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历史学家安杰伊·瓦利茨基于2020年8月20日在华沙去世之前，大约没有预料到他这部《俄国思想史》很快就会被译成中文。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思想史学者刘擎评价本书：“历经半个世纪的时间洗礼，瓦利茨基的这部著作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俄国思想史论述的杰作之列。”
在瓦利茨基笔下，19世纪的俄国思想史格外富有戏剧性。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大国怎样在短时间内快速现代化，看到百余年间思想的旗帜如何不断变换，看到俄国知识分子对俄国命运、自身使命的思考，以及他们如何在西方影响和本土传统之间寻求一条文明的转型之路。
那么，瓦利茨基如何以一己之力，写尽俄国历史上的思想交锋与路径挣扎？本书又将为我们勾勒出历史洪流中一个民族怎样的思想航程？
本文摘编自翻译家刘文飞老师为本书所作的中译者前言，小标题为编辑所加
19世纪俄国思想史全景图
追寻俄国知识分子的源起此书是一部断代俄国思想史，副书名给出了其涵盖的历史范畴，即“从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在作者看来，俄国的19世纪是一个具有鲜明特征的文化时代，便于人们将它视为一个结构整体；正是在这一时代，作为一个群体的知识分子在俄国出现，他们关于俄国的命运、关于自身的使命等问题的思考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与此同时，此书又是一幅19世纪俄国思想史的全景图。全书论及百余位俄国思想家，在这些思想家中，既有人们如雷贯耳的思想巨人，如“俄国第一位贵族革命家”拉季舍夫、“俄国知识分子之父”别林斯基、“俄国现代哲学之父”索洛维约夫以及俄国革命领袖列宁等，也有一些似不太为人所知的“专业”学者，如常居巴黎、用法语写作的实证主义哲学家维卢博夫等。
作者在书中还对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近20个俄国思想流派或团体加以梳理和评介，如启蒙主义思潮、共济会、十二月党人、爱智派、斯拉夫派、西方派、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虚无主义、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百余年间，在俄国思想史的城堡之上不断变换着思想的旗帜。
在评述这些思潮和流派时，本书作者不仅论及它们的组织和立场，性质和影响，而且还注重揭示同一时代不同思想流派之间的对峙和异同，以及不同时代思想流派之间的承续关系。
在瓦利茨基的《俄国思想史》中，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的俄国思想家们济济一堂，各种思想流派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读来却又井然有序，脉络清晰。
俄国与波兰、西方之间思想的桥梁
兼收并蓄，不偏不倚这部在英语世界影响很大的《俄国思想史》，其作者的身份却很独特，即一位波兰历史学家，他置身其间的波兰学术传统以及他与俄苏学界和英美学界的密切关联，使他的这部著作具有某种兼收并蓄的特征，构成一部“三位一体”的俄国思想史。
安杰伊·瓦利茨基
安杰伊·瓦利茨基于1930年5月15日生于华沙，1953年毕业于华沙大学。在瓦利茨基上大学时，波兰属于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阵营，波兰的大学教育体系大体上是苏式的，俄语和俄罗斯文化在波兰十分流行。
瓦利茨基在大学时期就遇到了一位“私人导师”，此人就是流亡波兰的俄国哲学家和教育家谢尔盖·盖森。盖森把俄国文化，尤其是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化带往世界各地，他自身也成了白银时代俄国文化传统的化身之一。与盖森相识并得到盖森的真传，瓦利茨基就像是亲手触摸到了俄国思想史活的肌体。
自1960年代中期起，瓦利茨基与欧美学界建立起了十分密切的关系。在瓦利茨基的俄国思想史研究中，有一位英国学者发挥了相当关键的作用，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以赛亚·伯林。
以赛亚·伯林
瓦利茨基在本书篇幅不长的英文版序言中两次提及伯林：“我的第一站是牛津，在那里我遇见以赛亚·伯林爵士，他对我的想法表现出真正兴趣，并积极鼓励我承担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撰写一本关于19世纪俄国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对峙的详尽专著。”“1966—1967学年，我参加了以赛亚·伯林爵士的俄国思想史研讨班，并写成我关于俄国民粹主义的那本书。”
然而，瓦利茨基首先是一位波兰学者，他的著作自然首先是遵循“波兰传统”的。
所谓“波兰传统”其实有两种不同含义：一是瓦利茨基在这里提到的波兰人对俄国抱有的“敌意”。为争取民族自治和国家独立，波兰人进行过悲壮的抗争，波兰人也由此与俄国人结下世仇；另一方面，波兰知识分子又对俄国知识分子的伟大思想传统“心怀感激”，波兰与俄国同属斯拉夫文化圈，两国的知识分子心有灵犀，在19世纪的思想运动中往往携手同进，不分彼此，所以，作者在这部《俄国思想史》中也提及了多位波兰思想家及其学术贡献。
剖析俄国核心矛盾
再现思想交锋与路径挣扎
追寻瓦利茨基对俄国思想史的梳理，我们从中或许可以提炼出三大核心命题，即古代俄国与现代俄国、俄国与欧洲、社会上层与社会下层。
面对这三大“该诅咒的问题”，俄国思想就像一只巨大的钟摆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摆动，官方与在野，保守与激进，精英与民众，不同的思想倾向既相互对峙，又相互转换，构成一条起伏跌宕、精彩纷呈的思想河流。
古代俄国与现代俄国的问题属于历史哲学范畴，其实就是俄国的历史发展道路问题。这一问题因彼得改革而生，彼得大帝为使俄国尽快成为一个堪与欧洲列强比肩的国家，不惜采用强制西化的手段，其中就包括要俄国人割掉他们的大胡子，改穿西服，学说法语。彼得改革构成俄国历史上的一个拐点，从而形成两个俄国，即彼得改革之前的俄国和彼得改革之后的俄国。
彼得大帝
两个俄国孰优孰劣，在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引起全社会的思想争论之后便成为一个焦点话题。恰达耶夫认为俄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他对俄国的过去全盘否定的观点激起了巨大反弹，俄国社会思潮中的斯拉夫派从此兴起，与西方派构成长期对峙。在整个19世纪中后期，对于古代俄国的温情眷恋时隐时现，全都体现着一种全力捍卫俄国独特历史发展道路的强烈愿望。
与此相对，对俄国历史的强烈否定也始终是俄国思想史中的一股巨大力量，而此类否定往往就是在将俄国与西欧进行比对时做出的，因此，古代俄国与现代俄国的问题便和俄国与欧洲的问题紧密纠缠在了一起。
现代俄国的繁荣和进步，究竟得益于看齐西欧的国家意志，还是俄国本土因素的内在驱动，对于此类问题，具有斯拉夫派或西方派两种不同思想取向的人会给出截然不同的回答。欧洲就像是俄国的一面镜子，俄国发现自己在这面镜子中时而高大，时而渺小，时而正常，时而变形。
客观而言，现代俄国的崛起，首先就是它自身欧洲化的产物。欧洲文明成为俄国思想家的武器库，他们用西欧的思想资源来唤醒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甚或改造俄罗斯人的国民性，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时而会将借自西欧的思想武器反过来针对西方，发现并凸显俄罗斯文明较之于欧洲文明的优越性。
与古代俄国与现代俄国、俄国与西欧的对峙相比，俄国社会的上下层矛盾出现得更早。
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列宾，1870-1873年
早在18世纪中期，拉季舍夫就在《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中提出了社会公正的问题，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这一问题主要就是“农民问题”，亦即农奴制存在的合理性问题。在俄国，一方面，俄国农民被视为俄罗斯民族的最主要构成，是所谓“俄罗斯性”的最可靠载体；另一方面，声名狼藉的农奴制却根深蒂固，成为社会不公正的最醒目体现。
这三个问题其实是相互关联的，甚至是互为因果的，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一种思想张力。在这部《俄国思想史》中，瓦利茨基用富有张力的笔触再现了这一富有张力的思想史进程，就像他在本书波兰文版序言中所写的那样：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思想与其影响之间最非同寻常的异体受精；一个大国的快速现代化被压缩进一个很短的时间段；社会结构和思维方式中古代因素与现代因素的奇异共存；外部影响的迅速涌入以及对这些影响的抵制；一方面是西欧的社会现实和思想对知识精英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又在不断重新发现他们自己的本土传统和社会现实。
所有这些因素均会使19世纪的俄国思想史显得更加有趣，更富戏剧性，胜过许多拥有更丰富哲学传统的发达国家的思想史。
更何况，还必须添加上俄国知识分子毫不妥协的意识形态承诺，他们对道德理想的热情追求，以及他们对他们所面对的那些“该诅咒的问题”的敏锐理解。
此外，瓦利茨基在梳理俄国思想史时还发现了很多有趣的概念，比如“后发优势”；比如多为贵族的俄国思想家如何使最早一批具有自我意识和自省精神的人，在面对社会、民族和国家时又如何往往会体现出某种矛盾心态和立场；比如这些俄国思想史中无处不在的悖论，如何对于俄国思想家及其思想而言不仅毫无妨碍，反而赋予其更多的复杂与深刻，构成俄国思想史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有待读者们通过翻开这部富于矛盾和火花的思想史作品来亲自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