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的杨树达。
杨树达先生日记稿本51册，原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经莫晓霞、刘雪平、饶益波等点校整理，于2024年9月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整理本《杨树达日记》首次全面完整地收录杨树达近40年间的日记，汇编为8册，各册书前大多附有彩插；另附《索引》一册，总字数近300万字。《杨树达日记》的出版，既可补《积微翁回忆录》的不足，从中考察稿本与印本之间增删改易的痕迹和学人心态，也可借稿本全书对杨树达生平及其交游进行考证，对日记中所记载的清末以降社会、政治与学术的变化等诸多重大议题展开更为细微的研究。嘉惠学林，不止一端。
黄永年在《古籍整理概论》中称：“古籍整理者，是对原有的古籍作种种加工，而这些加工的目的是使古籍更便于今人以及后人阅读利用。”《杨树达日记》虽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古籍，但仍属于文献整理的范畴，即需要对文献底本进行文本识别、录入、标点等工作。《杨树达日记》由专业团队进行整理，专业古籍出版社出版，这使其整理质量得到了基本保证，但因工程浩大，内容丰富，又成于众手，仍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在文献整理中，标点可谓重中之重。《杨树达日记》原稿并无标点，整理者进行重新点断，对于疏通文义、理解句意具有重要作用。虽然标点使用往往因人而异，不能苛责强求，但整理本也确实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标点问题。以下即以与曾运乾相关的部分为例，并与《积微翁回忆录》（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对读，略作讨论。
《杨树达日记》手稿之一页。
首先，《杨树达日记》大量征引古典文献，要求整理者熟悉相关文献。如1939年10月20日：“近日偶悟《公羊传》，且如桓、立、旦为藉字之假。”《积微翁回忆录》则点作：“悟《公羊传》隐公元年‘且如桓立’，且当为藉之假字。”两相对比，可知整理本中的“旦”为“且”之形误，经查底本“且”字不误，则为整理者之误。“且如桓立”四字见《公羊传》隐公元年，当点作“近日偶悟《公羊传》‘且如桓立’，‘且’为‘藉’字之假。”又如1943年5月28日：“星笠昨告余周颂天作《文王康之康假为恳》。”意指名为“周颂天”之人写作了《文王康之康假为恳》一文。《积微翁回忆录》则点作：“曾星笠昨言：《诗·天作》‘文王康之’，‘康’疑为恳字之假。”“文王康之”出自《诗经·周颂·天作》，此处指其中的“康”字为“恳”字之通假，标点当以《积微翁回忆录》为是。
其次，《杨树达日记》中涉及杨树达自己所作文章篇名，也宜进行核对。如1930年8月15日：“起校《国文中倒装宾语》，及作与曾星笠《论今字读音》书，皆拟入《积微文录》也。”意指杨树达作《论今字读音》一文。《积微翁回忆录》此条改写作：“与曾星笠书，论今字音多与古不同。”可知“论今字读音”为所作与曾运乾书信的内容而非篇名。《杨树达日记》1930年9月10日天头记载“曾星笠复书，论字音”，可知曾运乾后来曾对杨树达此文进行回应。《杨树达日记》中提到的文章，后来收入《积微居文录》（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改题作《与曾星笠书》。由此可知，“及作与曾星笠《论今字读音》书”当点作“及作《与曾星笠论今字读音书》”。
《积微翁回忆录》名为“回忆录”，实际上是杨树达生前根据日记编定的，更像是日记的浓缩版。此为北京大学版。
再次，除涉及文献征引和篇名之外，部分标点还可根据文义进行点断。如1940年4月26日载录杨树达所作诗题《熊（雨生）、曾（威谋）二君斗险不止，几于不可收拾，枣园激战，致成狼狈，至于设誓，自明乃服余弭兵之说，赋此嘲三君》，其中“自明乃服余弭兵之说”于文义不通。《积微翁回忆录》改写作：“熊雨生（正理）、曾威谋斗险不止，几于不可收拾。星笠奖战，亦成狼狈。至于设誓自明，乃服余前诗勿争之戒。再步韵嘲三君云。”“自明”上属为读，“设誓自明”之文义自然晓畅。而《积微翁回忆录》“狼狈”后的句号也应改为逗号，因“设誓自明”仍为曾运乾之事，可据此诗内容推知。又如1943年1月9日：“余谓星笠君诗大进，再勉为之，必可传世，星笑颔之而去。”此处“星笠”后有“君”字，第三与第二人称之间自当点断，则当点作：“余谓星笠：‘君诗大进，再勉为之，必可传世。’星笑颔之而去。”
值得注意的是，上举五例中，有四例均在《积微翁回忆录》中出现。整理者在《整理凡例》中称：“本日记在整理、编校过程中参考了《积微翁回忆录》。”如整理者确曾根据《积微翁回忆录》进行比对，其正确标点自不难确定。但上举四例在标点点断上，均存在《积微翁回忆录》不误而整理本误的情况，也不得不使人对整理者所称的此条体例产生质疑。
《杨树达日记》，莫晓霞、刘雪平、饶益波整理，浙江古籍出版社2024年版。
《积微翁回忆录》所提供的不仅是标点点断上的价值，也为《杨树达日记》中部分隐约未明的人、事补充了相对清晰的说明，并可纠正《杨树达日记》整理本在索引编制上的失误。如1930年6月23日：“同陈、柯、曾三君同饭。”24日：“盥洗后，柯、曾二君出买车票。”7月19日：“余与曾、陈雇汽车到码头，陈君上长崎丸，余与曾君上长城丸。”8月24日：“余与柯、张、曾三君合宴日人。”1931年8月29日：“午到撷英番菜馆，与张、陈、柯、曾宴日本来游者。”整理本第九册《索引》将此五日收入“曾运乾”条，认为“曾”是曾运乾。据《积微翁回忆录》1930年6月：“日本人用庚子赔款招学界同人往其国旅行。”可知此年6至7月，杨树达前往日本旅行，故此年8月及次年8月又在中国宴请日本友人，所涉均为同一事件、同一群体。其实《积微翁回忆录》1930年6月23日条已经补录了同行诸人姓名：“余偕张少涵（贻惠）、陈仲骧（映璜）、曾仲鲁、柯某共五人，登车出京。”可知“曾”实为曾仲鲁，而非曾运乾。曾运乾的出场仅在6月24日，杨树达等人前往东北大学参观之时：“雇汽车赴东北大学，见子屿、星笠、傅治芗、江之咏、江席珍。”《索引》将此五日中与杨树达一同游历日本、归国后宴请日本学者的曾仲鲁误作曾运乾，“曾仲鲁”条索引也因此失收此数日，从而导致从未到过日本的曾运乾，意外获得了异域之旅。（作者为湖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