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精神密码,早就藏在这本绝美的书里

《觉醒年代》里,辜鸿铭这样阐述中国人的精神,他认为中国人身上有其他任何民族都没有的难以言喻的东西,这就是兼具同情力量“温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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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电视剧《觉醒年代》


其实,这种“温良”根源于农业文明的乡土意蕴,而最生动活泼地体现在《诗经》之中,它以诗的形式讲述和诠释着厚德载物与自强不息的精神。


这里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笃定,也有“纵我不往,子宁不来”的直率,有“今夕何夕,见此良人”的欢欣,也有“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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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诗歌在千百年后仍令我们感同身受,甚至影响着我们看待和认知这个世界的方式。在今天重读《诗经》,就是重新回到我们的精神家园,去和内心深处的自我对话。


不过,由于时代隔阂的关系,要真正读懂《诗经》的奥秘,还离不开对其中历史文化的考察。为此,首师大燕京人文讲席教授赵敏俐老师将他常年讲授《诗经》的心得体会,整理为这本《〈诗经〉十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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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ook of So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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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本来不是“经”

但也不能支离破碎地解读







《诗经》在古代被称为“经”,并在漫长的历史中承担了教育和教化的功能,这忽视它作为诗歌的艺术价值,朱熹虽然提出《诗经》在感化人心的作用,但是仍未脱离传统经学轨道。


在赵老师看来,现代人往往用自己的文化和艺术观念解读《诗经》,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阅读《诗经》还要注意文献考证,要进入那个历史文化背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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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电视剧《东周列国志》


要深入理解《诗经》,赵老师提出需从三方面切入。首先,必须了解周代文化。《诗经》是在周代的历史背景中产生的,周代的社会环境、政治思想和礼乐制度都深刻影响了其内容,理解这些背景有助于把握《诗经》的生成与社会功能。


其次,应关注《诗经》的艺术特质。传统研究偏向将其当作教化的“经”,而忽视其文学性。现代视角认为,作为乐歌的《诗经》带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如诗乐一体的特征、语词的表达方式等,这与后代诗歌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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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曾两度抄写《诗经》三百篇

 《御笔诗经图》乾隆帝御笔写本


最后,对《诗经》文本进行细致赏析尤为重要。文本分析可以揭示《诗经》的内容与艺术美感,帮助读者真正体会其文学价值。结合周代文化背景的分析和文本细读,赵老师尝试建立一种新模式,全面解读《诗经》的文化价值与文学特质,展示它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奠基作用。








《诗经》中的文化密码

你真的读出来了吗







在《诗经》古朴的诗句中,流淌着中华民族对自然、社会、家庭、爱情的深沉情感,以及对生命意义的探寻。


周民族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民族,其文化品格深深植根于农业生产之中,中国人由此产生了深厚的乡土情感,表现出安土重迁、勤劳守成的品格。


不同于希腊《荷马史诗》歌颂征服与冒险,《诗经》表达的是周人对和平田园生活的向往,对祖先教导农业生产的感激之情。《诗经》在描写战争行役时,重点并不在战争本身,而是在由此产生的思乡怀归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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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一部《诗经》,没有一首诗歌颂周民族对于域外的征服。


翻开《诗经》,另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其中充溢着浓厚的宗族伦理情味和宗国情感。诗中歌颂孝敬父母、兄弟和睦、夫妻相爱,表达着深厚的伦理亲情。


特别是在亲人离世、国家沦陷等悲伤诗篇中,诗人通过血浓于水的情感抒发出对亲族的眷恋和对故土的思念,使作品拥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人伦之情和宗国之爱,是《诗经》这部作品具有不朽艺术魅力的原因之一。这种崇高的人类情感早已经超越了时代的局限,在塑造民族文化品格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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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诗人笔下乃是人伦之至情。


在人类文化中,文学以人为中心是普遍现象。然而,古希腊文学常将神视为人类命运的主宰,特别是在《荷马史诗》中,人的命运往往由神意决定。


相比之下,中国文化中没有神主宰人类生活的观念。《诗经》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鲜明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特色,作品几乎没有神秘色彩。即使在祭祀诗中,周人也重视自我修德,以表达敬德保民之志。


于是我们看见,诗人在直面现实生活时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情感。他们通过自己的情感表达,揭示了生活的本质,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去生活,还表现了周人的生活旨趣、观念及其文化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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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中缺少宏大的抒情叙事,更多的是生活中的小事。征人的怀念,男女的相思,夫妻的爱恋,生活中的烦恼,都可以入诗。


这里既有对农业生产的关心,对宗族国家的热爱,也有对敌人的仇恨和对封建恶政的憎恶;有征人的忧伤,也有弃妇的哀怨;有男女相知的欢乐愉悦,也有失恋相思的辗转徘徊;有对民俗风情的欣赏,也有参与劳动的快乐……








言志和载道

《诗经》独特的开创性意义







《诗经》所表现出的已经不是原始性的快感和乐感,而是更多地融进了用来规范人们行为的道德教训,更多地隐含了对社会行为的善恶是非的审视和评判。


换言之,周人已经开始用清醒的实践理性精神来认识诗这种艺术形式所具有的“言志”和“载道”功能,开始在一定的诗学观念指导下进行有明确目的的创作。


在创作主体上,《诗经》开始展现个体诗人独特的情感表达,标志了诗歌从集体到个体创作的转变。许多篇章中,诗人以个体身份表达忧国忧民之情,对美好爱情的追求,或者对人生不幸的感伤,这种个性化的创作显示出个体意识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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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上,《诗经》不再是原始歌谣的简洁直白,而是展现出对审美形式的高度追求。周代的诗人在创作中使用了双声叠韵、押韵等技巧,运用了赋、比、兴等手法,使诗的结构严整、韵律和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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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仿宋相台五经本)


有明确的创作动机,个体诗人的出现,以及对审美形式的主动追求,《诗经》不仅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也在继承和发展中带领中国诗歌迈入新的高度,成为礼乐文化和个体表达完美结合的艺术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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