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品读》2024年第11期内容
大萧条时期，父亲是纽约州特洛伊市的一名全科医生。我们就住在父亲办公室的楼上，前窗贴着他的工作时间：1点-3点，6点-8点。不过这并不准确，因为他随时都会去服务任何前来看病的人。
有一年，哈德逊河发洪水，父亲头戴软帽，身穿大衣，驾着划艇从我家前廊出发，驶入第五大道汹涌的水流中去出诊。我惊恐地看着父亲，他不会游泳啊！几小时后划艇重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里面除了一位精疲力竭的全科医生，还有一只刚宰杀的鸡——那是父亲为手腕骨折的病人治疗后的报酬。
特洛伊市的人都知道，父亲永远不会放弃他们。他们执著地认为，那个全科医生和他装满药瓶、药膏、注射器和线的黑袋子，能让病人起死回生。
我问父亲：“这是真的吗？”在我心目中，他是整个特洛伊市最了不起的人。
“到不了那份上。” 父亲谦虚地说。可他就是那样做的——病人们相信，只要父亲走进病房就能治好他们的病，他身上似有一种光环与治愈的秘密能量相关联。
父亲还兼任县监狱的医生。我12岁生日那天，他带我一起去了那个地方。他慢慢地沿着过道走进那些禁区和牢房，亲切地问候囚犯病人。为他们做身体检查时，父亲先用肥皂水洗了手，并用呼吸把冰冷的听诊器加热，然后才放在他们的胸部。只见他小心翼翼地用手掌握住听诊器的圆盘，将手指的指根部直接搭在病人的皮肤上。“你要触摸他们，” 父亲告诉我，“他们最需要的是同理心。”
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父亲就像对待成年人一样，非常严肃地跟我说：“你要有一双外科医生的手，强壮而细腻。”并建议我“学习拉丁语，这样你就可以开处方了，物理和化学会让你扎根于现实世界”。父亲的每一句话，都是让我提前规划自己生活的信号。
有一次，他把听诊器的听筒放在我的耳朵上，然后解开衬衫的扣子，把圆盘放在心脏部位。突然传来的由生命本身发出的“怦怦”声，低沉、有力，我被感动得热血沸腾。
而面对艰难的诊断时，父亲时常会喃喃自语着“看起来像……”的旁白。后来我才知道，不应该去搭腔那样的旁白。就像有一次在急诊室，父亲给一名遭遇车祸的伤者做检查——他胸部有几根肋骨折断了。“现在，这里有什么……”就在父亲自言自语时，我大声说，“看起来像一把撑起来的伞，所有的支柱都断了！”父亲把手放在我的手上，说，“他是醒着的，听到你的话了。”我当时差点儿就羞愧而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医生奇缺，父亲在10英里外的一个村庄开了第二家诊所。由此，他每天都显得很憔悴。“这样下去你会累死自己的。”妈妈说。可父亲回答，“病人才是最辛苦的。”
晚上我会去他的办公室里做作业。有时检查室的门开着，我能看到他手指触摸病人脉搏的情景。有一次看到一位咳嗽的老人，我问父亲：“他得了什么病？”父亲答，“肺癌。不过，我没有能力治疗他的病。”我明白了这个老人会因病而死。
“很多时候，我们只能发出同情的声音，而这些声音对病人和他们的亲人都有巨大的价值。”父亲的脸在灯光下亮起来，说，“人就像旧画，可以暂时修复，但总有一天都会死去。”
“可是为什么每个人都得死？这不公平。”我继续表达自己的想法。
父亲则告诉我：“人们比你想象的要勇敢。”
后来，在春季里的一个星期四，离我15岁生日还有一个月的时候，父亲突然晕倒在诊室里。两天后，他去世了。
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沉迷于医学——既然在无法面对面跟父亲在一起，我就通过他所做的工作找到他。在医学院里，我像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到了他曾带我去过的那些地方。当我开始学习记录病史和给病人查体时，那些程序对我来说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毕业后，我去了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的一家医院工作。
有一天检查台上躺着一个腿部溃烂的男人，想知道我的姓是怎么拼写的。我向他介绍了自己。
“以前特洛伊市有位医生和你的姓氏一样。”他说，“二十多年前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治好了我的疝气。”之后，他给我看了一道几乎看不出来的白色疤痕。突然间，一切似乎都在颤动和发光，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透过泪水看到了往昔……我告诉他，“他是我父亲。”
病人喃喃着：“他是个好医生，一个好人。”转而问我，“医生，这病能痊愈吗？”
“没问题。”我十分确定地说，“伤口会愈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