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烨华是一位推理作家、翻译。近期，他翻译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书写自己故事的女人》出版，他说：“截至目前，算上翻译过程，这本书我已经看了四五遍，每次看都觉得距离阿加莎又近了一点。”
阿加莎·克里斯蒂在中国拥有庞大的读者群，她的作品不断被重译、再版，并被广泛讨论。在读者眼中，她的作品惊险刺激，充满悬念，从她的笔下不仅能领略推理小说的独特魅力，还能了解英格兰的文化风情。
之所以翻译这本书，因为陆烨华也是阿加莎的忠实读者，一直视其为偶像。他说，时至今日，国内外已有数量众多的《阿加莎传》，阿加莎本人也写过自传，这本英国历史学家露西·沃斯利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书写自己故事的女人》是阿加莎的最新版传记。“沃斯利以历史学家的定位，从海量的史料出发，站在社会历史的新视角为我们解读了阿加莎的一生。”
收到样书后，陆烨华又将其从头至尾完整仔细地读了一遍，他觉得依然有很多让他感动的地方，他说：“就像传记作者沃斯利试图去做的一样，我也把阿加莎当作一位身边的女性朋友——一位跨越时空的前辈和老友。虽然她生活在100年前，我却能感受到她当时的困惑、矛盾和痛苦。我会替她的每一次成就而高兴，不是作为晚辈，也不是作为读者，而是像朋友一般，真真切切地为她高兴。”谈起阿加莎，陆烨华这个阳光大男孩的眼睛里不自禁地闪烁起向往崇敬的光芒，他一脸笑意地说：“在翻译的过程中，这本传记刷新了我对阿加莎的既有认知，同时也拉近了与阿加莎的距离。”
“所有的推理小说作者都应该是推理小说读者，包括阿加莎”
北青报：阅读和翻译完这本最新的传记后，对阿加莎的看法与之前相比，具体产生了哪些变化？
陆烨华：这本书是我非常喜欢也非常看重的一部作品。我是一个推理小说作者，同时也是一个推理小说读者。我觉得所有的推理小说作者都应该是推理小说读者，包括阿加莎。阿加莎也会看福尔摩斯、看加斯东·勒鲁的作品，所以我之前对阿加莎是有两个视角的。
第一是读者的视角。作为读者，我觉得阿加莎太厉害了，每次创作都出乎我的意料，她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大佬”，是距离很遥远的人，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能跟她产生一些关联。
之后，推理小说看得多了，自己也有了创作的念头。作为创作者，我是阿加莎的晚辈。自己创作之后，再回过头去看她的小说，就是第二个视角——从作者的视角去看。我发现她的布局技巧非常高。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阿加莎的作品是教科书，那么这是一本很少有人能学会的教科书。”她展现了很多推理小说清晰而又简单的写作技巧，我觉得她的作品之所以受到世界上不同年龄、阶层、文化背景的人欢迎，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自己写的时候，发现这种“简单”非常难以实现，所以阿加莎对我来说是一个偶像，我永远在向她学习，但学不到一点皮毛。
“我好像在阿加莎旁边看着她写，耳边是屋外轰炸的声音”
北青报：在了解了阿加莎完整的人生故事之后，对她的哪段经历最有感触？
陆烨华：我之前也知道阿加莎的人生经历，但在露西·沃斯利这本书中，有一些情节会让我格外替阿加莎揪心。比如看到描写她的亲人去世，阿加莎11岁时父亲离去，后面她的哥哥、母亲、姐姐，还有和她关系非常好的人相继去世，我都有这种感觉。
另外有两个片段，这次重新读到的时候，也感觉非常难受，以前没有过这种感觉。
第一件是在二战时，阿加莎写了两本书——《帷幕》和《沉睡的谋杀案》，她说这两本书是留给丈夫和孩子的，写完之后她就把书稿锁在保险柜里了，所以这两本书到上世纪70年代才作为阿加莎晚年的代表作出版。其实她晚年的作品质量没有那么高，而《帷幕》是她绝对经典的代表作。看《帷幕》读者会觉得，哇，这是巅峰时期的阿加莎才能创作出来的作品。我以前就知道这段故事，但在读这本传记时，我好像在阿加莎旁边看着她写，耳边是屋外轰炸的声音。阿加莎在当时，不是可能看不到明天的太阳，而是可能看不到下一秒钟的太阳，当时英国的境况非常危险。这种情况下，她想的是：如果我死了，那我要留下些什么？我只能留下作品，我的作品既是为我的读者留下的，也是为自己留下的，更是为深爱的家人留下的。
实际上阿加莎对她的女儿有点若即若离，她说女儿是独立的个体，不应该把她留在身边，甚至她在女儿很小的时候已经出去周游世界了。为此，女儿对她又爱又恨。她女儿晚年时可以说用很大的精力去维护阿加莎的名誉，但小时候她抱怨过，说为什么你不像别的母亲一样陪在我身边？阿加莎是个矛盾的个体，但她在下一秒可能就会死亡的情况下，想的是要留给他们作品，并且锁在保险柜里，我死了你们可以拿出来。读这一段时，我不能说感动，只能说难受。
第二件事，是在其他阿加莎传记或评论中很少被提及的一个场面。二战期间，阿加莎的第二任丈夫去战场，阿加莎在英国后方一边做护士一边写作。他们两地分居，生活困顿艰苦。
书里有一个章节写道，1945年的某一天，阿加莎正在厨房里煎鱼，听到敲门声，打开门，发现是她的第二任丈夫马克斯站在外面，身上背着行李，风尘仆仆，整个人很疲惫。这是一种劫后余生的久别重逢，那一刻，我以为他们会抱头痛哭，但传记作者露西·沃斯利非常克制，没有一句渲染，阿加莎说我在煎鱼，你要不要过来一起吃？马克斯说好，他们就像往常一样生活了，一切都过去了，战争也过去了。就这么淡淡的、好像很不起眼的一段文字，我反复看了好几遍。对我来说，距离战争很遥远，但那一刻，我真正体会到了原来和平、日常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
推理小说影视化的难点在哪里
北青报：阿加莎的作品大部分被影视化了，您认为推理小说影视化的主要难点在哪里？
陆烨华：我觉得难点有三个。
第一，不只是推理小说的影视化，而是所有原著改编的影视化的难点都在于角色。作品影视化时，一个主角能够立住，瞬间就能让喜欢这个作品的人感觉幸福，并且喜爱和接受，这样就已成功了一大半。推理小说为什么很难被影视化？因为侦探是高于故事本身的一个维度。故事可以被拍得很好，但侦探的形象如果不被观众认可，就会让人觉得很怪。阿加莎的作品改编过很多版本，让我们印象深刻、认为是经典的是什么版本？一定是“波洛！我认可这个波洛！”
第二，推理小说本身是弱故事性的，甚至不是一个时间向前推进的故事类型，这也是推理小说改编最大的难点。但我们看书时不会觉得故事弱，反而会觉得有悬念。阿加莎的很多故事往往是第一章介绍一下登场人物，第二章和第三章其中一个人死了，接下去直到最后一章，或者真凶揭晓之前，波洛就只干一件事：逐家逐户敲门询问。一直敲到最后，召集大家说凶手就是你们中的谁谁谁。这个故事在小说里是精彩的，但拍成影视剧怎么处理？不能一直敲门啊，那是很无聊的，也违背了影视剧本的创作逻辑。遵照原著拍的话，一个半小时的电影有半个小时是一个人站在那里不停地说，那为什么不看书而要看电影呢？
当然有成功的。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阿加莎作品影视化的成功案例，在我看来，《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都是成功的，一方面它们是基于原作的，另一方面在中间人物的调度上做了很多成功的改进。
第三，改编成影视有一个天然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时间、年代。往往一部电影改编的时间距离作品写出来已经几十年了，一本1920年出版的书，1920年的读者买单，2024年的读者也买单，因为知道它是1924年出版的，有当时的时代背景。但当今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还照着原来拍影视就不行了，应该把原作的“核”与当代受众结合在一起，改编出新的主题。不一定改变结局，而是改主题，这是很难的。
读作品时，你注意过“阿加莎式诡计”么
北青报：书中总结了阿加莎常用的几类诡计，将其称之为“阿加莎式诡计”。作为资深的推理小说作家，如何评价这种总结？
陆烨华：首先，这本书的作者沃斯利不是一个推理作家，而是一位历史学家。基于她对阿加莎作品及本人的了解，她总结出阿加莎为什么能写出这么多让人感到意外的推理小说，她有哪些技巧。在翻译的时候，我在“阿加莎式技巧”和“阿加莎式诡计”之间犹豫了很久，最终采用了“阿加莎式诡计”。
书中提到的“阿加莎式诡计”有：众目睽睽下隐藏某物，利用真实的地点设置谜团，模糊不清的家庭关系，隐蔽的情侣，用穿着营造刻板印象，让读者信任的角色忽视关键细节，故意埋下明显的线索，隐藏年龄，用外貌描写来误导读者，使用现实中存在的新闻故事。
“众目睽睽下隐藏某物”，来源于爱伦·坡的《失窃的信》，就是说我要藏一个东西，并不是真藏起来，而是大大方方放在你眼皮子底下。
“穿着营造刻板印象”，是因为在阿加莎那个年代，阶级观念很明确。她在书里写一个人有哪些行为习惯，是不是可以用来误导当时的读者呢？比如写他穿着绅士衣服，但其实他是一个流浪汉。
“让读者忽视关键细节”，这一点阿加莎用得特别多。她让一个角色在读者心中建立起绝对高的信任感，甚至让读者认为他就是侦探或侦探的得力助手，然后去隐瞒一些事情、忽视一些细节，读者就会跟着他一同忽视。
“用外貌描写来误导”和“用衣着营造刻板印象”差不多。但这本书里提到了阿加莎具有一些非常女性化的观察，这在男性作者中是很难看到的。比如在她的某本书中描写，“发现了一具尸体，看穿着是一位女性，红色头发，红色外套。”简简单单的描写，反正我是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但阿加莎笔下的一位女性角色就能看出来，她说，“不可能，衣服肯定是凶手换上去的，因为红色头发搭配红色外套，这是撞色，对于一个穿着讲究的人来说，不可能。”这就是独属于女性的观察，男性作者写不出来。
“用现实中存在的新闻故事”，这不是一个误导，而是一个故事的灵感来源。《东方快车谋杀案》《捕鼠器》都是来自于真实案件。对于推理作者来说，灵感会有枯竭的时候，如果正好看到了新闻，觉得可以改编，就会去改编。
她从来没有动摇过写通俗文学，写好看、精彩的小说
北青报：在现在的读者看来，阿加莎可能是个神一样的作家，但是在她刚出道时，当时的主流文学对阿加莎所代表的这种通俗文学是不太认可的。作为推理小说家、专长于类型文学的作者，您如何看待类型文学与纯文学？
陆烨华：我觉得我们这代作者已经非常幸运了，我们可以大声说，我是写推理小说的，我写的是通俗文学，我很骄傲。但在阿加莎那个时代，写通俗小说甚至会被同行所鄙视。这本书当中有一段，我看的时候觉得很搞笑，但是又很令人振奋。说是1922年的时候，《尤利西斯》出版了，那一年谁谁谁写了什么，列出了很多名垂青史的纯文学作品。接着，书里写道：那一年，阿加莎出版了《暗藏杀机》。
《暗藏杀机》在我们现在看来，只是阿加莎中下水平的一个作品，对她自己来说也是个小品文式的小说。把这个作品与纯文学的那些著作并列在一起，我觉得好搞笑，没有人这么并列过。
当年世界文坛上涌现了那么多优秀的作品，到现在我们还觉得是经典，但在那一年，阿加莎依然在写她自己觉得好看的、老百姓愿意买单的作品。阿加莎曾经说，我并不觉得羞耻。因为她觉得她就是一个文字的工匠，这是她的工作，她不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某些理想去做，而是把自己当作一个服务者。我觉得这个观点放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是非常被大家认可的，哪怕我是个短视频创作者，我也可以骄傲地说我是一个创作者，对不对？但在十几年前，我说我是一个拍短视频的，好像不是一个工作。从这里可以看出阿加莎的思想非常自洽，她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的初心，那就是写通俗文学，写好看的、精彩的小说。
阿加莎非常了解自己。首先是了解自己的能力，她觉得纯文学她写不来，但她可以写好看的推理小说。读者看完了，也不用觉得获得了什么样的心灵上的升华，她也没有想给文坛造成什么冲击。我觉得这个心态特别好，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阿加莎会面临同行的质疑。
当时阿加莎已经非常受欢迎了，阿加莎出一本书，很多读者连夜去买，甚至有时候排队买都买不到。阿加莎已经拥有数量众多的读者，但她依然被严肃的纯文学作家瞧不起，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是阿加莎的创作是低于她本人所属阶层的，她是在向下创作。阿加莎是一个中产阶级，但是她永远没有为上层服务，没有要写一个贵族精英才能看的小说，她写的恰恰是连最普通的家政员都爱看的小说，这点我觉得特别了不起。
文/本报记者王勉