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丛苗：我一点都不聪明，只是单纯努力而已

亲历者：王丛苗

采访者：张飞

访谈时间：2021年6月7日夜

访谈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资料整理室

亲历者简介：王丛苗，女，二里头村人，1963年12月出生。1970—1978年在二里头学校完成小学与初中学业，1978—1982年在偃师县第三高级中学完成高中学业。1983年至今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工作期间参加了河南洛阳二里头、郑州站马屯、淅川下王岗，河北临漳邺城，陕西西安丰镐，新疆新源那拉提汉代古墓群，山西临汾陶寺等遗址的发掘与绘图。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高级技师，河南省人大代表。曾获河南省“最美职工”、“出彩河南人”、“感动中原十大人物”、河南省“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

王丛苗老师是我在二里头认识的第一位技师。2019年10月底，我来二里头给即将召开的“二里头科学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开馆仪式做一些会务与布展工作，当时带领我干活的便是丛苗老师。在博物馆布展的过程中，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百件陶器摆放在地上、展台上，琳琅满目，丛苗老师需要按器型、时代将陶器分门别类地摆好。对当时的我来说，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对丛苗老师来说，这简直是小菜一碟。她一边报器型与期别，一边让我们把器物摆到合适的位置，短短一个晚上，满满三面墙的陶器矩阵便安放完毕。在场的学生无不对王老师的分期断代能力五体投地，纷纷请教起来。

再次见到丛苗老师是在2020年的夏天，也就是我在二里头遗址第一次做田野发掘的时候。那时丛苗老师并没有参与遗址发掘，她主要负责遗址东部的钻探工作，利用钻探的成果为田野发掘提供一些线索。当时我负责发掘总日记的记录工作，需要对遗址内遗迹堆积有一些宏观上的认识，因此常跑到她那里了解钻探的收获。她总是很热情地招呼我坐在小马扎上，然后很耐心、很仔细地告诉我目前钻探的新发现，也会主动教我辨识钻探出的土壤。她很喜欢思考问题，常基于已有的钻探与发掘成果，提出她关于某一区域或整个遗址布局的认识。因为这种难能可贵的品质，许多学生都喜欢找她聊天，向她取经。

2020年的冬天，我第三次来到二里头，这次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室内整理。整理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遗迹中出土的陶片进行器型辨识、分期断代，而实现对遗迹年代的判断。这绝对是一项高难度的工作。正是在这次工作中，我对丛苗老师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在修复之前，绝大多数破碎的陶片已在她脑海中呈现出其原有的模样。丛苗老师是极度谨慎的人，对于不确定的器型与年代，她会反复查阅相关资料，反复与其他老师讨论，最终得出一个相对准确的答案。她总跟我们说她的悟性很低，辨识器型、分期断代的能力都是她在这几十年的绘图工作中总结出来的，一边画一边记，都是死记硬背。她总是这般谦虚，也许是她觉得这样说会给我们的学习增添一些信心吧。

丛苗老师是二里头考古队的绘图高手，也是全国很多考古工地争相聘请的对象。她画图又快又好，二里头遗址近三十年的发掘报告与简报中的器物图基本都出自她手。她很喜欢回忆那段学画图的往事，在那段学习历程中，她吃了很多苦头，当时她总以为是自己没有天赋，才怎么也学不会的。可她是个有韧性的人，面对一次又一次挫折，她都没有放弃。当所有人都下班回家后，她一个人坐在办公室一边绘图一边琢磨技巧。只要有任务她都会接受，以此获得更多的锻炼机会。对于那些在她绘图学习过程中帮助过她的人，她不仅记得每个人的名字和面庞，甚至能清晰地还原他们当时说话的神情。每当谈到这些过去的人，她的情绪总会变得有些激动，言语中充满了深情与感激。她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

2021年夏天，我在二里头遗址进行田野发掘，其间由于王宏章老师被调往其他发掘区指导工作，赵海涛队长就把丛苗老师从勘探工地调到了我所在的发掘区域，就这样，我与丛苗老师有了更多的相处时间。在发掘过程中，我们一起对遗迹现象进行讨论，我也时常向她请教一些问题。她在发掘中与在室内整理时一样谨慎，对存疑的遗迹总要反复刮面，反复讨论，有时还要打电话把宏章老师叫来一起讨论。有时候，对丛苗老师的过度谨慎，我会感到有些着急，总觉得这样挖下去进展太慢，偶尔会催她快一点，但她始终坚持自己的工作方式。后来我逐渐理解，这是她几十年来的工作经历使然，她觉得这样做才是最正确的，我们应当给予她充分的尊重。

2022年春，我来到二里头整理我的博士论文资料，又一次给丛苗老师添了麻烦。在整理过程中，我需要对七八千块二里头陶片进行分期断代，当时她正在为即将发表的简报画图，因而成为我主要的求教对象。我几乎每天都会拿着碎陶片向她询问时代、断代标准，她总是不厌其烦地回答我，并且总是客气地说我的问题也让她学习到了很多。除此之外，我还有一批陶器的器型与工艺图需要绘制，由于我的绘图功力不强，所以这些图大部分是在王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有不少还是她直接绘制的。她总说我的这些绘图工作她可以替我画完，不要我一分钱，我只需努力写论文就行。然而，每次看到年近六十的丛苗老师趴在电脑前面，一步一步地学习用PS、CorelDRAW处理图片，经常加班到夜里十一二点的样子，我完全不好意思让她代劳。她这样的年纪，还在克服一切困难学习新东西，我有什么理由碰到一点难处就找人代劳呢？

丛苗老师无比热爱她的工作，她的生活中基本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她绝大部分的乐趣都来自工作，来自工作中对新事物的学习。当我告诉她要对她进行采访时，毫无意外，她选择的时间与地点是深夜、办公室。哦，对了，最近我刚得知她又学习了一项新技能——她通过了驾照考试，要开车了。

采访者：王老师好，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加入了二里头考古队？

王丛苗：我本应该1980年高中毕业，但我复读了两年，1982年6月第三次高考时落榜了，那时候我19岁。高中毕业后我非常自卑，因为和我同龄的我们第三村民组的8个女生中只有我一直在上学，虽然上到高中毕业，但就是考不上大学。她们都只上了三年学就回来干农活了，我19岁才出来干活，什么也不会。那时候她们一天能拿到8个工分，而我只能拿5个工分，我特别自卑，每天走路都低着头靠着墙根走。

时间到了1983年冬天，那一年我表姐结婚，她之前一直给二里头考古队做饭，结婚的时候就找我顶替她给队里做饭，但只让我顶替她几天，她结完婚还要继续干。我跟她说我什么都不会，做饭做得不好吃，她说你只要会蒸馒头、熬粥就行，别的菜北京来的人会自己做或者教你做，而且考古队的人对吃饭要求不高。她这样说，我就放心了，于是就顶替她干了20天。

没想到因为我人比较实诚，居然被考古队的老师留下了，代替我表姐干了整整一个冬天。在这个冬天里，我一边做饭，一边看考古队都干些什么，心里想着能不能学点东西。我那时候上了几年学，在村里算是文化人。

我发现，考古队的工作第一步是刷陶片，第二步是往陶片和兽骨上写发掘编号，第三步是给器物画图。当时我就对给器物画图挺感兴趣的，感觉很适合我。于是我找到队长郑光先生，跟他说，每天做完饭我就不回家了，我想在队里学绘图，而且我说我一分钱不要。于是郑先生就让我跟当时的绘图技师王相峰学习绘图，就这样我算是正式开始步入考古行当了。

采访者：您现在已是考古绘图界的顶尖高手了，能说一说您学习绘图的过程吗？

王丛苗：最早的时候就是二里头考古队的上一任绘图技师王相峰教我，但我感觉他那时候比较难相处，而且每次教我东西时都显得很着急，所以很多时候我都不敢请教他。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吧，当时画陶鬲，我不知道怎么表现陶鬲三个足之间的裆部，但他教到这儿的时候都是匆匆一点，懒得跟我细说原理，我苦恼了好多年。陶鬲裆部的画法还是后来我去了社科院考古所，考古所绘图技术室的主任张孝光老师教我的。

我一直认为自己比较笨，所以别人休息我不休息，别人下班回家了，我吃过晚饭会继续回到队里画图。那时候我加班是常有的事，经常干到晚上12点多，自己琢磨，还不要一分钱加班费。就这样，大部分器物我学会画了，并且可以自己制作卡片，会干了自然就被留了下来。

采访者：您在给二里头文化的陶器进行分期断代方面是专家，请问您是如何学会这一技能的？

王丛苗：这个主要是跟郑光先生学习的，二里头遗址的陶器分期基本是郑先生确定的。当时郑先生会把不同期的陶器分好类，一排一排地摆在架子上，我画的时候就知道画的是哪一期的器物。画图最重要的是表现细节，通过细节的变化展现陶器形态随时间的演变。如果细节表现得不好，郑先生就会让返工重画。就这样，我不断画图，郑先生不断纠正我画图中出现的错误，我的记忆也就不断加强，陶器的分期断代渐渐就学会了。另外，每到整理陶片的时候，郑先生总是亲自参加整理，跟我们一起认陶片，给陶片分期，这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

采访者：听说二里头考古队现在这座小院是郑先生在任时主持修建的，条件在当时社科院的所有工作队中都是首屈一指的，因此还招来了不少所内同人的批评。您知道他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吗？

王丛苗：我刚到考古队的时候，考古队的工作驻地在二里头村村支书王永焕给找的一处民房里，房子到现在还保留着。那个房子总共3处院子，一处院子上下两层共4间房，3处院子就是12间房，最西边的院子是修复室和绘图室，中间的院子是陶片仓库、郑先生与杜金鹏老师的宿舍，东边的院子是张国柱先生的宿舍、资料室、厨房、餐厅。那个地方空间根本不够，资料室和张国柱先生的宿舍是同一间屋子，餐厅还兼用作陶片仓库。条件实在太艰苦，杜老师的房间只有两个小凳子支着两张木板作床，外加一个非常非常破的桌子，床下全是发掘出土的人头骨。郑先生的房间除了床也就一个放资料的柜子、一张破桌子，非常简陋。我这么说，你知道郑先生为什么要建新考古队驻地了吧。

采访者：条件竟如此艰苦。那他们当时的伙食如何？

王丛苗：早上最主贵的就是一个鸡蛋，三分钱还是五分钱记不清了。中午很少吃肉，就是一个菜加面条或米饭。晚上就喝点汤，吃点馒头，也很少有菜。

采访者：你们的工资水平怎么样？

王丛苗：工资水平刚进来的时候是每天一块五，感觉还不少，因为八毛钱就能在生产队买到10个工分。可后来让大家不满意的是，物价上涨了，别的地方都在涨工资，就我们基本不涨。1999年许队来的时候，我们一天的工资才十块零五毛，许队来了之后才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采访者：您对许宏老师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

王丛苗：他一来就是队长，在大伙儿心目中，队长或领导都是高高在上的，所以我们很少近距离接触。我开始对他产生好印象的原因是，他会很公平地处理每一件事，尤其是技工和技工之间的矛盾。其实他还在偃师商城发掘的时候就来过二里头队，那时候他领两个日本人来参观，我领他们去楼上看陶器，那时对他印象就很好，他非常和蔼。

采访者：您当时觉得这个新任许队长的工作风格和郑光先生有什么区别？

王丛苗：在对工作的要求上，他跟郑光先生区别挺大，他要求特别细。比如画一个墓葬，郑先生要求就不是特别严格，只要把人骨、陶器的位置画对就行，人骨的宽窄以及一些细节，郑先生没具体要求。可能是不同时期要求不同吧，当时大多数简报、报告都跟郑先生的要求差不多。但是许老师来了之后，每一张图他都要审查，每一个探方他也都要检查，甚至标点符号、错别字他都要挑出来。他的眼睛非常毒，他不用量我画的人骨架尺寸，就能看出我哪个地方画得有问题，我每次拿尺重新一量，果然都有误差。当时我们压力非常大，因为跟郑先生干了那么多年，已经习惯了原来的工作方法，新要求一下子接受不了。当时在许老师的要求下，我们已经很细地做资料了，但每次都能被挑出问题，很痛苦的。

采访者：许老师每天会和你们一起在田野发掘吗？

王丛苗：他从1999年来到二里头之后，就每天跟着我们一起发掘，至少在野外待了10年。他上班的时间跟我们完全一样，偶尔会迟到，但最多不会超过5分钟。我记得当时为了搞清楚二里头遗址的范围，他整天和我们一起钻探、记录，第一张二里头遗址范围图就是他自己亲手画的。

采访者：新世纪以来科技考古快速发展，您在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中有这样的感受吗？

王丛苗：有这样的感受。现在我们工地都是三维拍照和制图，非常方便和准确，不像以前都靠手绘。以前郑先生、许老师只要上北京汇报，我就得加班加点画图，经常中饭、晚饭都来不及吃。现在不需要这样了，我们有专门的人负责电脑绘图。再一个就是无人机拍照的应用，那简直太方便了，再也不用架梯子了。

采访者：您的两个孩子都很优秀，您的言传身教很成功。

王丛苗：我的儿子正在读博士，我的女儿在读硕士，他们都让我感到骄傲。他们两个在考古队这个大院里长大，所接触的人都在学习和工作，对他们的影响非常大。他们从小就觉得读书学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很好的事，因为他们的妈妈所尊敬的那些人都是无论多大年纪仍在坚持读书学习的。老话说得好，言传不如身教，他们看多了这些读书的人，之后就会受到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也会更加认真、努力地读书。

（本文选摘自张飞 著《我在二里头考古》，由河南文艺出版社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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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二里头考古》

张飞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24年10月

内容简介：张飞， 1993年生，安徽池州人。2023年获山东大学考古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研究方向为夏商周考古、陶器考古。在《考古》《江汉考古》《中国农史》《南方文物》等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曾参加河南安阳殷墟、山东菏泽青邱堌堆、山西临汾陶寺等遗址发掘与研究工作。目前工作地点为二里头遗址。

这里，有中国最早的多网格式都邑布局、中国最早的以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中国最早的国家祭祀场、中国最早的官营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加工作坊……中国历史由此开启王朝时代。诸多的“中国之最”，使它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近年因是否为“夏都”，而一时成为焦点和热点。

这里，就是“最早的中国”——二里头，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

65年来，在二里头遗址从发现到发掘的过程中，徐旭生、赵芝荃、郑光、许宏等一代代考古人，青灯黄卷、筚路蓝缕，用一项项考古成果证实着二里头遗址的非凡价值。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熠熠闪光，写在了中国考古史上。但同时还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默默无闻，栉风沐雨，风餐露宿，长年奔波在田野，为二里头的考古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们鲜被关注，往往被忽略，更难以留下寥寥数笔。而这本书的主角，正是这样一群“非著名”考古人。他们的集体记忆，不应被遗忘。

本书是一部访谈录，采访对象是与二里头遗址发掘、研究、宣传、保护相关的15位亲历者：亲手剔出器物的特级技师，描摹古物的绘图高手，第一件青铜爵的发现者，掀开层层黄土的工地民工，守望遗址的普通村民，文保一线的文物干部，博物馆的志愿讲解者，满怀理想的实习生……受访者年龄从70多岁到20多岁，话题涉及的时间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今，通过访谈形式，拼接起一幅二里头“生命史”的立体全景图，记录与二里头邂逅的诸多考古人的足迹和心路历程，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考古人群像，致敬考古工作背后的无名英雄。同时向公众展示二里头遗址的价值，讲述二里头考古的生动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