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30周年，澎湃新闻推出系列专题，追踪最新文物线索，采访一线专家学者，重新思考战争背后的历史脉络。
今年9月，澎湃新闻报道英国纽卡斯尔埃斯维克的圣约翰墓园（Elswick, St. John's Cemetery）内新发现一座北洋水师人员墓碑，墓主经学者考证为“靖远”舰随军医生甘肇功。然而，北洋水师的随军医生对于今人而言是一个面目模糊的身份，关于军医甘肇功仍有诸多未解之谜。
本文作者李彬通过对北洋海军军医的详细查考，从人员构成、社会地位、收入水平、中日比较等角度揭示当时这一职业的面貌，也从军医群体的角度对甘肇功的背景做了进一步解析。他指出，北洋海军的军医是被长期忽视甚至误会的一个群体。
甲午海战
多事之秋，海疆不靖，以史为鉴，富国强兵。近代中国的北洋海军和甲午战争，给世人留下了太多警训。在纪念甲午战争爆发130周年之际，我们常常想起邓世昌、丁汝昌、刘步蟾、林泰曾等爱国将领在战争中英勇动人的事迹。但军队和战争绝不是一个人或少数人的事情。军队是个庞大的系统，既有站在顶端指挥调度的将官，也有冲在前线的作战部队，更有站在后方的后勤部队，有机配合，才能战胜而益强，我们不能忽视在后方操办繁琐勤卫的无名英雄。北洋海军的军医，就是被长期忽视甚至误会的一个群体。
一、军医从何而来
北洋海军的军医来源主要有自主培养和社会临聘两种方式。
1881年，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听取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根济的建议，创建天津总督医学堂，是为中国第一所官立西医学校，聘请各国军医官，专门教授与战争有关的解剖学、急救学等西医技术，培养新式军医官。至1888年，在马根济（John Kenneth Mackenzie）的主持下，天津总督医学堂共招收三届学生，毕业19人。第一届毕业生6名，分别是林联辉、金大廷、李汝淦、何廷梁、曹茂祥、周传谔。第二届毕业生4名，分别是徐华清、麦坚信、屈永秋、黄宝森。第三届毕业生9人，分别是郑文祺、赵显扬、何守仁、关景贤、尹端模、钟景儒、吴广辉、钟穆生、陈沛熊。这19名自主培养的西医是北洋海军建军后充当军港、军舰医官编制的重要来源。
1893年李鸿章《医院创立学堂奏折》
北洋医学堂师生合影
其次便从社会上临时聘请中西医生。为了接收军舰和平时操练的需要，北洋海军对外临聘了一批中西医。1880年江永和杨星源两名医生随丁汝昌赴英国接收“扬威”“超勇”号。1887年广东医生杨蒙跟随丁汝昌等人接收“致远”“靖远”“来远”“经远”四军舰。另外北洋海军雇佣了大批洋员，为了方便洋员医疗，北洋海军也从东南沿海及西方临时雇佣了少数西医，如马根济、鲍德均、智伯登、克尔克、伊尔文等。临聘的中西医生，在军内并不稳定，来去匆匆。
由于军内福建人最多，北洋海军聘过若干福建中医，如福建中医陈登铠。近期新发现的“靖远”号随军医生甘肇功（详见澎湃新闻报道《英国北洋水师水兵墓新发现：第六位中国官兵墓碑被找到》《专家解读英国北洋水师水兵墓新发现墓碑，墓主系随军医生》），也是闽籍随军医生中的一员。这说明北洋海军深受地缘影响，“闽派为大”的现象早在建军之初就已经存在，而且几乎遍布各个兵种。
英国纽卡斯尔圣约翰墓园内最新发现的北洋水师人员墓碑，碑文为“光绪十三年，皇清廪生莲皋甘公之墓，六月十八日立”，经考证为“靖远”舰随军医生甘肇功。
有意思的是，根据报道，甘肇功去世后，墓碑既未说他是军人，更未显示他作过随军医生。为何？笔者认为一是跟陈悦、张黎源等学者的猜测一样，甘肇功就是社会临聘而来，按旧例作文官差遣；二是传统社会歧畏军旅，常言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只有生计艰难才去吃粮当兵，是一种穷困的印迹；三则当时随军医生的社会地位很低。明清社会中，医者小道，不为读书人正视，远不如进士及第显耀得多。而医界中，内科高于外科，中医胜于西医。在官本位的时代，自负的读书人，一般不愿明言自己作医生，遑论西医，跟今天西医较高的社会地位恰恰相反。科举出身的甘肇功，本属名门之后，理想的职业应该是出将入相，而不是儒生看不上的小道医生。那么他为何还去作风险较高的军舰医生？笔者认为这主要因为甘肇功家道中落，生活贫困，急需用钱，才被闽籍海军同乡拉上船，担任医官赚快钱。如果活着回来，估计甘肇功还是走科举晋升之路。这与晚清时期潘飞声前往德国教书的因由大体相似。这或许是甘肇功墓碑上不愿明示军旅或随军医生背景的深层原因。
所以今人视作难得的编制饭碗，在当时并不光彩。而派往北洋海军内部的西医毕业生，经历尤其坎坷。
二、坎坷随军生涯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期，中西差距甚大。即使开明人士心急火燎，受制于传统思想、制度及财力等因素，中国在短时间内很难一步到位。北洋海军的军医建设亦是如此。虽然北洋海军培养了一批西医，但是受制于传统思想和财力，并没有重视他们的作用，更没有重用和厚待他们。摆在海军军医面前的是“一混二大三低”的尴尬窘境。
“一混”指海军军医归属模糊，文武不分。按现代军制，军医毫无疑问被划入军职系列，位列后勤军佐，而非一般政府文职。但古代中国常以文官或者临时差遣对待之。北洋海军延用此旧例，令马根济等人诧异和失望。被编入北洋海军的军医没有军衔职权，只被当做文官差遣使用。因此海军军医虽仿照西方设置，却按照清朝传统的“医官”来对待，既显得不伦不类，又无多少实际军权。
马根济
“二大”是压力大、危险大。由于人数寡、药物少，一遇战事，海军军医压力陡增，面对的医患比例常常高达1比几百，救护压力非常之大！他们不仅平时常常受奚落刁难，而战时奔赴前线一旦救护不力，更会受到上下中外的厉声责难，甚至罢黜问刑，可谓如履薄冰，危险万状。
“三低”为职权低、收入低和前景低。与欧美军医的高职权、厚待遇、体系化相反，海军军医在清朝官僚体系里面，官阶非常低，多数是最低的从九品，最高不过五品。甲午前后，获得五六品的军医官，寥寥无几，也就林联辉一二人等。更严重的是，军医官的权力很低。他们没有独立的医疗决策权、人事权、财务权，只能被动地接受上级的草率安排，临场应急。这在战时非常不利于军医官统一规划、整合和调配物资，高效指挥救护，不得不被其他更高职权的军官干预抢夺，以致军事医疗纷乱低效。
收入低。成为正式军医官前，西医学生工资很低，月薪平均7两。转正后，海军军医的工资，平均月薪30两，较少外快，勉强糊口，既不能向官兵收医药费，又不能自开诊所赚钱，根本比不上社会上自由的中医。如此收入，连维持基本生活都难，谈何改进军医技术，有效战地救护呢？
前景低。当时的绝大多数海军官兵，跟普通的中国人一样，疑西医、信中医，对于西医解剖、截肢等更是谈虎色变。很多海军官兵都觉得李鸿章编配西医，是个大错误。西医常被军舰官兵奚落为“吃白食的混子”。他们在平时的军事医疗中，无用武之地，很难通过专长获得官兵认可，进而挤入权力高层，获得良好发展。军医晋升缓慢无望，生存艰难，前景非常渺茫。大家普遍因“前途渺茫而垂头丧气，或不时朝秦暮楚”。比如其中的何守仁一度改学鱼雷，尹端模不堪军官侮辱，直接气跑了。著名的清华学堂创始人唐国安，最先在天津总督医学堂学医，但自觉前景暗淡，不善学医，就干脆辍学不归了。
与日本相比，北洋海军显著不足。日本海军比清朝早十年开建，在医疗建设上亦完善得多。日本军方高度重视军医建设，对英美模仿程度高，建设力度大。日本设立了“军医部”，统一管理陆海军医疗卫生事务，逐渐形成了从上到下统一的军医管理体系。至19世纪80年代，日本海军医与欧美各国，除了在技术上尚有差距外，在制度上基本持平，补齐了副军医官、助理军医、药剂官、护士、护官等大量中间阶层，也建立了与红十字会组织的有效联络。而北洋海军无论在制度和技术上，均要显著落后于日本。总体来看，日本在军舰军医和医药的配给上，至少是北洋海军的两倍。1891年，北洋海军有直观比较之痛。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军造访日本横须贺军医院，事后在《东巡日记》大为感触：“观览病院，一切布置皆效洋风，极甚清洁，正副军医共十余人。我国各所医院，到底皆不能及之也。”面对日本海军咄咄逼人的迅猛发展，丁汝昌、邓世昌、刘步蟾等爱国将官及众海军军医，何尝不想大力赶超日本海军军医、军舰等等，但朝廷不拨款，又徒呼奈何呢？
相较于列强军医的大力组建、快速发展，北洋海军军医的低待遇、边缘化做法，如何不让英雄扼腕、壮士伤心？又怎么可能不会影响甲午战时救护呢？
三、战场死难救护
有关海军军医参与甲午救护的历史争议非常大。北洋海军“医官不力”成为众矢之的。国内言官张秉铨在《北洋海军失利情形》，痛斥“医官不力”为第九大原因。其曰：
“海中交战炮弹纷飞，有猝然中炮骨肉糜碎不知创苦者，自无庸论，其或臂断股折，痛极哀号，惨不忍闻，触目伤心莫此为甚。士卒为之胆寒，无复斗志矣。故海军各船医官必精外科，深娴西法，并多备西国医料药水，以备临敌医伤之用，不但可止痛一时。且冀保全身命。此次海战，军中医士有长于内科未谙外科者，有避匿舱内铁甲中而弗司其事者，有早行离船为保身计者，有不胜其任徇情滥充者。种种不一，言之真堪痛恨。”
名士郑观应将其全文转载于《盛世危言》，经报刊广为流传，直接影响了北洋海军医官的社会形象。国外以英国人戴尔乐（William Ferdinand Tyler）为代表，以目击者的身份指责威海卫的中外海军医官畏战撤逃。受之影响，战后的国内外甲午战争论著，多指责北洋海军医官未战先逃或救护不力，赞扬红十字会的人道救援。北洋海军医官似乎被贴了逃兵、低能、乏力的历史标签。其实不少学者或大众以偏概全了。
对于北洋海军医官，要根据历史场景，正视他们的无奈无力。首先，战前并非无人建言重视军医建设。马根济等人多次强调北洋海军需要高度警惕海战的残酷性，必须大力筹建军医。但北洋海军根本不重视西式军医的建设，甚至将其边缘化，束之高阁，直到战时才后知后觉，慌了手脚。其二清军伤兵过多，所需医药十分庞大，已经远远超出了清军的医疗负荷。北洋三大医院加上学堂师生，所有医生数量不过30余名，但面对的却是十几万的参战官兵，预设医兵比数近1:3000，实际医患比数也在1比几百，更何况平时其内充斥着庸医、劣医，医药储备更是远远不够。事先不重视，事发惊慌失措，事后百般埋怨，对临战不苟且，超负荷救护中国将士的爱国军医，是非常不公平的。
日军则高度重视军事医疗问题，为甲午战争筹谋已久。尽管兵力与清军实际参战数量相当，但是医护人员却高达3000余人，医兵比例仅为1：30左右，单医护人数就已是清军医的100多倍，更不用说专门编排的联队卫生员、卫生队、野战医院、海军医院、卫生预备员、患者输送部、护士等等组织机构，以及其后方民间的零散医疗力量。连西方军事观察者都惊叹日军医疗体系的完善和高效。
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有无撤逃医官？确实有，但也是少数人在威海卫保卫战期间兵败慌乱、穷途末路下逼不得已的撤逃自救。但就整体来看，北洋海军的军医并非软蛋草包，相反他们是真正的救护英雄。最有代表性的天津总医院的军医官及其学堂学生。
战争打响后，据学堂学生姜文熙回忆，天津总医院和北洋医学堂在战时全部转作伤病医院，专门负责接收和救护伤兵。旅顺威海失守后，北洋医学堂成为战后医疗中心，虽然人手医疗资源等等诸多不足，不堪重负，但校内师生还是尽可能救护送来的伤兵，联络红十字会，并代为申请医药及卹伤银。在中外医疗救援过程中，天津总医院的总医官欧士敦，在联络红十字会，医治伤兵中就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事后受到清廷嘉奖，获得“三等宝星”荣誉。欧士敦超负荷工作，尽力救助，收治近千名伤员，受到伤员和舆论的高度敬仰，一时被誉望为“君子”。而中方军医官中最能为第一批军医争光的，当属天津总督医学堂一期生金大廷。
金大廷（1863—1900），字巨卿，上海宝山人，甲午战争时被刘坤一等人派办“前敌行军医局总官”。战争爆发后，金大廷积极联络盛宣怀和西方红十字会，“劝洋人红十字会驰赴营口、田台庄等地，沿途设局收治”，并尽可能地组织中西医生，通过红十字会、公私途径筹得药品、担架，奔赴前线救援，并随时向天津总医院输送伤员，为救护甲午官兵做出了重要贡献。金大廷的努力，在当时就受到了舆论的褒奖，事后也受到了清廷褒奖。战争尾期，学堂在王文韶、刘坤一的指挥下，除医治伤病官兵外，又一度奔赴唐山等地防疫，免费帮助贫民，为控制疫情做出了贡献。北洋医学堂以西法在战时救死扶伤的事迹，战后也被广为传知，受到舆论赞誉，被视为振兴中华医学的重要力量。
四、引领现代军医
甲午战后，战败的耻辱和危机让社会大众开始认真反思中国军事的漏洞。清军医药资源的匮乏、管理运输上的应急滞后等重大漏洞，在甲午战争的考验以及红十字会和日军军医高效救护的刺激下，暴露无疑，终于引起体制内外人士的重视和认真反思。以前备受歧视的海军军医，受时代变革号角的影响，终于在历史上度过了事业及生涯的低谷，亲身参与打造现代军医体制，推进军医教育事业的伟大征程。
清末时期中国开启新式常备军，急需大批新式军医。天津总督医学堂转成北洋医学堂，继续为清末新军输送军医人才。大部分海军军医官被留用、重用，成为高级医官，协助官方筹办北洋军医学校、陆军军医学校等等，在塑造现代中国军医体系立下汗马功劳。
代表人物如徐华清（1861—1924），广东五华县人，官至陆军军医总监，上将军衔，被赞誉为“军医之父”或军医创始人。清末时期，据称徐华清治愈钦差胃病和慈禧太后乳疾，奖授一品顶戴，名为御医，总理医政。甲午战后出任北洋军医学校总办，与日本人力争校址，大力推行军内医药挽回利权，在构建现代军医制度、培养军医人才，推进医学技术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军阀混战时期，徐华清经常组织战地救护队，联络国际红十字会，亲帅医护人员，出入枪林弹雨之间，尽力挽救生命，受到国内外推崇。世界红十字会特增白金指挥刀，以示褒奖。晚年徐华清转职海关，但为人清廉自守，急公好义，退休后多处捐款兴学，筹办慈善，深受世人赞誉。
徐华清
屈永秋（1862—1953），广东番禺人，官至北洋医学堂总办、天津卫生局局长、陆军医监。屈永秋与徐华清等人筹办军医学堂，培养了大批军医人才。同时，屈永秋长期主持防疫及医疗事业，经常出入达官贵人府邸。在主持天津、直隶等地的卫生防疫期间，他力争卫生防疫主权，减少了病亡，挽回了利权。他曾诊治光绪皇帝，成为后世了解光绪死因的重要参考。民初，屈永秋后出任袁世凯总统府医官，综合诊断出袁世凯死于尿毒症。晚年时期，屈永秋继续京津医疗，为中国的西医教育、军医培养等医疗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屈永秋
另外，不少军医学生毕业后，参加中国共产党及相关先进组织，在救死扶伤的同时，继续军医教育，为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在历史上受过委屈，他们为民族作出过牺牲，他们值得历史正名，他们的品格和事业值得我们尊重和传承。
（作者系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