷衍又劣质的特点不仅毫无遮拦还经常成为至关重要的卖点？垃圾货在耳旁低吟其许诺，又高喊其妄念。它怂恿消费者为了囤货而囤货，为了冗余而冗余，为了填满而填满。购买垃圾货往往是毫无歉意的不理智行为，是浪费的、冗余的。垃圾货最能代表美国性。

垃圾货混淆视听：低价的商品并不意味着物超所值。垃圾货满口胡言：家居神器不会减轻我们的负担，也不会奇迹般治愈痛点。它们制造的问题比本来要解决的还多。垃圾货魅惑人心：免费的东西其实并不免费，送我们东西的人不是想要交朋友，而是想赚钱。垃圾货徒有其表：礼品店里买的东西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手工艺术品，而是跟其他商品一样在工厂生产的。它们背后的浪漫故事也是编造的。垃圾货掩盖真相：大批量生产的收藏品并不独特，也不高贵，更不会越老越值钱。垃圾货玩弄是非：新奇商品并不会让我们玩上轻松的游戏，反而会制造出激烈暴力的场面，让原本平心静气的围观者成为加害者（喜欢恶作剧的人）和受害者（不喜欢恶作剧的人）。

当然，这些物体本身并不会做这些事，但好像又做了：它们的很多诱人之处，借由时髦的销售话术和性感的营销活动，用富有说服力的语言对我们讲了一堆废话和谎言，消除了销售方的存在感，好像这些诱人的卖点都是物体自己散发出来的一样。这一桩桩指控会帮助我们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在鼓动我们购买名不副实——或者也算是名副其实——的东西，以及我们为什么一犯再犯。

多亏了厉害的游说者，我们得以在各种物体，尤其是垃圾货上注入某些超越其本身的特质和属性，即马克思提出的“商品拜物教”。这个重要的概念让物品焕发生机，同理也为本书增色不少，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垃圾商品以及我们与其的关系。物品本身并没有生命力，但我们常常假装它们有，主要归功于它们花里胡哨的广告营销起了作用。从过去上门推销员的花言巧语，到如今电视商业广告里的带货主播，这些营销策略赋予物品神秘的特质，与其真实的生产和消费场景切断了联系。当人们在某家大型零售商购物时，一般不会考虑这些产品的生产方式、地点、工人、环境，乃至最后怎么到达店里的货架。就好像是魔法，由它自己的生命力驱动。马克思认为这点很有意思，也很了不起，他写道：

乍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种很简单很平凡的东西。但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商品一旦出现，就变成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了。

商品拜物教不仅模糊了生产的途径，也暗示这种神奇的、超感觉的特质是物品天生具备的，由此使得各种形式的劝说更有说服力。卢·布克曼给死神先生展示的领带，不是用普通化纤做的，而是最新潮的太空时代的织物，同样实用且神奇。最成功的营销活动能让消费者自动地把这些特质带入物品之中，真心为垃圾货卖家所编造的话术买单。正如一位喜姆瓷偶的收藏者所说，“这些瓷偶是在收集你”。

为什么我们要关注垃圾货呢？只为一点：它太无孔不入了。垃圾货曾经数量充裕却又使人致贫，值得我们像对待艺术和古董那样来严肃看待。垃圾货密集占用了资源，不仅在概念化和生产过程中消耗了时间和精力，还让人们为它花钱，更不用说从液态石油化学品倒入模具的那一刻开始，到最后产物被扔进垃圾填埋场，这整个过程对环境的影响。垃圾货也为消费者心理学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见解。商品大量涌进市场，美国人就增加了消费量，但这是为什么？东西变得更多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得跟着买，但我们真就买了，还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理解不同时期消费者的动机，不仅能揭示美国人是如何购物的，更重要的是揭示我们是怎么思考的。理解不同时期的广告和市场营销策略如何应用在售卖垃圾货这件事上，可以进一步揭示美国人在情感上的自我认知——不仅是内在的渴望、需求、焦虑和激情，还有每个个体的冲动和怪癖如何形成了一种民族性。虽然这么说可能有点自相矛盾，但不得不承认，垃圾货堪称日常物件和大众消费的巨型档案馆，能够深刻地提供许多洞见。它为普通人的思想文化史提供了有形的物质实体。

更重要的是，消费者不仅相信各种形式的游说，还认为个人物品是其身份认同不可或缺的部分，是自我定义的基础构件。当我向朋友和熟人们表示我在写美国廉价商品历史的时候，他们都饶有兴致。当我告诉他们我把这些东西称为垃圾货的时候，有些人大吃一惊，有些人则觉得被冒犯了。后者认为我说的是他们的东西，所以觉得我是在抨击他们本人。我们的垃圾货成为自我定义的一个基本构件，尽管我们根本没有参与其最初的构想或生产。我们只是挑选，付钱，带回家。然而一旦我们的物品遭到诋毁，我们自己也会被牵连。

本书无意冒犯任何人，只想做出解释。因为我们的生活中都会有垃圾货，我们应该去了解它在塑造我们每个个体和美国人这个集体的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我们应该去追究这些商品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我们的预期。这正是衡量垃圾货及其垃圾程度的标准——物品失败无用或未达标准的程度：谎言夸张的幅度越大，东西越垃圾。但现实比这更复杂，因为我们并不总会被垃圾货蒙蔽。花言巧语的营销活动和弄虚作假是一回事，睁眼瞎似的购买粗制滥造的东西是另一回事。我们经常漠不关心。

出于各种原因，美国人长期购买垃圾货。虽然“垃圾货”这个词起源于近现代，但粗制滥造的商品并不新鲜。事实上，劣质产品甫一面市，美国人就找到了切合实际的称呼，用一些自带提示的词语：玩意儿，样子货，废物，便宜货，零碎，中看不中用，后来还直称破烂。我们可以认为垃圾货就是实体化的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错误虚假，却随处可见、无拘无束。垃圾货也是如此。它的平民化力量值得称颂，让所有阶层都能享受到现代化物质的充裕。但也需冷眼看待，更精确地计算这些貌似廉价的商品究竟成本几何。20世纪早期的两则记录展示了美国长期以来与垃圾货的冲突。1911年，作家西奥多·德莱赛（Theodore Dreiser）赞扬了小杂货店里的货品，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能来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德莱赛把这种消费者唾手可得的“过量生产造成的货品”描述为一种“着实美丽、有艺术性、人道主义的东西”。其他人并不那么肯定，他们认为这种物质上的充裕带有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色彩。德莱赛发表这番言论的十年之后，经济学家斯图尔特·蔡司（Stuart Chase）和弗雷德里克·施林克（Fredrick Schlink）谴责“浪费消费者的钱”“我们被淹没了”。他们观察到：

我们不随身穿戴的东西，我们丢失的东西，过时的东西，不受朋友待见的礼物，莫名其妙消失的东西——墨水笔、雪茄点烟器、廉价珠宝、专利铅笔A、漱口水、钥匙扣、麻将套装、汽车配件——无穷无尽的小东西小玩意儿小发明，把我们淹没了。

换言之，不必要的垃圾货太多了。所有这些“无穷无尽的小东西小玩意儿小发明”只是浪费钱吗？或者说，它们其实是美国人借以畅想未来更好生活的通道，其中充满的物品一如其最初的设定，能保证便利，提升地位，带来新鲜感，提供价值，彰显情调吗？

无论好坏，垃圾货是美国人作为个体也作为社会整体的缩影。物品是文化的物质形态；它们用符号的语言来表达，承载意义。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那些只买得起这些东西，或者只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人——恰恰是垃圾货，而不是更值得尊敬的物品，构成了我们的世界。美国人拥抱垃圾货，是对垃圾货本身及其象征意义的赞颂、接纳和内化。它反映了我们曾经并将继续生活的社会经济状况，也反映了我们曾经并将继续在如何花钱这件事上所做出的决定，这直接表达了物质和精神层面上的选择与偏好。因此，垃圾货才能发人深省，用好东西所不能达成的方式，一语道破我们最深切的欲望、动机和焦虑：我们的垃圾货，就是我们自己。

（温迪·A.沃洛森，美国罗格斯大学卡姆登分校的历史学教授）

本文选编自《便宜货：廉价商品与美国消费社会的形成》，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该文由出版机构授权发布，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研究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